明朝自朱元璋起，享国二百七十六年。而明末在短短的五年之内，却接连出现了三大悬案。三案不仅案发的间隔时间短，发生地同样都是在壁垒森严的皇宫之内。它们分别是: 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三大悬案中梃击案是最先发生的，也是三案中最为诡异的。之所以称之为诡异，是因为本案是涉及立储之争和在皇宫内公然行刺的大案，却在案件稍露端倪之时突然中止草草结案。
行凶者张差在临刑前的那句: “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令案件更添疑云。此案除行凶者张差伏诛外，张差供出的同伙，即太监刘成、庞保二人更被秘密处决，令全案的所有线索由此全部中断，成了死无对证。
立储之争已告一段落后发生的梃击案
选立太子是古代皇帝必须要面对的，明朝的万历皇帝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王皇后无子嗣，与宫女王氏所生子朱常洛成了长子，按立嗣立长的祖训，应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想违背祖训，册立最为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
当这想法提出以后，立刻遭到朝中大臣及东林党的反对。此时的万历皇帝仍不甘心，并以各种借口拖延立太子的时间。此事最后惊动了皇太后李氏，在她干涉之下，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为了安抚郑贵妃，将朱常洵封为福王， 赐洛阳为其藩国。
虽有皇太后及一众大臣的支持，当了太子后的朱常洛，深知在朝廷内有一定势力的郑贵妃定会耿耿于怀，因此行事尽可能低调，唯恐稍有差池而被废。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二月，支持朱常洛成为太子的皇太后李氏病逝。
仅过了一年，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五月初四，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忽然闯入一个手持一根粗大枣木棍的男子，几下打倒了守门的老太监后，直奔太子寝宫。
贴身太监见阻拦不住，连忙关闭大门大声呼救。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将此男子擒获后，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
朱常洛受惊后，第二日即将此事禀明了万历皇帝，万历帝闻讯后当即下令立刻展开审讯。 然而负责主审的官吏以该男子是个疯癫病人为由草草结案。
与此同时，朝中郑贵妃的党羽也上书要求尽快处死凶徒。而朝中的“东林党”大臣怀疑此事是郑贵妃所为，请求皇上彻查此事。万历皇帝怕事情闹大，决定亲自处理此案。在距案发时间不到一个月的六月一日，万历皇帝秘密下旨，在宫中处决了太监刘成、庞保二人。
案发后的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想惹万历皇帝不快，也不想得罪郑贵妃， 加上本身毫发无损主动提出不予追究。最后，案中的行凶者张差被处以凌迟。至此，全案到此终结。这就是晚明三大悬案之一的“梃击案”。
历史上对此案幕后指使的三大猜测
一、郑贵妃为幕后指使说
梃击案发生在初四的酉时(17点到19点)，据张差交待，
“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 ”。张差进京的当天即匆忙进宫，显然进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刺杀太子。张差进宫的时间是在申时(下午3点到5点)，与张差一起的还有大约二十人左右，这一伙人假扮成光禄寺抬食盒的差役，由太监刘成带领，先进入厚载门，途经尚衣监、都知监、 印绶监，绕万岁山后到达东门即东华门。
此时，情况突然有了新的变化，“既至宫，肭懦不敢进”，而“独差犹壮勇挺棍入宫。”本来是一伙人进去的，现在独剩张差一人敢于入宫行刺。据张差事后招认，太监刘成指示进东华门时别说话，只管往里打，杀人也无妨，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杀人后，自有人来救他出去。
据明朝《两朝从信录》记载，“刘公领我进去，教逢着人就打。” 案发后经过进一步的审讯查明，领路的刘成、庞保两个太监是郑贵妃的心腹内侍。对于郑贵妃更为不利的，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郑贵妃的父亲郑国泰竟在朝堂之上主动澄清自己与此案无关，也无所谓的“外戚专擅”。
这一举动令满朝一片哗然，众大臣认为此举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郑贵妃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一直与万历皇帝进行秘密商议。如果说废掉太子后，得利最大的无疑也是郑贵妃。
二、幕后主使是万历皇帝
在册立太子前，万历皇帝与郑贵妃商议后，最先认定的人选是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甚至于不惜违反祖训。从日常对待太子朱常洛上看，太子全然无法与弟弟朱常洵相比。太子身边随侍的，只有几个自小一起玩耍的伙伴与太监陪同，而简陋的宫殿则更显寒碜。
反观朱常洵则配有大批的随从和护卫，其宫殿也是修筑得奢华无比。万历自始并不喜欢太子朱常洛，当阻拦册立朱常洵的皇太后去世后，亲手制造了此案，目的是让宠爱的郑贵妃儿子可以成为日后的皇位继承人。
三、皇太子朱常洛自导自演
太子自导自演了梃击案，其目的是借此陷害郑贵妃，以稳固自己的太子之位。
三大推测不合情理之处:
一、虽然郑贵妃的嫌疑最大，但梃击案不可能是由郑贵妃一手策划的。
首先，在选择作案的时间上不合理；梃击案是发生在皇太后死后一年，按照守孝三年的传统，挑这个时间点并不合适。册立太子时是1601年，梃击案发生在1615年，十多年都等得了，为何不再等上个一年半载再行下手？万一事情败露又该如何面对万历皇帝及满朝的非议和弹赅？
其次，万历时期朝廷向有遇事众议的习惯。郑贵妃及其父郑国泰明知案发后自己的嫌疑最大，自然清楚在满朝议论之时，仍主动撇清关系的举动，很可能会出现反作用，被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恰恰是郑国泰的这一反常举动，说明其急于想摆脱干系。既然不是自己干的，就无需再有什么顾虑。
再次，如果真是郑贵妃一手策划的，其必然会提前做出精心的布置与安排，以保证一击即中刺杀成功。而此案诡异的地方不仅体现在选择刺杀行动的路线上，还体现在备选方案的不足。
以郑贵妃在宫里及朝中的势力看，要安排刺客进入皇宫并非难事。为何有多达五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上，却挑选了一条不大合理的入宫线路？当二十多人将到达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时，竟出现了“临阵脱逃”的一幕。另外，在人手不足的情形下，仍坚持让张差独自一人去完成一个明知不可能完成的刺杀。这样的刺杀行动，更像是一场演习。
最后，按照常理来看，在古代若发生如此重大的宫庭事件后，出现了可能令幕后指使者身份暴露的情形时，一众参与者必然会遭致灭口。为何张差一再接受提审，而郑贵妃却没有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而任由其供出同伙？因此，梃击案的幕后指使不可能是郑贵妃。
二、万历皇帝想废掉太子可实施的方法实在太多，历史上可借鉴的例子也有不少，万历皇帝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制造出这么个蹩脚的案子。他只需要找个借口或栽赃陷害等，直接就可把太子给废掉。
三、太子朱常洛自导自演的说法最不可信。朱常洛被册立太子，更多是缘于皇太后李氏的支持。梃击案发生时，皇太后已然去世，等于本身已孤立无援的太子突然失去了最大的依靠。这时发动一场自导自演的刺杀，想要扳倒郑贵妃无异于以卵击石。
而本案中的太监刘成、庞保二人是郑贵妃的内侍，太子又如何有能力去劝说并让其参与到陷害郑贵妃的行动之中？更何况，一直处在唯恐被废恐惧中的太子，在自身前途未卜的情形下，恐怕连实施这样行为的胆量也没有。
对梃击案的推测
梃击案的幕后指使只可能是郑贵妃、万历皇帝和太子朱常洛这三个人。既然排除掉三个人单独实施刺杀的可能性。假设万历皇帝与太子朱常洛联手，共同炮制了梃击案。那么，全案不合逻辑的地方都可解释清楚顺理成章了。
万历皇帝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一直由母亲李氏代为听政，太后又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当万历在册立太子一事上出现有违祖训时，也是在关键时刻由李氏一锤定音。证明皇太后李氏在世时，仍有左右万历皇帝决定的能力。
李氏去世后是否留有不得废除太子的遗嘱不得而知，但万历在册立太子后的十几年间，一直受到来自郑贵妃的改立要求是肯定的。因此，在不想违背母意又得面对郑贵妃的不断要求下，万历渐渐变得不胜其烦。要改变这种状况，人为制造出一个案件就成了首选。
在实施可行性方面，万历定会与太子联手。因为如果太子不能提前预知，在实施“刺杀”时万一发生意外，反倒促成了郑贵妃。这在案发时，几个太监能有充足的时间关闭大门呼救这一环节上可看出。
而太监刘成、庞保虽是郑贵妃的内侍，但毕竟圣命难违。除了郑贵妃，唯一可以调动二人行事的，只有万历皇帝。启用这二人还可以将视线转移到郑贵妃的身上。
纵观案发全过程，刺杀行动如同儿戏一般。在满朝议论纷纷都猜测郑贵妃是幕后黑手时，万历皇帝的表现却有点出乎意料。既没有运用皇帝手中的权力将舆论强压下去力保郑贵妃，也没有要求太子朱常洛作出公开的澄清。在郑贵妃向其哭诉时，一反常态冷冰冰地甩出句
“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的话。太监刘成、庞保二人是郑贵妃的心腹内侍，本可继续沿着这条线索一直排查下去揪出元凶，但万历却秘密杀掉这二人，恐怕更多的是要摆出个姿态给郑贵妃看。人是你的，可自己不愿再深究下去。同时，除掉二人也可将本案引入一个永远无法得知真相的境地。
对万历皇帝而言，制造这个悬案，一是可以有效削弱郑贵妃的势力(事实证明，随着梃击案的结束，郑贵妃的势力已然大减。)；
二是避免在册立太子之事上再起波澜。毕竟朱常洛成为太子亦有十多年之久，期间并无过错且行事低调。一切看在眼里的万历，恐怕早已从当初的不喜欢慢慢变得接受和认可。而对太子朱常洛而言，梃击案的出现反而令他的太子之位更为牢固。
因此，梃击案很大程度上是万历皇帝与太子共同炮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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