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我们无比热爱“统一”，似乎这种观念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
实则不然，在秦帝国之前，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分散且相互独立的地缘作用中，周王朝实行了近八百年的分封制度，使得不同邦国之间产生了极具差异的文化认同和家国归属感。
这种极具差异的归属感实际上是一种“分裂”观念。
直到秦始皇嬴政武力灭掉了六国，华夏大地才终于在形式上迎来了首次统一。
注意，一统的秦帝国是建立在“形式”二字上的。
前221年，嬴政的军队攻陷了齐国都城临淄，38岁的秦王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动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
作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实干家，嬴政看问题的眼光一直无比精准。
在统一之前，他重用商鞅、李斯等一大批法家学者，改革土地（军功授田制）、整顿吏治（首创郡县制），从而完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使得秦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
在统一之后，嬴政第一时间抓住了从建国到治国的关键问题：疆域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大同，人心统一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而人心的统一在于文化认同的统一。
在秦帝国初期，分封制在不同地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以儒家为核心的齐鲁文化、以游牧为主粗犷豪放的燕赵文化、崇尚巫鬼浪漫奔放的楚文化、以及崇尚法家追求实效的秦文化。
不同的文化认同，使得形式上统一后的秦帝国仍旧面临着无尽的潜在危机。
湖南出土的里耶竹简曾记录，在秦国完成统一的当年，南郡迁陵县（楚国旧地）就发生了小规模的反秦叛乱。
为了完成人心的统一，摆在嬴政面前的有两种策略：
一是包揽四方学者，以士族阶级向底层民众传播统一思想；二是采用暴力手段，以法家崇尚的严苛赏罚制度，直接作用于普罗大众。始皇帝当然知道，方法一才是稳妥且长远的做法。于是他采用方法一。
他下令集六国学者于咸阳任职，为他们设立“博士”官称，不仅给学者们以显著的社会地位，还赋予他们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利。
对于六国学者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身份地位的提升。以往，学者们只负责传道授业、研究道德，而政治权利一向是谨慎与之的。
但这种“收买”并没有收到嬴政预期的效果。六国士族不愿承认或者看不到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他们一心想要恢复分封制，从而明里暗里与嬴政对抗。
《史记》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情：统一之后，嬴政曾携六国博士共往泰山封禅，意图表明君权神授，以使民心归一。而当他征求封禅礼仪时，博士们表面上就礼仪问题争论不休，实则不愿意承认始皇帝的正统性。
嬴政看出了这一点，但他并未怪罪，而是只身带百官登山，未要求博士随同。
封禅归来路上，恰巧遭遇大雨，这使得嬴政狼狈不堪。而回到行宫后，博士们不但没有安慰，反而出言讥讽。
“博士不得用于封禅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即便如此，嬴政的帝王胸怀还是不曾怪罪任何人。直到前214年，也就是嬴政统一六国后的第六年，博士淳于越在廷议上提出恢复“分封制”，这使得秦始皇终于失去了温和统一的耐心。
要知道，在这之前一年，也就是前215年，嬴政令蒙恬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收河套、筑长城、修直道（相当于军用高速公路），又挥师五十万征百越、设三郡（桂林、象郡、南海）。
这次廷议使他意识到，在疆域扩大的同时，人心统一大业却一步未进。
他开始重新审视这群在民间极具影响力的东方学士，他意识到，
可能正是由于东方学士们的反秦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才使得民心统一举步维艰。于是他采用了李斯的建议，开始“焚书坑儒”，以图加速民心归附的进程。
历史证明，急功近利的做法，只会迎来惨痛的失败。
焚书坑儒的三年后，嬴政病逝于沙丘平台宫。
他的“统一”大业，也就至此终结。顺便一提，继承始皇帝遗志的，正是后来创立汉朝的刘邦。
始皇帝去了，但他为民心统一所做的努力却逐渐显露了效果。
首先，统一六国后，他采用李斯的建议，以小篆为官方文字，同时统一度量衡和车轨尺寸。这极大地促进了原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为文化认同事业迈出了第一步。
其次，在全国范围推行郡县制，构建了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使得地域之间的联系，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极大地加强，
地区之间的凝聚力较松散的邦国制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再次，他准确地指出了治国的关键问题：国家的稳定在于民心的归附、民心的归附在于文化的认同、文化的认同需要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需要土地的改革。
所以，能够成功进行土地改革的政治团体，往往能赢得底层民心（千百年来，土地政策都是新朝的首务）。只不过，嬴政的土改政策失败了。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秦始皇作为统一国家的开创者，并没有任何前车经验可以参考，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才略，去创新性地摸索出一条历史的必然道路。
而在摸索过程中，他对关键问题的认识是相当准确的。也正是始皇帝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措施，才树立了真正的“统一”观念。
而这种观念的成熟却凝聚了汉朝五位皇帝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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