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其他问题上，武帝政策未变。霍光辅政期间在轻摇薄赋方面确实有很多举措。但是这不是武帝的指示，而是社会现实迫使他做出的选择。武帝后期，各地起义已经接连不断，同时大量流民也成为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状况，一些为社被担忧的大臣向霍光建言，希望他有所改变。据资治通鉴》卷二三：
谏大夫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
可见霍光轻摇薄赋的政策是现实促使和大臣进谏的结果。因此《资治通鉴》卷二三对霍光的评价是“霍光知时务之要，轻摇薄赋，与民休息”。
武帝另一个被当代人和后代人诟病的问题是任用酷吏，文繁法酷。《轮台诏》中曾说“当今务在禁苛暴”，似乎意识到了制度苛酷的问题。但是从霍光执政期间的行为看，汉代统治者还在继续这一严苛政治。据《汉书·循吏传》：“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又，《汉书·元帝纪》记载，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挥、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因此元帝曾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可见宣帝也是在继续武帝“以霸王道杂之”的制度。
第三，当时人的评论佐证武帝没有转变政策的意图。桑弘羊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提出屯田轮台的主要官员。有意味的是，他提的奏议虽然被否决，他本人仍然是武帝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因此他成为武帝临危顾命的大臣之一。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方上，桑弘羊是这样评价汉武帝征伐西域的：
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请注意“于是”二字，这意味着桑弘羊认为武帝是根据现实需要，在经营西域告一段落之后主动改变政策的。在西域问题上，桑弘羊还说：
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服，远处寒苦硗埆之地，壮者死于祁连、天山，其孤未复。故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击服。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度功业而无继成之理，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
这意味着匈奴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不是武帝放弃了，而是他的生命有限，作为《轮台诏》事件的参与者，作为汉武帝身边重要的财政大臣和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桑弘羊对武帝政策应该最有发言权。
哀帝时，刘歆的一份奏议中也说：
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橅可见。……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在他看来，武帝是完成了征伐四夷功业之后，政策自然转向了“富实百姓”方面，这是自然而连贯的，因此很显然谈不上武帝对连年用兵的“悔改”。
三
《轮台诏》由一份普通的诏书演变为“罪己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历史上第一个对《轮台诏》有所记载的是《汉书》，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下》全文收录了桑弘羊等人的奏议和武帝所颁《轮台诏》的全文。
班固钦佩武帝的雄才大略，对其颂扬有加，但是他赞扬的尽是“稽古礼文之事”，就是所谓“文治”的一面，对其对外战争，却持谴责态度。《武帝纪》论赞结尾说：“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委婉地批评武帝不能“恭俭以济斯民”，却多次发动战争，劳民伤财。在《西域传》论赞中指出，因为连年用兵，导致“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等可怕后果，在《酷吏传》中还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此起彼伏的起义。他看到汉武帝的多欲政治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衰败，民生的凋敝，所以尤其反对武帝用兵。因此他在看到汉武帝晚年所下的《轮台诏》时，就极为重视，全文收录，并且有所评价。例如，“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在这些议论性文字中，班固反复突出了汉武帝的“悔”。在《汉书·食货志》中也说：“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这就给读者这样的印象：汉武帝晚年对征伐西域的事情十分后悔。事实上，他夸大了汉武帝悔意。诏书上的话，不管是轻描淡写也好，口是心非也好，确实是表达了一点悔意。作为一个有明确史鉴意识的历史家，班固觉得自己有义务突出汉武帝的这种悔意， 从而自觉地发挥历史的警示作用。班固对武帝的悔意确实或多或少有所夸张，但是不能否认它对以后帝王的教育作用非常大。后来许多封建帝王在统治危机时颁布罪己诏，很难说不是受了《轮台诏》的影响。
从班固开始，这种被夸大了的后悔被继续夸大。荀悦《汉记》、宋代王益之《西汉年纪》在叙轮台诏书一事时，都引了班固《西域传》论赞，突出武帝之悔。影响巨大的《资治通鉴》于武帝有这样的评价：“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也是“悔意”说的翻版。
接着，随着所谓“罪己诏”的出现，《轮台诏》的“悔意”也似乎理所当然地被延伸成“罪己”。从“罪己诏”的历史渊源看，比较早使用“罪己诏”一词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到第二年春，持续大旱，宪宗于是“罪己”求雨，适逢雨降，白居易于是写了《贺雨》诗歌颂其事，诗中有“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之句，取《左传·庄公诏》十一年“禹、汤罪己”的典故入诗，衷心赞美宪宗。此后，人们逐渐把皇帝因天灾或其他原因自责的诏书称为“罪己诏”。
而汉武帝所颁《轮台诏》真正和“罪己诏”挂上钩，是宋代时事情。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四月，孝宗启用张俊率师北伐失败。宋孝宗认为出师北伐是自己犯了大错误，于是下诏责备自己。对于此事，爱国诗人杨万里写了《读罪己诏》以舒怀。诗中有“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之句，把 宋孝宗的“罪己诏”比作汉武帝的《轮台诏》。同白居易《贺雨》诗相同，这本来也是文人写诗时运用典故，但是从此后，《轮台诏》就被戴上了“罪己诏”的帽子。
这样，本来是解决轮台屯垦及建立亭隧问题的《轮台诏》，经历了从“悔”到“罪”的发展过程，到今天，《轮台诏》就是“罪己诏”似乎已经成了定评。而且随着对武帝评价越来越高，几乎达到全面肯定的程度，下“轮台罪己诏”似乎也成 了体现过而能改的“伟大”行为。我们认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还历史以真实。把《轮台诏》称为“罪己诏”是不准确的。
其实，无关于罪己诏，汉武大帝都是当之无愧的汉家英雄！是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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