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想著要把那些和他關係不錯的上海軍政要員、富商、實業家、知識分子等上流社會人士，以一種團體的方式聯合起來，一旦有事發生，大家便抱成一團，共同對外。而這股勢力不同於那些慈善救國性質的團體機構，是屬於他個人的勢力，在某個程度上，是為他而服務的。
於是，在1933年初，杜月笙成立了“恆社”，恆取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月之恆，如日之升”，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為宗旨。恆社創立之初，就有近兩百名軍政要員、富商、實業家、知識分子等加入，到抗戰爆發，發展到正式會員六百多人。社名則是陳群給起的。另外還制定了一個社徽，中間是一個斜月和一個大笙，四周有十幾個繁星環繞，而構成杜月笙不斷增長的權勢力量。
一看杜月笙成立了恆社，黃金榮不知也起了哪門子風，招呼著他的一些弟子成立了榮社，又名忠義社，榮社的成員大多是一些流氓，也有一些小企業家和富商，但是綜合實力，與恆社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上。
恆社作為一個上流人物的組織，其成員的大門並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開放，僅限於有社會地位的人。幫會活動的公開化和入幫儀式的簡化，使得幫會和社會間開始互相認同。杜月笙那個不爭氣的大弟子江肇銘，為了加入恆社，不惜跪下來哀求杜月笙。杜月笙耐不住徒弟的糾纏，勉強答應了，這事成為一個笑話，被人戲稱“跪著進恆社”。
恆社重要人物陸京士，在恆社3週年紀念會議的演講中，強調了恆社作為杜月笙私人組織的性質，他說：恆社只有一個領導人、一箇中心，那就是杜月笙，所有恆社成員必須為杜先生效犬馬之勞。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杜月笙的恆社，因為它和上海資產階級、國民黨政客、政府官員的聯繫，成了上海青幫中最有勢力的私人組織。上海淪陷後，杜月笙拒絕與日軍合作，逃到香港。恆社在他的暗中指揮下，為中國的抗戰立下了不朽的功勞。
受時局的影響，杜月笙的銀行和金融業受到一定的衝擊，他迫切需要一個掌舵的人來幫忙，在朋友的建議下，他看中了一個叫徐新六的人。
徐新六是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曾留學英、美，專攻經濟獲得過博士學位。由於他精明能幹善於經營，浙江興業銀行在他的手中得到很大展。國民黨政府推行所謂“法幣政策”，乘機以官股打入並控制各重要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卻挺住了，未讓官股取得控制地位，成為當時寥寥無幾的以商股為主的銀行之一。金融界人士因此對徐新六更加另眼相看。
杜月笙讓陸京士出面去請徐新六，開出了幾倍的薪水，可是徐新六沒有答應。
為了得到徐新六，杜月笙處心積慮地接近徐新六，經過一段時期的瞭解，他掌握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決定以此誘徐新六就範。
原來徐新六頗重名譽，講究“紳士風度”，極力給人一種潔身自好、彬彬有禮的印象，在上海灘素以私生活嚴謹而著名，金融界因此稱其為“聖人”。但孰知“聖人”僅在外表，骨子裡同樣風流，徐新六早已秘密有了偏房，且生有兩男一女。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嚴實，專門為他的偏房在外修造了房子，無論家中太太還是周圍的親朋好友，都一無所知。
杜月笙的手下遍佈上海灘的每一個角落，自從淞滬抗戰以來，他就非常注重情報的收集，所以拿到徐新六的把柄，簡直就是小兒科。
可是看著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天長大，徐新六的煩惱也與日俱增，他擔心自己一旦去世，偏房和在秘密狀態下生的孩子，得不到社會承認，便無法分享他的財產。因此想找一位有勢力的人物，在他死後能出面為他的偏房及孩子作證，從而使他們能取得他的一部分財產。
徐新六的那點心思，當然瞞不過杜月笙。杜月笙找了一個時間，約徐新六去浙江避暑。他和徐新六聊天，從當前的上海灘形勢，談到恆社的發展，還有他個人這麼多年來，從一個小癟三到上海大亨的種種心酸，當然，還有他的一些個人隱私。
杜月笙的這種推心置腹，使徐新六吃驚不已，想不到杜月笙病沒有把他當外人，而是一個可以交心的朋友。
杜月笙對徐新六說：“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我和儂一樣。心裡總是有些事情放不下。儂放心，只要儂信得過我，要我辦什麼事情，儘管開口，我不是不講信用的人，我對於朋友的囑託，從來都是鼎力去辦的！”
上海灘誰人不知杜先生的“義氣”？
徐新六聽出了杜月笙的話外之音，但感覺碰到了肝膽相照之人，便把自以為掩藏得嚴實的秘密如實說了，並就此事寫下一封親筆函件交杜月笙保存，同時說：“杜先生，這事就拜託儂了，至於儂請我過去的事，我實在很為難，也請杜先生諒解，不過，我保證，杜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會盡量幫儂的！”
杜月笙花這麼多時間去陪伴徐新六，想掏出的正是這段話，當下便信誓旦旦地表示：“儂放心，我也是講道理的，我從來不強人所難，儂健在我為儂保密；儂一遇上不測，我一定出面為其偏房及她所生的孩子作證。”
徐新六感恩不盡，當即說：“現在銀行業也不好做，如今上海的財政，被七星公司搞得亂七八糟，杜先生，你可不能不管。杜先生沒有必要和七星公司對著幹，完全可以利用他們的一些優勢，一旦杜先生出面，我們在後面支持，讓上海的經濟恢復穩定，所有的商業銀行，都會以杜先生馬首是瞻。”
杜月笙心裡明白，“七星公司”的後臺老闆是姓孔的，因其情報準確、資金雄厚，在上海市場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賺了很多黑心錢。對這種利用特權獲取暴利的作法，民族資本極為反感，市面上一時沸沸揚揚頗多非難。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達成默契，共同對付“七星公司”。
回到上海後，杜月笙就按照徐新六的指引，和七星公司進行接洽，開始一些小項目的金融合作。沒多久，徐新六給了杜月笙一個信息：七星公司要對黃金下手。
“七星公司”自恃財力雄厚，企圖造成黃金價格看跌的趨勢，逼上海黃金持有者大量拋出黃金，然後由他們吃進，為此他們在黃金交易所不停地拋空黃金價格，每日看跌。
杜月笙暗中讓手下將七星公司的計劃洩露了出去，於是上海經營黃金生意的商人聯合起來，看著黃金價格慘跌就是不肯拋售手中黃金，遇上適宜的機會還吃進一些“七星公司”拋出的黃金。“七星公司”沒想到他們影響市場行情的法寶，這一次竟不能奏效，而且虧空太多，結果輪到上海商人向他們討債。孔祥熙雖為“七星公司”後臺，但投機生意失敗由他出面公開賴賬卻也不方便，於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預。
能夠替孔家辦事，杜月笙當然願意，他出面將這次黃金交易中成為債主的諸多商人找了去。他對那些人說：“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馬，我不會看冷鋪賬，不管有多少統統送過來，我準備傾家蕩產代賠。”
這些久在上海灘浮沉的商人們，當然懂得杜月笙這番話包含的真實意思。徐新六指使一個叫林如白的大黃金交易商，當著大家的面主動提出這事暫時一筆勾銷，但是他還有話說：“這次黃金交易所的拋空風潮，雖然以我們險勝而平安渡過，但“七星公司”如捲土重來，做更大的投機買賣，我們一個個都會傾家蕩產。我認為，推舉杜先生擔任金業交易所理事長，有杜先生在，姓孔的就不會亂來了。”
其他人一聽林如白說得有道理，紛紛表示同意。這種想法正合杜月笙的心意，他插手這次風潮，就是為了向當事者雙方顯示他的實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與四大家族的特殊關係，以嚇唬上海灘的商人。此舉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個字前面，從此增加了“金業交易所理事長”的頭銜。
四大家族當然知道杜月笙在上海的影響力，沒過多久，在金業交易所之外，杜月笙還通過徐新六的策劃，幫助中央銀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長的中國銀行，通過股票的手段，控制了中國通商銀行，謀取了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的職位。
中國通商銀行由盛宣懷創辦於1897年，牌子老、影響大。盛宣懷死後，該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銀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該行，但一直沒有找到機會。
在杜月笙的幫助下，上海市政府抓住傅筱庵與北洋軍閥有過來往的辮子，加他一頂陰謀禍國的帽子下令通緝查辦。傅筱庵惶恐之下，隻身逃到了日本人控制的大連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國通商銀行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它若破產倒閉，勢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場的波動。宋、孔二人意在控制該行並不想讓它倒閉，於是將此事便交給杜月笙去辦。
杜月笙以人格做擔保，讓傅筱庵回來清賬，之後中央銀行便以“救濟”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國通商銀行，並將中央銀行業務局長顧詒谷，調去中國通商銀行任總經理。杜月笙擔任了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從此在金融界的地位當然更非昔日可比。
憑藉與官僚資本的特殊關係，杜月笙還相繼擔任了中國、交通銀行董事浦東、國信等銀行的董事長以及上海市銀行公會理事。雖然銀行公會理事長的頭銜未歸於他，但他在金融界終於也成為一個能興風作浪的人物了。
這一切的功勞，都歸於徐新六。沒有徐新六的暗中指點，杜月笙不會玩，也玩不轉。
做金融沒有實業做基礎，是不行的。搞定了金融業，杜月笙將目光盯向了食品行業。經過一番運作，他控制了上海十幾家麵粉廠，同時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長的交椅，在麵粉業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
拿下了麵粉業後，杜月笙躊躇滿志，又盯上了上海的航運業。他軟硬兼施，很快拿下了上海最大的輪船公司——大達輪船公司董事長的位置，如願以償地獲得了這一工商界的重要頭銜。
接著，他又染指布業，成為紗布交易所理事長，取得了在金融工商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市商會的領導權。
杜月笙身兼多職務，成為一個最繁忙的人。他的恆社會員，發展到了近六百人。這個時候，他得到消息，中日關係空前緊張，大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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