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为了保证社会治安和国家税收，制定了严格的户藉制度，严禁百姓随意迁徙流动。如果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私自脱离户藉地就是触犯了秦国的逃亡罪。但是秦国统治残暴，终秦一朝，因为各种原因逃亡者还是层出不穷。
秦始皇
老百姓逃亡现象并非始于秦朝，商周之际就有不少老百姓因为统治者“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出现了许多人因为政治因素或者战争原因而引起的逃亡。这些人或者在自己的本国触犯了礼法，或者出于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又或者躲避战乱，不得不离开故土，逃亡他乡。仅春秋时期，就出现过君主或者储君出奔三十起以上。著名的齐桓公尚是“公子小白”时，便因为国内内乱，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到莒国；而后来的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则保护着另一位公子纠逃亡鲁国。后来齐襄公死后，公子小白回到国内，在与公子纠的夺位之争中胜出，并抛弃前嫌，重用管仲，使得齐国在他的领导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民众的大规模逃亡有两个原因，一是统治者残暴不仁，老百姓在国内没有了活路，不得不逃往异国他乡谋求生存；或者是因为祖国被敌力占领，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争而出现大规模逃亡。而第二种逃亡在春秋战国那个诸侯争霸，战争不休的年代是一种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成群结队的百姓其实也是资源，因此他们逃往别国，其他诸侯国的国君也乐于接受，并会被妥善安置，以此提升国内的人口，壮大国家的实力。所以“逃亡”构成了先秦时代的时代特点之一。
一、秦朝的逃亡者
战国后期，秦国率先进行了变法，制定了严密的户籍制度，严禁老百姓随意流动，这一政策在秦灭六国后推广到全国，并被随后的汉代所沿用。秦朝的社会成员没有取得政策府的许可，私自脱离户籍地迁移，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就在这种严格的政策管理之下，秦朝仍然出现了许多民众或者军人逃亡事件。这些逃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因为政治犯罪逃亡的，有因为军事犯罪逃亡的，有因为刑事犯罪逃亡的，也有因为天灾人祸引起的。
张良
秦朝是用武力统一天下的，但是六国中仍然存在不愿意与秦合作的一部分世家贵族。这些人普遍忠于故国，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秦朝为了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出危害统治的事情，大多会征召他们为秦朝服务。这些人却并不愿意合作。为了躲避秦朝的征召，他们踏上的逃亡的路途。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出身韩国贵族，祖上世代为韩相，忠于韩国的信念已融入他的血液之中。秦灭韩之后，张良拒绝与秦合作，散尽家财，开始逃亡，并时刻谋划为韩国复仇的大计。他寻找到了一位大力士，在秦始皇东巡时于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由于情报不准确，把秦始皇的副车当成了刺杀目标，行动失败了。秦始皇大怒，张榜天下辑拿张良，张良于是变更姓名，藏身于下邳。得矢志复仇的张良后来终于成为刘邦最重要的谋士，借助刘邦之手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完成了复仇的心愿。
项良与项羽
张良这种情况在秦末并不少见。张耳、陈余是魏国名士，也是不愿意与秦合作，两人都被秦朝列为通缉犯，不得不亡命天涯。为刺秦的荆轲送行的高渐离，也是改名换姓，宁愿在宋国替人当佣人，也不愿出仕秦朝。项羽的叔父项梁，楚亡后游走于吴中，“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这些人都是反秦的志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都会打出反秦的旗帜，加入到反秦的队伍。
秦朝的律法实施“连坐法”，一人犯罪，往往株连很广，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受到牵连。刘邦的手下大将彭越，就是出身于巨野泽的大盗。按照秦律，他的宗族都要受到株连，所以宗族少年百余人都“往从彭越”。彭越就是靠着这些少年起家，走上了反秦的战场。
秦朝的统治“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这种残暴的统治必然会使老百姓无法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很多人被逼为“盗”。从今天出土的睡地虎秦简中，就有许多是对盗牛、盗羊者的通缉或者追捕的记载，这些“通缉令”说明秦朝很多普通百姓因为生活所迫，被迫偷盗贵族们的猪羊而成为通缉犯，加入了逃亡者的大军。
刑徒为主的大泽乡起义
秦朝的罪犯中，“刑徒”的人数很多。这些人都是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判服劳役的，比如修建长城，或者为秦王修建宫殿。这些刑徒在服劳役时，待遇十分恶劣，稍有过错，不是黥面，便是斩脚趾，受到非人的折磨，往往九死一生。因此很多刑徒逃亡山林，转为盗贼。秦始皇发刑徒修长城时，便有不少刑徒逃亡塞北，成为匈奴的子民；或者啸聚山林，成为大盗。秦末反秦首领英布便是在骊山服劳役时，组织了一次刑徒大逃亡，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武装，成为推翻秦朝统治的生力军。
二、类似逃亡的“流民”
不同与那些因为政治原因或者罪犯的逃亡者，“流民”是一个脱离户籍地的庞大人群。他们不是军人也不是罪犯，而是无组织的、带有很大盲目性、但又脱离了秦朝政府控制的老百姓。他们游移不定，没有正常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手段，时刻处于从迁徙状态到临时定居状态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定居，也有可能一直流亡，并且流民队伍是一支动态的队伍，不断有人流失，又不断有新的人加入。
与逃亡者相比，流民也具有脱离户籍地、无目的的流亡这一特征，但是两者又有区别。虽然流民队伍中不可避免的渗杂有罪犯，但是大多数流民只是触犯了户籍管理的规定，并没有触犯其他法律。
流民
秦朝以法家的严刑治理天下，同时又修长城、筑陵墓、建阿房宫，基本上没有给老百姓修养生息的机会。正如汉代大儒董仲舒所言：“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小民安得不困？”
流民逃亡在外，生活无着，很难避免不去盗抢。《睡虎地秦墓竹简》上就记载了许多夫妻父子甚至全家在逃亡途中结伙偷盗的事情。一般来说，安居的老百姓不太可能发生多起全家偷盗的，更不可能出现很多家庭全家偷盗后再去逃亡的。这只能是在逃亡的途中，为了生存不得不为之的一种维生手段。
很多流民出逃前是本份百姓，但在流亡的过程中，被形势所逼，成为了一个个流动偷盗、抢劫团伙。他们四海为家，往往会在盗抢的过程中合并成更大的团伙，甚至形成武装盗抢集团。当这个集团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对国家政权产生严重的威胁。一旦遇到动乱，这些集团往往会趁机而起，成为对抗政府的武装。正如《汉书》中说的那样：“百姓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
流民
建立汉朝的刘邦集团，实质上也起于逃亡集团。刘邦奉命押解犯人到骊山，途中有不少人逃脱，因为当时让犯人逃脱是死罪，所以刘邦索性放走所有人，这些人大多都成为后来刘邦起义的坚定支持者。刘邦逃亡时，逃犯中就有很多愿意跟随他一同逃亡，而他正是利用这些人的力量，诛杀沛县县令，开始了他的霸业。
三、秦朝逃亡现象背后的原因
“商鞅变法”后，秦国提倡由“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构成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严令禁止父母与所有成年儿子共居，将成年男子结婚后分家立户写进了秦律之中，并在统一天下后继续执行。
古代农民
但是这只是秦国的政策，山东六国并无这样的规定。尤其是韩国、魏国等国，“处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数被水旱之害，不宜牛马。一人耕不过十亩，收不过四十石”。很多关东地区人口稠密，老百姓可耕作的土地不多，水灾旱灾又多，所以只能抱团取暖，实行不分户的协作耕种模式。因为相对小家庭来说，大家庭协同耕作，对抗风险的能力要强一些。如果家庭人口少，必然耕地也会少，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对这种小家庭形成致命的威胁，往往只有流亡一条路可走。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秦朝建立后，由于“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制人之财，既无纲纪，而尊奖兼并之人”，所以土地兼并继续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得财富高度集中，对社会生产和社会公平造成了严重破坏。那些失去土地的编户齐民们，或者偷盗，或者流亡，成为逃亡大军的一员。
从事生产的农民
秦朝的税赋极重，田租、刍稿等常税可达土地出产的一半以上。秦朝的《田律》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也就是说，不管分配给老百姓的土地上能不能种粮食，有没有收成，只要长出能作为饲料的树叶和干草，就要纳税。这就是秦朝有名的“刍稿税”。至于一些没有名目的赋税和临时的征调，更是想征便征，毫不考虑农民能否承担得起。那些地方上的太守郡丞们为了政绩，丝毫不怜悯百姓，反而贪赃枉法，使得“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百姓们为酷法所残，流亡反抗者比比皆是。
- 上述的几个原因，是秦朝出现大规模逃亡的根本原因，其背后还有深层的历史原因。
从西周到春秋，集体耕作是主要劳动方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只有集体协作才能抗御自然灾害和发挥集体生产力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劳动工具的出现和牛耕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时的农业生产，已由小家庭为基本单位，形成了孟子所说的“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的局面。这固然提高了社会的农业生产效率，但无形中降低了对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力量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使得农业生产的单位缩小了。但是这种初级阶段的小农经济十分脆弱，一旦出现风险，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家庭的打击是致命的。同时对小家庭生产之下的个体农民来说，逃亡的成本降低了，这才是出现大规模小农逃亡的深层原因。
小家庭耕作
对于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来说，除去老弱妇孺，真正能从事农业劳动的不过两三个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在当时的收成只有几十石。农民们“春不避风尘，夏不避暑热，秋不避阴雨，冬不避寒冷，一年四季辛勤劳动，还要面对水旱之灾厄，生产出来的粮食却要交纳三分之二作为税赋，即使是在丰年也仅够温饱，一旦出现大灾，只能起为盗贼或者逃亡。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选官制代替了世袭制，军功授田和国家授田的推广，都对传统的宗法制度产生了打击。中国传统的宗族是一种基层的经济组织，一直有着互助的传统，同一宗族成员对其他生活难以为继的成员有帮扶义务，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守望相助”。但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宗族的公田被瓜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加上秦朝对小家庭模式的倡导，使得宗族濒临解体。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推动了宗族的保护，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更低了，遇到生存危机时，只能通过逃亡去谋求生存，这才是秦朝的逃亡成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
刘邦带领流民起义
老百姓的逃亡，必然会给秦朝的经济造成影响，对秦朝的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虽然逃亡者的出现是封建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通过整治和限制，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遏制大规模逃亡现象的出现的。秦朝面对严重的逃亡现象，究竟会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系统管理和干预，又收到了哪些效果呢？限于篇幅，我们将在下半部分就秦朝的应对措施、惩罚规定，以及逃亡现象对秦朝的影响和产生的深远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到读者诸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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