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管理行業需求引人注目

上面說的這些內容，主要是圍繞著企業的視角。下面我們再圍繞社會成員財富管理的視角，來做一些考察和分析。我自己作為經濟研究者，當然也很關心這些年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老百姓收入水平提高這個過程中間，財富管理行業的動態。在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是告別了兩位數增長，2010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是中國整個經濟起飛和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最後一年的迴光返照了。在從2011年以後一路下行的過程中間，中央非常明確地說，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我們對新常態追求的，是要完成一個L型的轉換，像英文大寫的L，形態有一個下行過程，但是不能一降再降，到了一定的程度，在一箇中高速的狀態上，要拉出它的尾巴來，改成一個平臺運行狀態。

L型轉換在貿易摩擦升級和新冠疫情發生之前，其實已經有希望看到它初具規模基本形成一個平臺運行狀態，這就表現在從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長達12個季度，中國經濟運行是在6.7~6.9%這個很窄的增速區間裡邊波動。但很遺憾，不期而至的貿易戰，以及今年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使原來的底線被擊穿，6.7%的底線被擊穿以後，現在我們已經看低到6%以下。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間，很有意思，我觀察，保險業、財富管理行業，在中國已經形成一些很有影響的市場主體，一些成規模的一些公司，這樣的財富管理機構，他們的業績在這些年的表現上，並不是一個跟經濟下行直觀上看起來一致的狀態。經濟增長速度是一降再降，但這些企業、機構、公司他們的營業額，我接觸到的，一般的增長幅度是連年在20%以上，甚至有的是30%以上，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們的營業規模在迅速擴大、帶有超常規特徵的擴大運營規模的同時，他們的利潤水平多高？我接觸到的具體案例，沒有低於20%的，很多和他們的營業規模同步地在30%左右的水平上，甚至在更高一些水平上年年增長。這說明和反映的是什麼？如果非常簡略的說，我覺得它反映的，一個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間，財富管理行業的需求在基本面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老百姓收入總體而言在不斷增長過程中，中產階層和中產階層以上的社會成員它的比重，也在明顯上升。另一個，可以觀察到這些社會成員的金融意識的提升，以及金融意識提升伴隨著的看到經濟下行而必然產生的避險意識的提升。金融意識使這些社會成員、這些老百姓生活中我們一個個具體的家庭，更多地關心我們家庭財富的管理、理財，特別是一些高淨值人群、先富起來的人群，更會把這個事情當做自己實現美好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大事項。而一旦重視了家庭的財富管理、理財方面的要領，他們自然就會注意到，經濟下行過程中間一些風險因素怎麼規避？避險意識一定會使這些社會成員更積極地考慮，自己開動腦筋以及找到專業的機構、專業的團隊提供諮詢意見，來實施財富管理更好的具體方案。合在一起，這些社會需求形成的在供給側的回應，就表現為保險公司、財富管理公司這些金融管理的團隊，他們調動自己的專業方面的支撐因素，給予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中國的家庭以財富管理方面的服務，合成的就是這樣一個景象。

我們的財富管理在現實生活中所形成的相關的公司、機構的營業額，以及提供適應社會需要的有效供給的服務以後形成他們的利潤水平，都是一個上升的過程。那麼現在如果簡要地做一個預測，隨著貿易摩擦升級，我們已經主動採取了進一步擴大開放措施，首先是在金融領域裡降低准入，允許國際上的金融機構、保險公司等等，更多地在中國開展業務，包括原來不允許而現在允許的外國獨資金融機構都可以在中國開展業務。有了這樣的新局面，那麼是不是在原來這些年已經形成的保險業、財富管理行業比較強勁的發展過程中會注入更多的競爭因素？我覺得這是不可迴避的問題。而這種競爭客觀地講，對於中國的財富管理行業的服務對象，就是我們的老百姓、中產階層以上的特別是高淨值人群這些客戶來說，其實是好事，這也是合乎中國改革開放自身的規律的。內在的邏輯是說，降低准入，更多地對接國際競爭，這個競爭並不是簡單的“誰戰勝誰“，而是尋求共贏，那些有豐富的經驗和比較高的團隊管理水平的國外的金融機構、財富管理主體進入中國市場開展業務，它們會帶來所謂”鯰魚效應“，更好地把服務水平往上提升，而不是相反。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社會成員在自己財富管理這個方面，結合著疫情，是不是就可以做這麼一個考慮：在疫情過去以後，迴歸常態，可能我們的保險業、財富管理行業會更多地注入一些積極的競爭因素，給廣大用戶提供更多的選擇、更多樣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也可能帶來一些更高水平的、讓我們更滿意的具體針對性的服務。特別是高淨值人群，在原來就已經得到一些針對性的服務的框架之下，我們的滿意度還是有可能提升的。但是在當下，具體的疫情的衝擊還沒有過去的情況之下，我的建議是在原則上，可能我們各位朋友要考慮，首先是以靜制動。疫情的變化，確實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

我注意到這兩天晚上，就有不少朋友在議論，國內除了武漢和湖北之外，很多地方現在確診病例已經出現了0，即不再增長的局面，但是擔心國際上現在疫情正在發展的一些區域，那些地方可能進入中國的客流，會不會帶來新的引起疫情的因素，這些就是不確定性了。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展開的過程中間，我們在自己家庭和社會成員個人的財富管理方面的要領，我個人感覺，需更多地考慮冷靜觀察，在現金流的掌握上謹慎處理。

壓力期扛過去之後，我們可以更從容地考慮怎麼樣優化自己財富管理的投資組合。在專業團隊提供的可選擇的方案裡邊，按照自己的投資偏好、風險偏好，選擇一些更多考慮對應中長期實際情況的財富管理方案。

有一個問題，是說在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重要影響背景之下，您覺得今年家庭財富管理最應該怎麼做？

這個問題是我前面其實已經涉及的一個基本看法：要特別注重短期和中長期的銜接。在疫情的衝擊之下，我們更多的感覺，是一些階段性的不良因素的影響。但其實這種階段性的影響，如果說不出大的意外，在武漢和湖北之外的地方，二季度就都過去了。很有可能全國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也會收尾在上半年。所以從短期到中長期來看，它的銜接是今年經濟運行前低之後定會迎來後高，後面的大半年的時間段裡面，更多的情況就是要對接較常規的運行態勢。那麼這樣前瞻性地作展望，給我們帶來在家庭理財這方面最應該做的選擇，是更多考慮扛過短期的、不良影響的階段以後，怎麼對接要回歸常態的中長期的外部環境和我們要對應的市場運行。那個時候，所謂現在的一動不如一靜，就要轉為我們採取怎麼具體“動“的一些可行方案，具體的、最適合自己風險偏好和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投資選擇。所以短期和中長期的銜接，是今年家庭財富管理我們最應該考慮的。而當下這個階段扛過去之後，朋友們就可以更積極考慮對應中長期常態，怎麼樣展開我們的家庭理財計劃的具體實施了。

第二個問題，是有朋友提出說，我是企業法人家庭，對於企業和家庭兩個方面，在稅收上面如何合法、有效地來降低支出？

這實際上還是跟我前面與各位朋友介紹的兩大視角重合的。對認識框架我前面有個勾畫。企業方面，首先是在徵稅這方面，要對應政府管理部門從中央到地方已出臺的減稅優惠，最後要落實在自己所在地方轄區可以有依據來貫徹實施的狀態上。這些對於企業的減稅優惠扶持政策，具體在自己轄區之內管理部門的環節上，怎麼對接操作來執行已經給出信息的這些優惠，是非常關鍵的一個要領。實話實說，中央的一些指導方針，可能是比較定性的和帶有框架性特點的，到了地方它會有一些根據自己的當地情況所做的微調、補充，而最關鍵的，是到了我們自己企業所在地的稅務管理部門、政府管理環節，他們怎麼認定這些具體的支持、扶持優惠政策的操作。我們企業要積極地和這些管理環節上的官員溝通，把他們所認定可以做的支持和優惠措施，儘快落實到我們企業自己的稅收優惠和相應的扶持政策上。如果有疑問，我建議朋友們也不用猶豫，要和有關的打交道的官員來交流、澄清，也不排除有的時候一些執行環節上的官員，他們的理解可能出現偏差。當然更多的情況之下，也可能我們自己的理解並不到位，但是要積極溝通，使我們納稅人和稅務管理部門，作為企業市場主體和公權在手的政府管理部門，通過溝通以後形成儘可能一致的看法，這樣也會心情愉快，執行起來也比較順暢，把從中央到地方已經有所規定的、和稅收減免優惠相關的措施，在我們的企業真正落實下來。

這裡邊有一個專業化的扶持機制，對於有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來說，我覺得是有值得看重的建設性意義的，就是我們可以付出一點“購買服務“的成本，去使有專業資質的稅收籌劃團隊，幫我們做自己所在企業的稅收籌劃方案，這樣來使稅收對企業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合在一起，達到所在企業的利益最大化。因為在現代經濟裡面，都是複合稅制，有那麼多的稅種，如果在條文形式上，稱得上是有看都看不過來的那些具體規定。那麼從發達經濟體開始，到這些年的發展中經濟體，大家都認可，稅收籌劃是一個必要的幫助企業更好順應稅收優惠政策來使自己得到最有效支持的一個機制。社會上確實存在著這樣一些有專業資質的專家團隊，他們可以以這種稅收籌劃的諮詢者的身份，給我們某一個具體的企業，提供定製化的稅收籌劃解決方案，讓你在合法、守規矩的情況之下，最大限度地享受政府稅收優惠組合在一起的對於企業支持的好處。這種企業從自己的物質利益出發，尋求專業團隊給予諮詢、服務而形成的享受稅收政策優惠方案的機制，中國這些年已經有所發展，但是我們也得注意，怎麼樣挑選真正有資質、有水平的專業團隊。你要是出一筆錢購買人家的服務，這裡邊就要有一個市場中自己的挑選上判斷，不排除某些區域、某些情況下存在著魚龍混雜的情況，如果你正好撞上一個帶有招搖撞騙性質的所謂稅收籌劃的專家或者團隊，給你出了一些歪主意，可能後來帶來的卻是一些麻煩了。但總體來說發展的趨勢，是政府其實也在鼓勵中介機構、稅收籌劃的專業團隊，給企業提供這種相關的服務。這種服務其實也是使我們稅制設計中引導性的這些優惠措施、支持措施，更好發揮作用的一個機制。在中國現在我們抗擊疫情的情況之下，對接到企業的中長期發展，我覺得在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間，這種稅收籌劃是值得我們企業家加以注意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是一個小微企業，我是不是這方面就可以不考慮，也未必是這樣。自己作為一個小微企業，生產經營規模不大，但是我也可以通過親戚朋友等等，實際上得到一些稅收籌劃的建議，當然這裡面自己的判斷就非常重要，要在嚴格遵紀守法的前提之下，考慮怎麼樣運用稅收籌劃所提供的彈性空間，來得到政策優惠扶持的好處，而不能夠劍走偏鋒，存在僥倖心理。有些人說這個招，怎麼做，你可以得到多少實際上的稅收的逃避，而忽略了大前提是遵紀守法，那麼這就不可取了。這些事情在一些小微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的環節上，也是要積累經驗的，因為有些小微企業也會做大，你也可能早晚有一天真的要出一筆錢去挑選接受這種稅收籌劃的諮詢服務，我們在現在自己還沒有做大的這個階段上，就要更多地留心，來認識和掌握稅收籌劃的道理，以及積累一些這方面的初步經驗。

以上是作為企業法人這樣一個家庭成員的定位，從企業視角上的考慮。那麼作為個人，這就是另外一個身份了：家庭怎麼樣理財，我覺得在界限上一定要劃開，企業的這本賬和家庭這本賬不能簡單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以後可能麻煩會不斷出現。國際的經驗和我們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已經有的經驗，都要說清楚，所謂講規矩，是要正確把握產權的邊界、利益的邊界、分配的規範性，需要有一系列對於規則的敬畏和掌握規則的自覺性。自己家庭的理財，是在企業理財旁邊的另外一個系統，不能把它們直接混在一起。當然這裡邊是有關聯的，比如我合法合規地從我自己主持的企業的收益裡邊取得了我的收入，而我的收入就成為我家庭收入的來源，這是完全正當的、理所當然的。但在自己進入家庭理財的時候，是另外一本賬了，收入來源方包括你從自己經營企業取得的收入，進入自己家庭，然後怎麼樣去滿足家庭的消費，這樣的一個家庭收支裡的理財又回到我們前面說到的個人理財這個範疇之下，怎麼樣掌握合理要領的問題。

在高淨值人群這個概念之下，往往這一塊的資金鍊也相當可觀。這些資金怎麼樣去服務於我們家庭合在一起的利益最大化訴求，當然也有很多前沿的概念。像我知道的，現在一些在改革開放的好環境之下，前些年走上“先富起來“道路的很多高淨值人群家庭，已經對接國際經驗，就是離岸的財富信託管理，自己後代的培養，既可得到財力的支撐，又可以避免一些不良情況、不良局面的發生。在一些風險衝擊因素、不確定性到來的時候，我們怎麼樣能夠延續財富對於我們家庭生活可持續的支撐力量。這些當然就是有些前沿的需要，對應有專業團隊、理財公司和有資質的機構，給各位高淨值朋友提供諮詢方案的必要性。確實這就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大家可以觀察一些現在已經走到非常成功狀態的企業家，他們紛紛對接海外財富傳承的機制，採取了一些合法合規的安排。這方面的信息我覺得作為企業家的家庭成員，你們在可能情況之下要儘量瞭解相關信息。

在我們自己作為家庭個人來說，現在如果說疫情和疫情結束之後有區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些具體的事情。比如說個人所得稅，本來要求今年對上一年度首先第一次實施的綜合納稅，要做彙算清繳。但現在稅務部門明確說了，時間可以推遲，讓我們從容一些，這是跟我們自己的個人怎麼樣完成上一年度綜合收入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相關聯的一個重要信息，大家可以更從容地考慮去對應首次進行的按年度的彙算清繳。可能還得在這方面注意一些細節，個人所得稅改革以後，在家庭的某些支出包括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等這方面，是可以做專項扣除的。雖然實際上專項扣除的結果，對於我們得到的實惠來說，未必數目多麼大，但它畢竟是一個個人理財的事項。在疫情衝擊過後，這些事情我們都要隨著彙算清繳，爭取把它們落實到位。對於我們個人來說，也是積累經驗，以後每年綜合的年度收入合在一起，完成個人所得稅繳納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還有第三個問題，有朋友問了，說在現階段，對於高淨值家庭來說，哪些行為一定不能做？我想一定不能做的是什麼，還是前面已經說到的，一定不能在不確定性面前陷於慌亂。有的朋友在網上看到這麼個信息，那麼個信息，有些說得非常邪乎了，那麼有些其實就是謠言的性質了。但是確實在沒有得到澄清之前，大家很難說自己就一點不為所動。在這些情況不明、不確定性影響我們自己的心情的情況之下，要切忌陷於慌亂，這個時候更多的講究，就是一動不如一靜，先沉住氣，不要慌慌忙忙採取什麼動作。我覺得對於高淨值家庭尤其是這樣，慌慌忙忙做出一些應急的、甚至是覺得大禍臨頭我要趕快去處理一下自己的財富的這些動作，是非常容易出事、非常容易出差錯的，而且可能會使一些騙子一些不良行徑的圈套落到我們身上而得逞。我們這些年看看，很多的網上和電話的詐騙，往往是利用我們一些家庭成員，在慌亂情況之下，自己亂了方寸的情況之下，使他們得逞的，我們最要防止的就這種情況。我再重複一下，看不準的時候寧肯不動，一動不如一靜。靜下心來摸清情況之後，我們是來得及處理自己的財富管理的具體問題的。

關於家庭、個人的理財

除了這些以外，因為大家說到理財，我還想再結合這些年自己的研究，再談一些算是研究者心得的認識。我們的家庭理財和個人理財，有些朋友會問，有沒有什麼拿來很好用的一定之規？拿一個具體的框架往我這一套，這個事情就解決好了。我覺得一般而言，不存在這種適合各種家庭、不同類型、不同偏好的投資者理財需要的一定之規。過去曾經社會上流傳說有個“4321“，甚至有人稱它為規律，什麼意思？就說你有一定的財富積累以後，40%要用於住房和相關的消費，30%可以進入股市去炒股，或者說做股票投資，20%可以買更安全一些的國債和定期存款，還有10%就是保持必要的流動性以及可以買保險。這樣的一個說法，我覺得其實它充其量對於我們中產階層的不少成員，是有一定參考意義的，它內在的一個邏輯，還是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但是你說4321的比例有多大的合理性，這可未必。不同的投資和風險偏好情況之下，不同的家庭的發展階段上，並不一定就是這麼嚴格的4321。

但是這倒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參考，那麼參考作用，和所謂按規律性操作的這樣的一個模式，還是有很明顯的距離的。

如果說沒有這樣一個通用的一定之規，那麼是不是還是有點規律性的可總結的要領？這方面我是認可的。如果談個人的認識，我願意簡單地做這麼幾點我覺得稱得上“規律性“的總結。

第一個，是個人理財和家庭理財有一個規律性，就是你總得看大勢。整個市場、整個經濟發展的態勢如何，要順勢而為。有了順勢而為這方面的把握，你就可以爭取在實際的操作上面早出一步，或者至少捷足先登的時候，比一般的動作快半拍。在需要退的時候，比如說股市它一定是有漲潮有落潮，需要退的時候你也可以爭取做得相對順利一些。在不動產這方面，和股市那種特別敏感的波動不一樣，但它也是有來潮有退潮的，總是要有一個順勢而為這方面自己基本的研判和操作上的把握。你如果一定要“逆勢而為“，在理解上來說，是要掌握著排除”羊群效應“的偏差，但內在的原理仍然是先正確研判大勢。比如巴菲特說他投資裡的要領，是在大家都非常積極的時候，我謹慎要小心；而大家都恐懼，都覺得沒有投資機會的時候，反而我可以貪婪一些，可以做得更大膽一些。這個前提，仍然是一個大勢研判：是不是正確把握了來潮和退潮？然後不是簡單按照羊群效應隨大流而掌握好自己，這可以說是帶有真知灼見之特點的投資基本路線的主心骨，同樣還是要順勢而為，掌握好自己的要領。

那麼再有一個我覺得可以總結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投資理財風險和收益，從總體和長期而言，是一定有對稱性的。在大概率上，你個人偏好的風險度和你可能取得的收益水平，它們有對應關係。當然這就意味著你個人的偏好是願意更多的冒點險，還是更多地保守一些的來操作，是要由個人對應地承接後面的結果的。如果說在財富管理這方面更多地偏向於激進路線，在聽取專業團隊建議的時候，人家給你的風險高中低的方案，總是選高方案，這也沒有什麼錯，這就意味著你的偏好上願意更多地承受風險，自己的心理上有這樣的一種承受力，高風險帶來的，是一旦成功，總體而言是高收益。那麼你如果不願意承擔這種高風險，因為它一旦失敗了以後損失更大，所以寧肯採取中方案和低方案，也沒有什麼對錯之分，這也是你個人的偏好選擇。但你最後實現的收益，一般來說對應的就是中或低水平的收益，這可以成為一個投資理財規律性的東西。對於我們個人來說，這裡邊我再重複一遍，沒有對錯，只有自己偏好選擇而意味著自己要承擔自己偏好選擇以後的結果這樣的一種對稱性。

那麼再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這個道理大家容易明白，但是實際操作中間，有的時候腦子一熱，可能就違反這樣一個規律性的要領了。比如說看到股市上，操作者都說，一波大行情來了，有的朋友不顧一切重倉，甚至所有可以調動的資金全進去了，有的極端情況下，把自己的養老儲備，把自己生產經營裡邊的一些必須的資金準備，通通拿出來一下進入股市。你在這種情況下，就實際上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了一個籃子裡。這是一般而言我們要極力避免的錯誤，你總得留後手，一旦特殊的局面之下，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帶來的可能就是顛覆性的沉重打擊。所以在實際操作中間，要切忌頭腦發熱，避免出現這種情況。

那麼還有一個，如果說咱們這些年在股市上的操作來說，我想提到一點。在理財方面，股市當然是一個重要的領域，但是作為社會中大量存在的散戶來說，我們這方面的訴求和預期，應該放在只是收取“中段“收益上面。因為來潮的時候，它會最後走到一個高點，然後出現轉折；退潮時候，會出現一個低點然後回升。理論上說，我應是在最低的時候吃進，在最高的時候出手，當然是收益最大化。但作為散戶，無數的經驗證明，實際上是很難真正把握好什麼是真正的底，什麼時候是真正的頂。你哪怕看清楚了這個時候是底，這時候你想按照自己的意願操作，可能已經趕不上浪頭了。特別是到頂的時候，你覺得你想趕快減倉入袋為安已經賣不出去了。那麼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就要退而求其次，有一定預判的覺得差不多到底的時候，能夠形成交易時注意增加自己的持倉量；到接近頂部之前，就要考慮逐步出手，適當出手。

咱們看看被稱為股神的巴菲特，他實際上掌握的就是這樣一套我們可以總結的經驗。那時候巴菲特在大家都不看好中石化的時候，對那麼大體量的一個盤子成規模地吃進，很多人看不懂，買中石化有什麼特別的投資回報前景？沒想到過了一個臨界點以後，股價節節上升。大家說他巴菲特的眼光獨到之處體現出來了。等到大家都看好的時候，巴菲特開始賣中石油了，那麼很多朋友就說，這回這個股神可水平不高，看走了眼了，他要晚賣一天，就可以多賺多少錢，看著還在節節上升，他怎麼就一筆一筆在往外賣了。而等到整個市場上面這個行情反轉，大家都想賣而賣不出去的時候，發現巴菲特已經分若干批把想脫手的、想賣出的都已經賣出，人家已經是現金為王入袋為安了。這時候回過頭來說，股神到底還是股神，不是人家看走了眼，人家只是以這種方式，實際上把自己的利益在可接受的市場環境之下把它最大化。你要想真正到了高點要一起賣，賣不出去了，很多人就被憋住了。所以像巴菲特這樣被稱為股神的理財家，他無非也是要掌握好，實際上不能太貪心、把中段吃到就不錯了。

散戶更是這樣，咱們有些領導人曾經過去直言不諱地說，散戶總體來說在股市中間是弱勢群體。那麼理財上，咱們現在看到疫情衝擊之下，中國的股市已經正常開市，而且一些主導的輿論評價是說，股市表現的是投資界對於中國經濟前景仍然有信心，那麼在判斷之下，情況會更復雜一點，但是一定也會對接著地，就是我說到的疫情過去以後，經濟前低對接後高。對接後高以後，利好利空，它會怎麼出現時間差，怎麼樣形成股市的波動？我們可以做些預判，但很難做出精準的預判。同樣是在波段性操作中間，我覺得在股市上的朋友們，在理財上面要掌握這樣一個規律的要點，還是要收斂自己的訴求，吃到中段，就滿意了。錢是賺不完的，每個波段裡邊爭取把中段吃到。

但是如果多說幾句，我也談一下自己觀察到的朋友的案例。前些年我聽到有一個朋友，他自己在股市來大行情的時候，首先是特別遺憾，說他出早了，手上這些股票都出去了，出去以後看著行情還在每天都往上漲，很遺憾說我賣早了，這個損失相當於一天開走一輛大奔如我不這麼早出手，那麼收益會可觀得多。他觀望了一段以後，憋不住，再殺入股市，幾乎把所有的資金投入進去持有重倉，但是他不知道這個行情的反轉是突如其來的，一下子這個行情不行了，他再要往外出手的時候，出不去了，這下真正的損失就讓他更心疼了，這回真的是眼睜睜的看著一天開走一輛大奔。所以這個朋友後來就傷了心，他說我金盆洗手不幹這個事了。但是他後來做什麼呢？他用他有限的財力，跑到這個城市買一套房子，那個城市買一套房子，那些年還沒有限購，買了以後，比較從容地做這方面的一些投資。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環境裡，實話實說是允許有這種商品房的一定投資空間的，當然我們不要讓它陷於炒作。這個朋友利用當時這樣的市場環境，在所謂房地產、不動產這個概念之下的，他所做的投資卻有非常可觀的、而且說起來風險度比較低的回報——在那個階段上大家都可以理解，中國房市曾經有一段幾乎就是單邊市，你買進來以後就是過一段時間出手賺多賺少的問題。那麼他後來在房市上就非常滿意。股市上金盆洗手，而房市上他後來收益還相當可觀。這都是不同的階段上我們看到的現象。總體來說，以後房地產市場，作為一個投資理財裡邊也要關注的方面，也不是沒有機會，但是也要在這注意，一定不能把波動的底和頂，看作自己操作上面的具體的那個點。要更多考慮拿到中段，我們就基本實現了自己投資回報這樣的訴求了，這樣可以更好規避一些風險。

是不是還可以再展開說一說，我們作為個人和家庭理財，是不是可以考慮多樣性的排序？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間，大家不要忽略了還有實業入股這樣一個投資途徑。但是這裡邊最需要講求的就是規範性。我們中國人過去往往一開始親朋好友一起，咱們大家合成一個投資規模，這是大家入股了，但是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文本擺在那裡。都是朋友，大家在一起不必那麼特別計較。但做起來以後，你如果沒有前面一個非常紮實的契約，規定好各自的產權和收益等等，那麼有可能後面就引出麻煩來了。同甘共苦等等，不論是不能共苦，還是不能同甘，這種情況都可能出現的。一定要講究規範性，親兄弟明算賬，難聽的話說在前面。大家要注意，咱們一起來做實業投資，可能面對什麼風險？大家有思想準備，有限責任，充其量自己投入的股份有去無回，這個思想準備有沒有等等，這些醜話說在前面，形成規範的文本。以後按照保護產權的規矩，那麼另外一些可商量的、可通融的事情，就都好處理了。這是實業的入股投資。

另外，在我前面已經提到的股市投資這方面，也區分為直接上陣和委託投資兩條路徑。有些散戶朋友願意在自己的操作方面體驗“玩的就是心跳“的感覺，這未嘗不可。而另外一些朋友，覺得可以自己把想在股市投資的這一筆資金委託給專業機構來代理，這其實更符合一般的規律，就是有專業團隊、財富管理的主體，替你打理股市上的投資，當然要形成契約，怎麼樣在這裡邊掌握好尊重你的個人偏好。需要有你個人選擇的事項，都要走規範的程序由你認可，但是總體來說專業團隊可以給你分很多這方面的心思，而且可能提供一些個人力量達不到的高水平的投資建議。這是我們自己的另外一個委託投資的選擇很多對應的實際上也就是基金，因為基金是專業團隊打理的，它的投資回報未必能夠多麼的高，但是多少年走下來呢？一定是中等以上的回報水平，這些東西也是我們作為家庭和個人理財可選擇的，區分直接上陣，或者是委託投資。

另外大家不要忽略了中國股市旁邊其實還有個債市。因為前些年我們所謂剛性兌付的問題總是解決不好，貨真價實的企業債發行，管理部門是極嚴格審批的，因為如果真的出了風險以後，那些“苦主“，不是說按照原來的規則自己承擔損失，很多人就跑到政府門前去靜坐示威了，給政府施加壓力了，所以管理部門在審批貨真價實的企業債這方面，多少年就一直是高度謹慎的。反而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那種變相的、政府在後面起很大操縱作用的這些市政債、平臺債，批得比較多，但畢竟是有這種債市存在的，我們的投資裡面也不是不可以考慮。債市這方面也是一個投資的領域，也可以聽取一些專業團隊的建議。

再有就是更穩當的，對於一些中產階層來說，自己投資組合裡邊可以包括一部分公債、國債和地方債。這些是金邊債或準金邊債，風險度幾乎沒有，收益的待遇就是平平，但是一般來說比你的定期存款收益要再稍微高一些。

那麼其他還有銀行理財產品，前些年中國特點是銀行理財產品雖然在條款上有寫的是不保底等等，這些話說得比較狠，但是實際上勸你買的這些營業員都跟你說，從來沒有發生過不保底的情況，就是你賺多賺少的問題。這符合前面一個階段中國這方面的實際情況。然而大家不要忘了，資管新規來了以後，以後有可能破局。一些國際上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和金融機構，前些年就出現了，他不是說不保本但他就真敢做到只保本，一分錢的息都不給你，這種情況已經碰到過。中國老百姓碰到這種情況，就覺得很難理解，這樣的赫赫有名的外資銀行，怎麼就真幹出這種事來，買他的銀行理財產品，最後一分錢的息都不派。在中國未來競爭局面之下，也不排除在中國本土上一些我們自己的銀行、金融機構，也可能出現類似的這種風險情況。所以銀行理財產品方面的選擇，以後要更多考慮到資管新規約束之下，這種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

當然在個人理財裡邊還有一個其實也可以提到的存款，一般來說定期存款收益比較低，但是有的時候它也是組合裡的一個選擇，特別是外匯。比如說美元，從一些本土上的投資機會來看，不太容易找到美元的銀行理財產品，那麼你只好存定期。我過去有個體會，雖然也是小打小鬧，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的。那是多年以前，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回來以後手上有幾千美元，那時候自己覺得這也算是一筆大錢了，現在的朋友們都不會覺得這是多大分量的一個理財對象。當時自己就想，沒有別的去處，這點美元還是存定期。那時候美國當局正是高利息政策，我看到美聯儲那邊定的利息水平還是節節升高的，而中國是跟著美國來的。那麼我就想到所謂“升存短，降存長“六個字，開始是隻存三個月，好幾個三個月這麼存下去，享受的是升息過程中間的好處。到了10%以上了——當時美元由美聯儲定的標準利率是在這樣相當高的一個水平了，我覺得差不多就到此為止了，再高也高不到哪去了，我就一下把它存了一個三年。因為我覺得再往後最大的可能性是利息水平要降低。還真的時間不長以後，開始進入降息通道，而我前面已經一下把利息水平在10%以上鎖定了三年的時間段。這樣的一些小經驗，我覺得對大家也有點參考價值。

在前面說到一些具體的投資的類型之外，我覺得還應該提一下不動產的理財，也是存在一些機會的。比如說房地產市場，你說買商鋪以後自己來出租，有沒有可能的投資回報前景？顯然還是有的。在沒有限購的城市，你買了住房以後出租，是不是有投資回報前景？也會有。現在很多的三四線城市，根本就不限購，歡迎你去買房。你如果有眼光在這些地方佈局，也未嘗不可。有些朋友理解為，買房就好像是應該受譴責的炒房之列，而這個想得過於呆板了，因為一個正常的市場，它一定要有租房，那麼就一定有些人買了房以後不是自己用而是把房租出去，以及買了房以後我等待走完它的升值過程再轉手。所以作為一個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是必然存在的一種投資的機會，就看我們怎麼認識、怎麼掌握。但是那種總想短期快進快出，以炒房的方式迅速取得暴利，這個想法是要不得的。中國這些年房地產調控過程中間，也基本封殺死了這種短期快進快出炒房的空間。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不動產理財方面無所作為，還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間的。

以上這些都僅供朋友們參考。最後還得說說相關的個人理財、家庭理財的哲理。我前面說到的這些具體案例，都只是很有限的一些參考價值，但有些哲理，我卻覺得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咱們來共同探討。比如說家庭理財，我們不能患得患失，在這個原則上，叫做守住底線，是有限目標。有一個話說得很俗，但是你想一想還很有道理。投資理財“錢是賺不完的“，什麼是個頭呢？總是有可賺之處。再有心態上，你不要一下想到什麼樣一個極端的、迅速做成自己很可觀的財富積累狀態，那樣一個極端狀態，也就是老百姓也說到的，你”再富富不過李嘉誠“——當年李嘉誠是亞洲首富，現在這個地位已經喪失了，但他仍然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成功的理財典範。你人生有限，在這個過程中間，不能把這些作為一個標杆，自己一定要怎麼樣？實際上財富到一定的程度以後，客觀上講，結果上講，都是社會的。很多成功的理財家、投資家，到了自己的財富積累的一定規模以上的時候，是自然而然主動考慮要做公益慈善了，這是中外帶有普遍性的一個現象。

你看世界首富，過去說比爾蓋茨，還有咱們說赫赫有名的投資家巴菲特，他們都在公益慈善這方面有大手筆安排——但是跟制度有關，他們做這種公益慈善，同時就規避了在美國和其他很多發達國家實際起作用的遺產稅，同時又可以通過公益性的基金會流芳百世。這在哲理方面給我們的啟示，是在追求致富的過程中當然是天經地義地人追求物質利益無可厚非，但必然是最後要認識到他這個境界要有一個提升。提升這個境界，從哲理來說，就是我們個人積累的財富到了一定階段以後，其實個人是享受不了多少的。中國古人就說“良田萬頃，日食一斗“，你一天能吃多少？”廣廈千間夜眠八尺“，您也就是這麼一個自己滿足生活和消費需要的限度了，那麼也就意味著在知足常樂同時，要把自己成功理財投資所帶來的結果，更多去對接到社會的公益和整個社會的共贏發展。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間，人的幸福感到了一定程度上，真的就不是再簡單地看財富規模了。幸福說到底，哲理上講，就是在自己人生努力過程中間的感覺，人活的，其實就是感覺而不是結果。如果說是結果，大家結果都一樣。真正的幸福是在有限的人生中間追求有意義、有價值的過程，我們要特別把握好這個過程中間的感覺。那麼在結果的視角來說，人總有告別這個世界的那一天，那麼不要刻意留下多少遺產，只追求遺產的規模多麼大。中國人過去有些意識裡邊，特別強調“福廕子孫“，好像給自己的後代留下多麼可觀的財產，是一個自己應盡的義務。其實不是這個道理。另外一種意識，中國也自古就有”兒孫自有兒孫福“，那麼可以對接到林則徐說過的”子孫若不肖，留錢做什麼？子孫若肖我，留錢做什麼？“一個問題，如果說子孫不成器，你留錢是害他，他可能很快就揮霍光了，而且他自己沒有人生在世安身立命的真本事；如果子孫有真本事，你也沒有必要留多少錢——林則徐在這方面他是想通了，所以有這麼四句話。

在西方，很多的投資理財成功者，他們也認同給子女留下大量遺產是害子女。2000年的時候，曾經在美國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法案通過了，要經過10年取消遺產稅，把遺產稅的稅率每年降一點，到了2010年，這個稅讓他退出舞臺。聽起來這些富人應該高興，恰恰相反，比爾蓋茨等等這種美國特別有代表性的富豪，聯名在紐約時報自己花錢登公益廣告，堅決反對在美國取消遺產稅，說因為這樣對於國家和社會不利，而且也會貽害我們的子孫。他們的認識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哲理，並不認為把大量的遺產留給子女，對子女是好事。中國人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間，這些觀念和意識的演變和提升，我覺得也是必然要發生的，當然也需要一些學習和了解。我們這些年在成功的致富者的行列裡，有越來越多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去對接到公益事業，這也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現象，當然也要量力而行，要注意公益這方面的一些合理的機制。在公益慈善方面已經有這樣的概念，就是不能粗暴的去行使這樣的一些公益行為，你要考慮到扶助對象的心理和在社會生活中間的所謂尊嚴等等因素，這些事情的經驗，我們還得逐步積累。

但是最後說一句，我認為從家庭和個人理財來說，我們畢竟每個人自己的專業知識有限，我們的精力也有限，必然要考慮適當地得到專業團隊、有資質的理財公司等等這樣的機構，他們作為機構投資者給我們以諮詢服務和代理理財的一些可選擇地服務，這也是我們在投資方面可以加以高度關注的。在現代生活中間使自己的生活質量提升，得到專業力量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視角。

今天說的這些看法都是一些自己初步的、比較粗糙的體會，和各位交流也是僅供參考，並且希望有機會的時候，得到朋友們的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全文完）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一帶一路PPP項目開發委員會委員，中關村公共資源競爭性配置促進中心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