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中，包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价值观，和对人生以及事物的思辩。在组诗中，“形影神”与“自然”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和范围。但历来却重视“形影神”而忽略了“自然”。组中前半部分的小序中已经说明了“神辨自然”四字。但是对“神辨自然”的内在精神给养，未有足够的解读。本文将尝试对《形影神》所映射出的哲学内涵做新的梳理。

何为神辨自然

从作为诗歌创造的形象本身来看，《形影神》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生命体的形、影、神三要素，彼此相互依存，难以分离。这个看起来很直观的认识，却是陶渊明对传统的生命结构说的一种改造。

但是最常见的是形神之说，由物质形式的形体器质与精神形式的心灵思想两者构成的。在这方面，道家与道教的贡献是巨大的。从思想的流别来看，又存在形神相依、形尽神灭、等多种不同的认识。构成了传统所说的唯心与唯物的两大分野。形神之说，其实也正是魏晋自然观的主要思考内容，各种不同的形神说，其实都认为自己在展现“自然”这个最高的范畴。所以也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区分。

魏晋玄学与宗教中关于形神问题的丰富讨论，显然是陶渊明最重要的思想材料。陶渊明正是通过对不同的形神观的思考，而建立起他自己对生命自然之理的认识。这是“神辨自然以释之”的“辨”字的用意之处。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断定，陶渊明“神辨自然”是一个长期的思考过程。

形神问题在玄学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关于养生、神仙问题的讨论，但主要的内容就是形神关系上的不太认同。并且无法融合。在这一点上，我们从《养生论》等这类文章上就能清楚其中的意思。

陶渊明超越玄学旧自然派的形神之说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使得陶渊明从旧自然说中的“修性保神”的养生、长生之说中超越出来。以嵇、阮为代表的形神之说，极强调“神”的绝对精神作用，这几乎是旧自然说一切修养理论的基础，也是孕育后来的道教神仙说的重要契机。陶渊明对“神”的强调，当然受到这一派的影响。由于他将“神”从一个生理、心理的范畴提高到哲学范畴，这样就摆脱了旧自然说形神论中的这种非理性内容。

同样，《神释》的部分也没有直接出现“自然”这个概念，但它的宗旨在于自然。但诗序中“自然”这个词，主要就是落实在《形赠影》与《神释》这两部分中的。“影”则关注生命的社会属性，从群体出发来定义生命，强调生命的伦理道德价值，它所代表的是从汉至魏晋持名教论的一派。它的哲学基础是反对将生命仅仅理解为一种自然物质的东西，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价值，其本质则在于名教。

这样看来，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向来被视为儒家一派的名教之说，在汉魏晋之际，也缘引自然之义。也可以说，自然之义，不仅存在于尚自然一派，同时也存在于崇名教一派。这样说，陶渊明的“神辨自然”，不仅辨析“形”说的自然之理，同时也在辨析“影”说的自然之理。

对于这新的生命哲学来说，前两种只是他的思想材料，他没有停留在这两种思想上，他提出不同于旧自然说与名教说的第三种观点，即他自己认为唯一圆满的、终极性的生命观，即“神”的生命观。“神”的生命观是对形与影的生命观进行分析之后，去其糟粕，留其精华。这个思想的过程，就叫作“神辨自然”。

结合陶渊明进行解读

《形影神》的关键，并非平行陈列三种生命观，而是以“神辨自然”为最高的生命理性。所以，在生命中，形、影、神三者虽然依存，但神是最高主宰。他的原意是神对形、影两种生命观的理性辨析，即“神辨自然以释之”。同样，作为思想史或社会思潮中的形、影、神三种生命观，也不是平行的或者说具有同等的价值的。很明显，陶渊明是以“神辨自然”来超越形、影两观的。

但是陶渊明是不是完全否定前面两种生命观存在的理由呢？或者说，三者之间只是相互否定，而不存在着相互的阐释与补充的关系吗？这个问题关系到对陶渊明思想的整体及其中的复杂矛盾的认识。事实上，形、影、神三种观点之间不是简单的否定关系，而是相互阐释与补充。“形”的生命观里面所拥有的一种理性，即对有生即有死的理性认识，正是后面两种生命观得以产生的基础。

从实际的生命体验来看，可以说“形”诗是陶渊明对其日常的生命忧思的集中表达，是陶渊明对个体生命自觉的第一个境界。即重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与陷入将物质生命作为生命的唯一依据的物质主义这两层。这也是他自力躬耕的依据：“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可以说这是陶渊明所有田园诗的一种思想基础，甚至包括《劝农》这样的诗。

可以说，陶渊明对生命物质性及物质需要的合理认识，是其对世俗生活中的合理成分充分肯定的基础，展示了其充分的入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将陶渊明简单视为隐士是不准确的。陶渊明自己面对檀道弯指责他清高逃世时，就否定自己并非在学古代那些以逃世为高的清流隐士。但当世人显然没有充分理解陶渊明的心曲，将他归于高节遁世之士。

陶渊明在一些场合提出过对善恶无凭的怨恨、对天道福善祸淫之说的质疑，避免自己的思想陷入当时佛教的因果报应与道教报施之说。这是他在建立坚定的自然死亡观念之外的理性认识方面的又一重要建树。但这有可能也像《形》的因获知死亡必然而陷入及时行乐那样，容易因祸福无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陷入对作为人类伦理根本的“善”的范畴的否定，导致行为的迷茫甚至罪恶。

使陶渊明真正破除立善求名思想的并非仅仅是对福善祸淫之类说法的简单质疑，而是被理性观照过、经过重新阐识的“自然观”。可以说，陶渊明对福善祸淫、因果报应之类的宗教学说的舍弃，同样是依据着“自然”来达到的。这也是“神辨自然”的内容之一。

上述形、影、神之间呈现的这种相互包含又逐层扬弃的关系，体现陶渊明这一生命思想的阐述，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的特点，这正是“神辨自然”这个表达着落之处，这里最需要注意的是“辨”这个词。

《形影神》是一篇辨析自然之义的哲学诗。自然之义，源于《老子》“道法自然”之说，发挥于《庄子》。至魏晋玄学家论自然，仍以自然为老庄之义，然又引申出圣人无言而体自然之说，并将“自然”引入儒家思想的范畴，或者融合道儒。

结束语

从人格自然，在阮、嵇等人的学说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其中又联系形神之说，构成玄学人格的塑造，乃至引申出养生、求神仙等议题。同时有关自然的讨论，也发展到艺术、历史等各种领域。上述即所谓正始之音及竹林之说的要义，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原义。天地自然之说，原本就是老庄的旧义，至魏晋玄学发挥此义，最先的功劳在于廓清两汉儒学中关于天道意志的神学成分。

两晋之际则山水自然之说盛，实为构成玄学山水观、玄学山水文学的基本内核。“兰亭集”诸诗文就是阐发这种自然观的。孙绰《游天台山赋》劈头“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结尾又说“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正是对这种自然观的阐述。

政治、生命、天地三重自然中，都存在着一个对立的问题。在魏晋时期，这种对立用“庙堂”、“丘壑”这样的词汇来分别指称。从上述自然思想的对立关系来看，陶渊明的思想与行为都是偏向于自然一派的。

我们也可以说陶渊明是魏晋玄学自然说的比较典型的继承者。在政治上，陶渊明个人有避世的倾向，并且如《时运》诗中慨叹“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桃花源诗》及《桃花源记》中存人伦而废君臣、无赋税，以及自称“北窗下卧”，“自谓是羲皇上人”，都可以看出，陶渊明在政治上深受道家及玄学一派的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是他怀古情结的基础。在天地自然方面，陶渊明的隐逸行为已经明显地表现了他在庙堂与山水之间，是选择了后一场合的。落实到生命方面，就是“神辨自然”所阐释的思想。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辨自然”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诗之中，而是包含在渊明思想与行为的整体之中。陶渊明通过对“自然”、“神”所属的哲学含义进行了发展和创造，并建立起了最高的哲学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陶渊明思想进行的哲学解读，并非已经完成，而是才刚刚开始。至于“神辨自然思想”的实践性，则是需要通过不同个体来推到、实践。而他在历史上的影响，足以构成一部独特的思想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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