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是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人物，如果没有他，大明很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北宋，正是他的挺身而出，才在危难关头拯救了整个大明天下。
朱瞻基死后，把皇位传给了年仅九岁的儿子朱祁镇，刚开始权利在太后手上，后来朱祁镇长大之后，太后还政给皇帝，当时正赶上北方的鞑靼频繁侵犯北方，朱祁镇年轻气盛，在大太监王振的蛊惑下就答应御驾亲征，结果五十万将士全军覆没，而他本人也被俘虏。
此时，京城守卫空虚，很多人纷纷建议南迁，仿南宋事，苟延残喘。
这时，有一个人，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大喝道：“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就是这句话，挽救了大明朝，没有重蹈北宋覆辙。
于谦的正确意见, 得到礼部尚书胡 、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的支持。在于谦、胡濙 、王直、陈循等朝臣坚决主战的激励下, 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 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州粮入京师, 于是京师人心渐趋稳定。从十八日受命, 到十月初瓦剌大举进犯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于谦日夜尽心竭虑, 从各方面整顿内政, 惩治王振余党, 以慰人心; 整饬军备, 识拔文武官员, 加强关隘防守, 把官员军民惊慌混乱的局面改变成同仇敌忾、共赴危难的激昂形势。后经过京师九门激战,终于大败瓦剌于北京城下, 使明朝转危为安。
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做了四个部署，使得北京城形势转危为安：
第一，拥立朱祁钰为新君，稳定人心；
第二，拒绝也先的和谈，坚决选择武力对决，使得也先的挟持之奸计不能得逞；
第三，举贤任能，保举了一大批得力的武将，成为北京保卫战的重要力量；
第四，紧急备战，调外兵勤王，并且调集粮草，赶造兵器，准备与也先决一死战。
于谦拥朱祁钰为帝是兵行险招
因为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便确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除了朱棣以武力取代朱允炆，明代前期皇位继承严格按照这一规则。
而于谦在朱祁镇依然健在，且皇太子正式册封的情况下另立朱祁钰为帝，这实际上是对现存皇统的一种颠覆。于谦以一介臣民卷入了皇权更替的漩涡中，其中的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景泰八年，明代宗朱祁钰病重，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发起了“夺门之变”，明英宗复位。
八年前在朝堂上被于谦怒斥的徐珵，即“夺门之变”的所谓功臣徐有贞，诬陷于谦等制造不轨言论，以“意欲谋反”之名，强加罪名于于谦身上。
明英宗并非是一个昏君，他是这样说的：于谦实有功。
这伙人不死心，扔出了杀手锏，“不杀于谦，此举实无名。”朱祁镇才最终下了杀心。于谦死后，史载：天下冤之。在抄家的过程中，人们更是发现，于谦不仅是一个能臣，而且还是清官，家无余财。
但归根结底，于谦政治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奸臣陷害, 也不在于英宗昏庸，而在于皇权更替过程中的政治需要。
明宪宗成化初年，将于谦之子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
明孝宗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十八年，改谥为忠肃。
他终于得以昭雪，也获得了后世的认可，但我知道，天日昭昭，这是他应得的。
那个救国扶危，为大明续命二百年，却又在污浊秽气的官场里持身中正，带着两袖清风离去的瘦弱身躯，比整个大明王朝要伟岸得多，其光芒也要耀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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