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是一個力挽狂瀾的英雄人物，如果沒有他，大明很有可能變成第二個北宋，正是他的挺身而出，才在危難關頭拯救了整個大明天下。
朱瞻基死後，把皇位傳給了年僅九歲的兒子朱祁鎮，剛開始權利在太后手上，後來朱祁鎮長大之後，太后還政給皇帝，當時正趕上北方的韃靼頻繁侵犯北方，朱祁鎮年輕氣盛，在大太監王振的蠱惑下就答應御駕親征，結果五十萬將士全軍覆沒，而他本人也被俘虜。
此時，京城守衛空虛，很多人紛紛建議南遷，仿南宋事，苟延殘喘。
這時，有一個人，在朝堂上據理力爭，大喝道：“主張南遷者，罪當斬首。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勢便去。”就是這句話，挽救了大明朝，沒有重蹈北宋覆轍。
于謙的正確意見, 得到禮部尚書胡 、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的支持。在於謙、胡濙 、王直、陳循等朝臣堅決主戰的激勵下, 朱祁鈺和皇太后才下抗戰的決心,並把戰守的重任託付給於謙。
于謙在受命的第二天, 立即奏請調南北兩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州糧入京師, 於是京師人心漸趨穩定。從十八日受命, 到十月初瓦剌大舉進犯的一個多月時間內,于謙日夜盡心竭慮, 從各方面整頓內政, 懲治王振餘黨, 以慰人心; 整飭軍備, 識拔文武官員, 加強關隘防守, 把官員軍民驚慌混亂的局面改變成同仇敵愾、共赴危難的激昂形勢。後經過京師九門激戰,終於大敗瓦剌於北京城下, 使明朝轉危為安。
于謙在土木堡之變後做了四個部署，使得北京城形勢轉危為安：
第一，擁立朱祁鈺為新君，穩定人心；
第二，拒絕也先的和談，堅決選擇武力對決，使得也先的挾持之奸計不能得逞；
第三，舉賢任能，保舉了一大批得力的武將，成為北京保衛戰的重要力量；
第四，緊急備戰，調外兵勤王，並且調集糧草，趕造兵器，準備與也先決一死戰。
于謙擁朱祁鈺為帝是兵行險招
因為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便確定了“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除了朱棣以武力取代朱允炆，明代前期皇位繼承嚴格按照這一規則。
而於謙在朱祁鎮依然健在，且皇太子正式冊封的情況下另立朱祁鈺為帝，這實際上是對現存皇統的一種顛覆。于謙以一介臣民捲入了皇權更替的漩渦中，其中的政治風險不言而喻。
景泰八年，明代宗朱祁鈺病重，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貞發起了“奪門之變”，明英宗復位。
八年前在朝堂上被于謙怒斥的徐珵，即“奪門之變”的所謂功臣徐有貞，誣陷於謙等製造不軌言論，以“意欲謀反”之名，強加罪名于于謙身上。
明英宗並非是一個昏君，他是這樣說的：于謙實有功。
這夥人不死心，扔出了殺手鐧，“不殺于謙，此舉實無名。”朱祁鎮才最終下了殺心。于謙死後，史載：天下冤之。在抄家的過程中，人們更是發現，于謙不僅是一個能臣，而且還是清官，家無餘財。
但歸根結底，于謙政治悲劇的根源不在於奸臣陷害, 也不在於英宗昏庸，而在於皇權更替過程中的政治需要。
明憲宗成化初年，將於謙之子于冕赦免回來。他上疏申訴冤枉，得以恢復于謙的官職，賜祭。
明孝宗弘治二年，採納了給事中孫需的意見，追贈于謙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號肅愍，賜在墓建祠堂，題為“旌功”，由地方有關部門年節拜祭。萬曆十八年，改諡為忠肅。
他終於得以昭雪，也獲得了後世的認可，但我知道，天日昭昭，這是他應得的。
那個救國扶危，為大明續命二百年，卻又在汙濁穢氣的官場裡持身中正，帶著兩袖清風離去的瘦弱身軀，比整個大明王朝要偉岸得多，其光芒也要耀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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