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影中探尋著歷史的過往，在光影中撿拾著人性的光澤，在光影中窺探著自我的救贖。我們一邊遺忘著，但一邊又在銘記著，人類歷史進程中總是絕望與希望並存，可我們仍舊選擇用最溫柔的表達方式，留住那些美好的記憶，即使，這些美好從來沒有所謂正確的真相作為支撐，但，它的出現，已然讓每個人心中有了自己的選擇。
對於戰爭的反思，德國從來都是徹底的，無論是和丹麥合拍的《地雷區》，對於戰後少年戰俘困境的極致還原，還是《我們的父輩》中，對於戰爭原罪的追根溯源，或者是《逃出柏林》中，對於對於自由靈魂的探尋。
當一個國家真正能夠面對曾經的罪惡，並且不遺餘力地避免重蹈覆轍的時候，才算是從內到外的重獲新生。
2006年上映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便是這樣一部站在歷史時間的交叉口，對於身處高壓之下人們良知的喚醒，並在自我救贖中迴歸人性的電影。
即使，我們不瞭解冷戰時期的德國曆史，即使，我們並不知道東西德之間的明爭暗鬥，但卻能夠從人本身這個角度出發，對於電影產生情感上的共鳴，而電影在整體充斥的壓抑氛圍中，卻時刻都在傳遞著一種生活的希望。
歷史是冷冰冰的，而人心卻是溫熱的，不過，《竊聽風暴》中維斯勒這樣的人究竟是否存在過嗎？這或許已經不再是電影關注的焦點。
利用維斯勒的眼睛觀察著即將崩潰的東德體制，利用維斯勒的行動實現自我與他人的救贖，當電影中，用時間字幕的方式，將那段殘酷的歷史輕輕翻過時，已然盛開的道德與良知之花，得到了長久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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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多項國際大獎殊榮的《竊聽風暴》，之所以能夠引起很大的關注度，在於它的立足點始終是人，即使擁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以及多變的政治時局，但這些統統都成為了故事角色的陪襯。
於是，我們在電影營造的緊張氛圍中，堅信著曾經的確存在過一個或是一群這樣善良的人，而這種剖開歷史，站在當下的深入思索，並不僅僅是為了譴責，更多的是希望能夠在反思中，一如既往的保持著性本善的準則。
故事發生在1984年，一分為二的德國被一道圍牆狠狠隔開，此時，東德對於本國民眾思想的控制，達到了病態般的瘋狂，電影主角維斯勒便是一位成績優異的監聽者。
故事從一開始便引出了維斯勒，在現實與回憶的結合中，巧妙的點出了此時國內緊張的局勢。學生中的異議者，被維斯勒在名字前作了標註，這時候，維斯勒所呈現的形象是冷酷且謹慎的，對於任何的異樣舉動都不會放過。
立場的背後是國家，職業的背後是職責，維斯勒就像是一個沒有感情的螺絲，始終鑲嵌在冷冰冰的國家機器上。他的運轉離不開國家，而國家的高壓專制，讓他不得不始終處在自己的世界，所以，話語極少的維斯勒，總是以一種孤獨的形象出現，這種與現實社會的撕裂，其實，也是一種自我保護。
可是，當他奉命去監聽一個作家時，他的目的是國家的安全，上司的目的卻是為了巴結部長得到升職，這是一種價值選擇上的衝突，也是對於當時時局的巧妙呈現。高壓專制下，原本的無私被自私所踩踏，原本的國家利益被個人利益所利用，維斯勒基於忠誠，不得不發出這樣的疑問：“難道我們加入這個組織就是為了這個？”
正是這句疑問，將維斯勒原本扁平化的形象立體起來，也第一次開始，讓電影中有了人情味的出現。
群體對於個體的擠壓，發展到最後都是盲目的，這是集體無意識造成的局面，而陷入瘋狂之後的爭名逐利，則是重回原始物競天擇的野獸行為。自私自利從來都不是什麼高尚的行為，可是，卻總是帶上偽善的面具，所以，自我的救贖，不僅僅需要以參與者身份的自省，更多的還需要站在旁觀者角度的反思。
於是，維斯勒對於德瑞曼的監視，漸漸的讓維斯勒剝離出了那個瘋狂的群體，轉而成為了個體的旁觀者，他在聽也在看。德瑞曼對於東德的失望，對於自由的嚮往，對於專制的唾棄，對於弱者的同情，德瑞曼女友在強權控制下的卑躬屈膝，不得不出賣肉體與靈魂，這些事情，一次次刷新著維斯勒原有的認知。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時代車輪碾壓下，麻木不仁從來不是人原有的本性，所以，維斯勒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壞人，而從參與者到旁觀者的轉變，只是一點點的讓他從群體中剝離，看到更為真實的自我，從而在自我救贖與救贖他人中，做著正確的選擇。
你沒有選擇國家的權利，但是，你有選擇成為什麼樣人的權利，這是一種看清事實後的人性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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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行事是軍人職責，制止作惡是人性本能，可電影卻將二者放在了一個極端的水平上，那就是，當體制強硬灌輸著某種價值觀時，個體又該如何不淪為冰冷的機器呢？
這是一種建立在反思之上對於人性的拷問，我想，很難有準確的回答，畢竟，個體永遠無法與群體正面抗衡。
維斯勒在獲取重要情報後，原本是要交給上司的，可是，當他聽到上司對於本國民眾採用殘忍折磨手段時，他本能的收回了那份情報，且撒了一個謊。雖然是下意識他作出的選擇，可卻早已經歷過反覆的掙扎，他的這種選擇，並不帶著任何的目的性，單純的出於本能，此時，個體跳出集體後，自我認知慢慢開始的迴歸。
這只是電影的處理手法，如果，真放在現實中時，維斯勒這樣的人存在嗎？
《竊聽風暴》在正式投拍時，的確是獲得了許多前東德人的幫助，因為，他們想讓自己曾經遭受過的苦難呈現出來，可有一個人拒絕了提供幫助，他就是前東德監獄博物館的館長，為什麼？館長說：
因為這個劇本的設定不符合史料，在整個東德歷史上，像維斯勒這樣的“良心發現”秘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看看，多麼扎心的回答。
這其實也在間接的說明著，導演拍攝這部電影真正的目的。
他就是要創造出一個現實中很難存在的維斯勒，然後，讓維斯勒作出自己的選擇，讓個體在群體的碾壓中，獲得自我救贖，之後，用電影對照現實，冷冷地告訴人們，無論處在多麼荒唐的集體或是專制碾壓中，你還是有選擇權的，比如，在朝著試圖爬過柏林牆的自己人開槍時，槍口能夠稍微高一公分，比如，像維斯勒那樣，用謊言挽救一個作家。
絕境中對於人性的萃取，才更加真實，這是在一次次衝突與矛盾中，從主觀到客觀，從參與者到旁觀者，不斷突破自我認知的過程，此時良知與道德的復甦，才是最彌足珍貴的。
在集體與專制強硬下，任何的個體都是渺小的，維斯勒如此，德瑞曼也是。當維斯勒選擇用謊言和沉默來背叛這個蠻橫的制度時，他可能從來沒想過自己之後的命運，也沒有期望德瑞曼可以寫一本感恩自己的書籍。
這不是懷揣拯救天下人的妄念，而是拯救自己的決心，畢竟，選擇良知從來都是一種個人的本能，只不過，這個本能被矇蔽的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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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風暴》這部電影看完後，我腦海裡總是閃現著康德說過的那句話：
有兩樣東西，愈是經常和持久地思考它們，對它們日久彌新和不斷增長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實著心靈：我頭頂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準則。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能夠選擇，是因為我們存在良知，是因為我們有道德和法律約束，即使最黑暗的時刻，人類依舊挺了過來，這便是人性的偉大之處。
避免歷史重蹈覆轍，最好的方法就是，將那些裝睡的人一個個叫醒，讓矇蔽的良知一點點復甦，拯救世界之前，先把自己拯救了，選擇做一個好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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