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
隨著內外形勢的變化，依靠投資和房地產的中國經濟“第一發展曲線”已呈明顯下滑態勢，單純追求速度和盲目粗放擴張以實現趕超已不具有現實基礎和意義。因此，新時代中國經濟要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就必須擺脫既有的傳統思維理念和發展模式的束縛，重新定義發展道路和增長模式，開啟著眼於未來第二個乃至第三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二發展曲線”，不斷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放緩，人們對未來經濟走勢充滿了擔憂。更為全面客觀地觀察中國經濟，應適當淡化對於經濟增速的過度關注，更加重視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優化，更加重視就業和居民收入的增長，更加重視短期因素背後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尋找有助於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第二曲線。
穩中有變：未來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
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至2019年第三季度錄得6.0%，這是GDP當季同比有記錄以來的27年最低數值。並且，現實經濟增速和潛在經濟增速均在進一步下降，尚難預計這一輪週期——如果還存在傳統意義上的週期的話——的底在哪裡。
觀察“三駕馬車”的表現不難發現，2019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穩中略降、溫和放緩，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速6月受汽車銷售回暖影響快速反彈之後再度回落，弱勢不改。2019年10月，消費增速再創新低7.2%，廣義乘用車銷量除6月受促銷影響反彈5%外，連續16個月負增長，7、8、9、10月再度負增長5.4%、9.9%、6.6和5.9%%，商品房銷售從2018年12月的兩位數降至10月的7.3%。固定資產投資仍未改變趨勢性下滑的態勢，製造業投資亦是逐級走低。房地產投資及銷售：弱勢反彈結束，向下趨勢顯現；基建投資：似乎見底，但盛況難再，穩增長託底基建投資，但受制於地方政府債務約束，不會過度刺激，其對沖投資下滑作用逐步減弱。外需出現因貿易戰滯後影響所導致的低位徘徊。2018年10月、2019年3月均出現企業搶出口現象，但隨著貿易談判的反反覆覆，出口呈現逐級走弱態勢。與此同時，反映國內需求的進口走勢更弱。
因此預計未來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暫時難以徹底扭轉。就2019—2020年來看，經濟增長的上下空間均相對有限，緩慢下行仍是主基調。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趨勢可能還未結束，仍將有可能繼續下臺階。
之所以有這樣略顯悲觀的判斷，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點理由：一是“全球化紅利”消退。中美經貿摩擦料將長期化、複雜化，兩國間的戰略性博弈將貫穿整個21世紀上半葉。二是“人口紅利”消退。2014年開始，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出現絕對下降，2018年新生人口僅1523萬人，同比減少200萬人，高齡少子同時出現。三是“結構化紅利”消退。隨著第三產業或服務業快速發展併成為經濟增長第一動力，資源配置效率在不斷下降。仍處於低端服務業的平均勞動生產率相較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還是處於劣勢，經濟增長與服務業比重形成喇叭口走勢：服務業比重越高、發展越快，經濟增速越低。四是以防風險為首的“三大攻堅戰”不支撐高速發展，相反，某種程度上制約中長期經濟增長。
變中有憂：中國經濟系統性風險亟待化解
隨著我國經濟增速下滑和結構調整的深化，未來一些重大系統性風險需高度重視，並採取有效措施逐步化解，以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
風險之一：經濟面臨新一輪下行壓力，工業品有可能陷入持續通縮困境，並導致規模以上企業利潤大幅下滑。2019年7月生產價格指數（PPI）首次出現月度負值-0.3%，目前已持續四個月。工業品持續通縮將極大影響上游企業（國企為主）利潤和就業狀況，導致部分企業經營困難等。
風險之二：去槓桿任重道遠。因政策重心偏向於穩增長、實施逆週期調節政策，2019年上半年槓桿率又出現了較大反彈。據國家金融實驗室數據顯示，實體經濟部門槓桿率在上半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從2017年末的243.99%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251.1%；非金融企業槓桿率7個季度下降後反彈，從2017年末的158.19%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155.6%；政府部門槓桿率從2017年末的36.44%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39.2%；居民部門槓桿率從2017年末的49.36%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56.3%。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高槓杆率仍是當前經濟面臨的頭號風險。進一步分析，非金融企業負債中國有企業的比重顯著較高。相比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效率偏低，盈利能力較弱，財務上軟約束，因此，國有企業偏高負債水平是中國經濟效率和質量偏低的主要問題所在。
風險之三： 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2018年以來，民營小微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越發凸顯。在結構轉型期，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再疊加去槓桿等嚴監管舉措，金融機構放貸更趨謹慎，而小微因其天然存在的高成本、高風險成為最大承壓者。民營小微企業普遍以自有資金和民間借貸作為主要融資來源，據統計，4000萬中小企業中只有10%能從銀行體系獲得融資支持。
風險之四：豬價快速上漲推升物價上漲風險，壓縮了貨幣政策寬鬆空間。受非洲豬瘟和供應短缺影響，能繁母豬和生豬產能收縮，疊加豬週期，導致豬價近期超預期大幅上漲。但是，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核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依然在走弱，與PPI走勢基本一致。預計未來一到兩年內，全國生豬供應仍將持續偏緊，從而推動豬價繼續在相對高位運行，對CPI的影響也將長期化，這將對貨幣政策操作產生一定影響和制約。
風險之五：人口紅利漸行漸遠，老齡化與少子化洶湧而來。2016年開啟的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生育堆積效應業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繼續負增長，已減少13%以上降至約1523萬。育齡婦女規模已見頂下滑，至2030年，預計20～35歲主力育齡婦女規模將比2017年減少31%；出生人口將大幅下滑至1100多萬，較2017年減少1/3。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2010年達峰值，人口紅利消失，中國已無法挽回地進入到“未富先老”的老齡化快速發展時期。2017年65歲及以上人口已突破1.6億，佔比11.4%。預計到2050年前後，老年人口將達到4.87億的峰值，佔總人口34.9%，屆時每3.3箇中國人中將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養老負擔日益加重。如何面對老齡化社會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後果，將是我們接下來不得不正視的重大問題。
風險之六：儘管近期有所緩和並達成階段性協議，中美經貿摩擦仍有可能從貿易、技術領域逐步擴散至金融領域，並將進一步複雜化、長期化。兩國圍繞技術創新、經貿投資及金融等多方面長期博弈已經開始，兩國間的全面競爭和博弈將更聚焦於長期戰略利益而非短期商業利益，同時，價值觀、意識形態的衝突和對立將與之並行，中美過去穩定、平靜的經貿關係可能已發生實質性變化。
風險之七：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將面臨全球貿易、投資、金融、商品及地緣領域的輸入性風險。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自外部世界的風險有增無減：主要經濟體長期國債收益率和利率中樞不斷下移，開始步入降息週期，全球經濟增速不斷收斂，“長期停滯”之陰雲再次籠罩全球；全球性貿易摩擦風險將對經濟復甦構成巨大威脅，對外直接投資有望回升但升勢較弱，金融與商品市場在政策外溢效應影響下波動率不斷加大；地緣政治博弈加劇、風險上升。
綜上，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更主要的是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如結構性槓桿、結構性物價上漲、結構性融資問題等。
面對國內外經濟下行和如此眾多之不確定性，我們應當繼續悲觀嗎？我們有樂觀的理由嗎？觀察已經進入到高質量發展新時代的中國經濟，不能再執迷於速度的高低快慢，而應從更為廣闊和縱深的視角來分析。
考慮到全球經濟放緩及貿易環境嚴重惡化帶來的挑戰，筆者認為，除全球橫向比較的顯著優勢之外，中國經濟增長“含金量比較高”至少表現在以下五方面：一是就業狀況保持穩定。9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2%，總體溫和可控。二是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1%，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三是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比穩居第一，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多項數據如增加值、投資增長速度明顯高於均速。四是改革開放取得多項新進展和新成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順利，對外開放在外資准入、知識產權、進出口、金融等多領域有新的重要舉措，特別是在金融開放方面動作頻頻、亮點紛呈，微觀主體活力有所增強，營商環境不斷改善。五是經濟整體風險可控。經濟增速回落溫和，沒有出現“斷崖式下跌”，物價上漲溫和可控，通脹和通縮風險均不大，更沒有“滯脹”。
破局之道：尋找中國經濟第二發展曲線
未來中國經濟的出路在哪裡？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是什麼？
根據第二曲線理論：任何事物都有生命週期，如果用一條曲線反映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的發展軌跡，任何一條增長曲線都會在達到拋物線的頂點後出現下滑，直至消亡。因此，任何一家企業、一個國家要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其秘訣就在於第一發展曲線出現下滑或消亡前，打造一條新的發展曲線，即第二發展曲線。
隨著內外形勢的變化，顯然，依靠投資和房地產的中國經濟“第一發展曲線”已呈明顯下滑態勢，單純追求速度和盲目粗放擴張以實現趕超已不具有現實基礎和意義。因此，新時代中國經濟要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就必須擺脫既有的、傳統思維理念和發展模式的束縛，重新定義發展道路和增長模式，開啟著眼於未來第二個乃至第三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二發展曲線”，不斷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持續培育增長新動能，通過連續性創新實現新的攀登和跨越。
短期來看，側重於需求面的宏觀經濟政策仍需因時而變，優化調整。
一是就業狀況保持穩定。10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總體溫和可控。重視運用適當財政工具，除加厚、織密社會保障的防護墊和保護網外，加大力度開展適應新一輪技術和產業革命需求的勞動力技能培訓。
二是取消限制消費的諸多臨時性、行政性措施。例如，減少或消除影響購車、出行的規定，改善道路、停車等基礎設施，優化限購、限行相關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車對汽油車的替代，鼓勵共享出行的發展。短期可嘗試在特定時期內，對特定居民，如老年群體、學齡前兒童、城市及農村低收入困難群體等，以發放消費券的形式，提振短期消費。中長期還須通過持續提高居民收入、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等辦法來鼓勵消費，促進強大的國內市場建設。建議在“十四五”規劃中制訂居民收入五年倍增計劃，以穩定居民中長期預期，提振消費意願。
三是穩定房地產投資、穩定房價、穩定預期，避免房價下跌的自我實現和自我循環。 現在對房地產有一邊倒的傾向，大有運動式棒殺之嫌。這樣的強行干預和過度打壓是否會主動人為製造危機？是否將加劇和加速衰退的到來？要極力避免房地產市場如過去的股市一樣大起大落，穩定房地產市場也有助於穩定消費。
四是繼續為企業特別是小微、民營企業減稅降費。有效控制其稅費負擔和各項經營成本不要出現反彈，繼續釋放企業發展活力。
五是做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要把握好逆週期調節的力度，財政政策宜保持總量擴張，結構優化；貨幣政策宜保持總量穩健，結構寬鬆。
財政政策擴張的力度可適當加大。除保持必要的減稅降費力度外，未來可能的政策選項還應包括：繼續加快財政支出節奏，適度增加中央政府基建投資規模和地方專項債的發行規模，適度降低重大建設項目資本金比例；優化槓桿結構，必要時可進一步提高中央政府的槓桿率，適時突破3%的財政赤字率；下調基建項目資本金比例；降低企業所得稅；推動增值稅三檔並兩檔。
未來政策利率如MLF、TMLF都有擇機調降的空間和必要。及時、適度調降政策利率，有利於通過LPR機制直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部門的融資成本，降低政府和企業的存量債務負擔，有利於降低居民高槓杆對消費的壓制，這對於穩定和擴大消費需求，釋放和提高政府擴大基建投資的能力，提高企業投資需求，確保四季度乃至明年經濟運行預期目標的達成至關重要。
現階段央行對降息的顧慮主要是兩個：一是擔心房價再起，擔心房炒不住。以緊縮房地產的方式來換取其他行業借貸成本的降低也許很難實現，阻礙製造業發展、擠佔消費的罪魁禍首並不是房地產，它們之間並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二是擔心物價上漲會失控。當前豬價快速上漲引起的是結構性物價上漲，而不是全面通貨膨脹，原因有三：一是除去豬和油之外的其他消費品幾乎都不怎麼漲，豬和油上漲都源於供給衝擊，而非需求推動；二是貨幣供應溫和未失控，“通貨”穩定，M2今年10月同比增速只有8.4%；三是GDP平減指數前三季度累計同比僅有1.6%，低位徘徊，不屬於物價總水平的上漲。因此，當前的結構性物價上漲不構成貨幣政策寬鬆的真正制約。
中長期來看，為抵禦內外部衝擊、從容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更多地從供給側來解決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諸多結構性、體制性問題，迫切需要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曲線，其關鍵在於：努力打造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雙動力機制，即大力培育新經濟、新動能的同時，加快推動舊經濟、舊動能的轉型升級，實現雙輪驅動，共同構築強大的國內市場，提高新舊動能轉換的效率。
第一，加快新技術的研發、推廣與應用，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釋放工程師和高技能人才引領的新信息化紅利，解決供給側的核心技術依賴問題。從根本上說，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發展來自宏觀上全要素生產率和微觀上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政策的短期刺激。而無論宏觀還是微觀效率的提高，均來自創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將釋放創新紅利，這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偉大復興的關鍵。
第二，加緊推動新一輪產業和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的發展，促進新舊動能轉換，釋放後工業化時代轉型升級紅利。持續推進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重用“四新”經濟手段，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低端、落後產能出清和“殭屍企業”的化解，促進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的優化合理。
第三，通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及鄉村振興，釋放以消費升級為代表的新市場化紅利，解決需求側的市場獨立問題。消費升級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擺脫內憂外患、徹底實現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國內市場培育另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方向是鄉村振興，這既是國家的大戰略，也是企業的大文章、市場的大機遇，這個戰略將成為未來幾十年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主線，是未來中國經濟展現巨大韌性和迴旋餘地的重要方面。
第四，依託全新的區域協調發展新佈局，推動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設，釋放新城鎮化紅利。隨著人口向大中城市乃至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流動和集中，重點地區的城市群有望有序快速發展，一體化建設水平將不斷提高，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引領和輻射帶動力將顯著提高，區域協調發展將越發顯著，這將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助推力。
第五，繼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全面體制變革，釋放全面改革新紅利。改革大業千頭萬緒，其中特別需要強調和特別值得期待的是，堅持“競爭中性”原則，為民營企業在環保、融資、稅收、用工、市場準入、產權保護等方面創造公平對待、一視同仁的市場環境，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活民間投資。加快推進國企改革，提高國企分紅比例，並按照市場化原則加快處置“殭屍企業”。對於中央所確定的重大改革部署，應注重落實、儘快落地，對待重要改革任務，要敢於突破、善於創新，避免改革口號化、形式化、表面化。
第六，堅定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加快制度型開放，釋放新全球化紅利。 未來中國開放的重點是，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加快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這將包括並不限於：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特別是知識產權，允許更多領域實行獨資經營，逐步實現利用外資由數量型、規模型向質量型、效益型轉變，營造既無歧視、也無優惠、更為公平、“競爭中性”的營商環境；擴大進出口貿易，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削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有效管控各類風險；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改革，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第七，實施鼓勵生育的基本國策。從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長遠利益考慮，為從根本上提升對製造業的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有必要儘快全面放開落伍的生育限制政策，並實施鼓勵生育的基本國策，儘快穩定生育率水平。為此，應從生育、托育、幼教服務保障，稅收優惠和經濟補貼，生育撫養成本有效控制和合理分擔等方面構建全面鼓勵生育的政策支撐體系。
本 文刊發於《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12月刊，2019年12月5日出刊，編輯：王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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