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一部災難大片風靡全球：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文名曰後天。
其中，有這樣一個片段：
洪水襲來，人們迅速地逃進曼哈頓公共圖書館。隨著天氣迅速的惡化，外面即刻變得冰天雪地。逃進曼哈頓公共圖書館的人們暫時躲過了一劫。
隨著眼前的危急生命的狀況暫時平息了下來，人們慢慢的擺脫混亂，在圖書館裡，暫時與自主的形成了一個臨時的群體組織或是小社會。雖然沒有正式的形式或者通知與選舉，此時，在這種無序中，唯一的身穿制服的警察就成了人們心中默認的權威和領袖。
當圖書館裡的人們發現外面出現了人群，延至冰凍的城市向南而去。經過警察地分析和判斷，待在圖書館中相當於等死，出發一路向南才是唯一可以活下來的出路。於是，他號召大家和他一起離開圖書館，加入外面的向南而去的人群以獲得生的希望。
此時，我們的男主山姆跳了出來，大聲疾呼：別走！出去就會凍死，現在往南走已經來不及了！我爸說了，要找地方躲藏，取暖，也許還都能挺過去！我爸很牛，是個氣象學家！
警察告訴大家：在這裡沒有補給，等下去只會等死，沒有機會；走出去，雖然是冒險，但是很值得一試。人們看看警察，看看臉上稚氣未脫的男主，看看周圍的人群，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於是，我們的男主背向圖書館的大門，面朝向他而來的人群，任憑他的勸導與阻攔而不顧，投身於那個冰雪世界。這一刻，不同人的命運就此截然不同。離開的，逐步凍死在了路上；留下的，最終迎來了陽光。
電影是虛構的，這個不用說。為什麼這一段情節會被如此的設計？警察與孩子，科學與盲目，留下與離開，生與死，這些對比強烈的衝擊著我們的感官，留給觀眾足夠的想象空間。如果你在現場，你會如何選擇。就像影片海報上的那句話：
where will you be?
嘿！這麼幼稚的選擇誰不會啊！真的嗎？如果真的置身與那個環境之下，你會做出最佳的選擇嗎？看看那些走出圖書館大門的人們，他們都是在紐約曼哈頓上班的白領精英們，他們真的那麼愚蠢嗎？
選擇，是關於性命攸關的事情。而人們面臨選擇的時候，又是那麼的無理性和愚昧！現在流行一個詞叫智商稅，指的是那些因為無知或者愚昧而付出的金錢。
但是，和生命相比，這些錢又是多麼的不值一提。
一念生，一念死。
可這執念從哪裡來，又有多少人能洞穿其中的奧秘？
暫先按下不表，我們先說點別的。
斯坦利 · 米爾格蘭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一位美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由於其所做的“
人類的從眾行為”的研究而著名於世。對於這個名字我們聽起來很陌生，但是提到六度分離理論，你一定不會陌生吧。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你和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之間，只需要通過6個人就能建立起聯繫。如今的領英（Linkedin）就是這個理論的完美體現。而這個理論就是這個斯坦利 · 米爾格蘭姆呈現給我們的。
The small-world experiment comprised severalexperiments conducted by Stanley Milgram and otherresearchers examining the average path length for social networks of people inthe United States.The researchwas groundbreaking in that it suggested that human society is a small-world-type network characterized by shortpath-lengths. The experiment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phrase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althoughMilgram did not use this term himself. “小世界實驗”包括由斯坦利·米爾格蘭姆Stanley Milgram和其他研究人員進行的幾項實驗組成，主要研究美國人群的社交網絡的平均路徑長度。研究是開創性的，它表明人類社會是一個以短路徑長度為特徵的小世界型網絡。此實驗經常被人們與“六度分離理論”相提並論，儘管米爾格拉姆自己並沒有使用這個術語。
今天要說的和六度分離理論無關。今天我們要說的斯坦利 · 米爾格蘭姆在心理學領域，之所以被人們譽為大牛的一個實驗，人稱服從實驗或者米爾格蘭姆實驗。
實驗在耶魯大學進行。
在一組實驗中，一共有3個人。兩名研究人員，和一名被試。被試首先被告知，該項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懲罰對記憶的效果，而實際上測試的目標是探究被試對於權威的服從程度究竟有多高。一名研究人員充當“權威”，控制整個實驗過程。被試扮演老師的角色，另一面研究人員扮演學生——就是被試以為的被研究對象。
被試，也就是“老師”，會看到學生被固定在一個椅子上，有電極連在“學生”的手上，同時，老師將被告知，電擊只會造成學生短暫的痛苦，而不會帶來永久性的損傷。
測試的內容是一系列的與記憶相關的題目。當學生回答正確的時候，繼續下一題目；當學生回答錯誤時，老師被要求按下電極的開關，對學生進行電擊。每錯一次，電擊的電壓就需要升高，升高的電壓對應著不同按鈕。電壓從15V開始，逐步升高，30，45，60，直到450V。
在實驗的過程中，假冒成學生的研究人員不斷回答錯誤，而被試——老師則被另一名研究人員——“權威”不斷的要求提升電壓。當然，電擊是假的，對面的學生只是在表演。學生此時的外在表現也由開始時的呻吟，痛苦，逐漸變為嚎叫，掙扎，咒罵，求饒。在此過程中，一般而言，老師會向研究人員問詢該如何是好。而研究人員則會嚴厲的督促要求其繼續，並告知被試，一切後果由研究者承擔。
揭曉謎底的時候到了，在一共進行的40組測試中，26名被試，佔65%，選擇了服從，一路將電壓提高了標著“致命”提示的450V。
由此，米爾格蘭姆得出結論：
部分個體會服從權威人士的命令，做出違背自己良知的行為。——《巴普洛夫的狗：改變心理學的50個實驗》亞當 · 哈特 · 戴維斯，英國科學家、科普作家、電視節目主持人
在行為認知領域，有個術語：appeal to authority，中文翻譯為訴諸權威。它源於一種認知偏差，認為專家（權威）會懂得更多，而且人們應該服從專家的意見。
有研究表明，當權威與個體意見不同時，人們傾向於選擇符合權威的意見，雖然此時人們表現出強烈的情緒壓力。
回到電影《後天》的場景中，在那個複雜、緊迫和無望的場景下，身穿制服的警察很容易在人們不自覺中被當作權威對待。於是，在這種訴諸權威的心理偏差的影響下，人們放棄了更為理性的思考，跟著權威走出了象徵著知識與智慧的圖書館，來到了蠻荒之地，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守牆衛兵因格·亨裡奇受到了審判。在柏林牆倒塌前，二十七歲的他射殺了一位企圖翻牆而過的青年，克里斯 · 格夫洛伊（上圖），二十歲。幾十年間，在這堵‘隔離人民的牆’下面，先後有三百位東德逃亡者被射殺……亨裡奇的律師辯稱這些衛兵僅僅是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
然而法官西奧多 · 賽德爾卻不這麼認為：
‘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拾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最終，衛兵亨裡奇因蓄意射殺格夫洛伊被判處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熊培雲，《自由在高處》，新星出版社，2015，P191。
對於警察或者士兵而言，命令更是一種無形的權威壓力。在服從命令為天職的指引下，亨裡奇做出擊斃克里斯 · 格夫洛伊的選擇。我們無從得知在那一刻亨裡奇的心路歷程，他是否經歷了內心的掙扎還是下意識的完成他的“任務”。也許，在緊急之中的那一瞬間，符合權威的要求所帶來的直接的情緒波動和壓力通過化學物質的分泌作用於他的大腦，他並沒有繼續思考，而直接選擇了瞄準開槍。
一個聲音說，相信警察的，他是真正的權威；另一個聲音說，相信氣象學家的，我們遇到的是氣象問題而非治安問題。
一個聲音說，聽研究者的，他說沒事就沒事，我只要執行就好了；另一個聲音說，相信自己，那麼高的電壓怎麼會不給學生帶來損害？就算是在實驗，我也無權給他人帶來如此大的痛苦。
一個聲音說，瞄準，開槍，必須擊斃他，這是我的職責和接受到的命令；另一個聲音說，生命不可隨意被奪去，打偏一點，讓這個年輕人活下來更重要。
對大多數人而言，第一個聲音會第一時間跳出來跑到你的腦海中，通過各種情緒和壓力給你最直接的感受；而第二種聲音，需要你仔細的體會，通過你的批判性思維和良知，給你另一種選擇。
聽誰的，你自己說了算！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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