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04年在汉语日本文学通史写作的历史上将是一个值得特别提起的年份，这一年的新春伊始，叶渭渠、唐月梅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全部出齐，4卷6册，200万字。根据笔者的了解和预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汉语学术界不会再有这样卷帙浩繁的日本文学通史著作出现，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是汉语写作日本文学通史的集大成之作，也有可能是此类写作终结的一个标志。
一、萌动的念头
叶、唐两教授早在青年时代就萌生了撰写日本文学全史的念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人研究条件的改变，得以把这一念头提到自己的日程，但他们没有贸然动笔，而是从具体作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着手"逐渐由作家研究延伸到思潮、流派的研究。
年轻时的叶渭渠教授
1、初步探索
早在80年代初，叶渭渠教授就翻译了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他负责编选并和唐月梅教授共同翻译的《川端康成小说选》，是川端小说在汉语世界中影响最为广泛的选本，他撰写的《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川端康成生活与创作的学术专著。
著名文学翻译家叶渭渠签名赠本《川端康成》
唐月梅教授关于三岛由纪夫的研究令人瞩目，她在翻译三岛的《春雪》、《太阳与铁》等作品的同时，全面考、分析三岛的人生道路、思想历程与文学写作，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填补了汉语日本文学研究的空白。
唐月梅:携手叶渭渠的翻译人生
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首先于2000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近代卷》和《现代卷》，而在此之前，他们的译著已经硕果累累，除了上面谈到的重要的学术专著还有《日本文学散论》、《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学思潮史》，他们还先后主持翻译了川端康成、横光利一、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等著名作家多卷本文集十二套，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等学术专著多种。
可以说，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写作是经过了旷日持久的积累和准备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叶、唐两教授陆续刊行的阶段性成果对我国的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叶、唐二位教授得到余华的高度评价
他们的文学翻译得到了曹禺、刘白羽等文坛前辈的称赞，也为新时期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提供了文学营养。余华说："从1982年到1986，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其中当然包括叶、唐的译作。"而叶、唐两教授主持翻译的大江健三郎的系列作品，无疑是沟通莫言与大江的文学纽带之一。
2、成果斐然
叶、唐两教授的这些成果，也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不断进展的标志。文革结束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变，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留有浓重阴影，叶、唐两教授在翻译、研究日本文学的过程中，曾因踏入"禁区"而受到各种压力。
他们没有因此中断探索，而是以更为勤奋的努力在大量阅读原始资料，细致辨析文本的基础上对复杂的文学现象提出了客观、恰当的评价，从而为日本文学研究打破"禁区"、开拓领域做出了贡献，为他们的文学史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经历文革之后的叶、唐两教授，意识开始转变
而支撑叶、唐两教授执着探索的，并不是众醉独醒的先觉意识，而是深刻的精神反思。据叶渭渠教授《我的求学之路》说，自50年代至"文革"开始，他也是按照规定的模式作文说话的，经历了"文革"磨难才"慢慢地恢复了自己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获得了专业研究日本文学的条件后，也始终注意反思自己既成的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
可以说，叶、唐两教授的多卷本《日本文学史》写作过程，也是他们的精神不断反思、升华的过程。
二、诗歌文学研究成果
中国人有意识地研究日本文学史，始于20世纪的"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日本的诗歌》是最早扼要勾勒日本小说（近代）和诗歌历史发展轮廓的文字。
《日本的诗歌》的笔记-中世歌谣
同一时期，在这一方面用力最多的应该说是谢六逸，1926年至1927年间，他曾为郑振铎《文学大纲》撰写"日本文学"部分。随后，他以单行本形式刊行《日本文学》。
图片 民国18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日本文学》
该书从日本文学的发生讲起，依次叙述日本上古到明治时代的文学，是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日本文学史。1929年，谢氏又在北新书局出版《日本文学史》分上、下两卷，下卷叙述近现代，时间下限延伸到昭和初年。
谢著依据日本文学的原文文献，参考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努力立于客观的地位进行介绍和分析。所以，其叙述方式与评断的观点都与日本学者为该国人士编著的书不尽相同。
而在叙述的内容和材料取舍方面，则"悉以适应我国的阅者为准则"。考虑到中国人长期存在的"同文同种"的错误观念，以及把"日本人的汉诗汉文"看作是"日本自古迄今的文学的认识"。
文学研究奠基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谢六逸
谢著把日本的汉诗汉文全部略去。谢著《日本文学史》仅十多万字，但选材谨严、叙述精炼、裁断得体，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有这样一部著作奠基，无疑是一件幸事。但是，由于中日之间的复杂历史纠葛，以及其他多种原因，谢六逸《日本文学史》问世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未有日本文学史的新著出现。
直到70年代后期，始有日本学者编撰的文学史翻译出版。如吉田精一著《日本现代文学史》、西乡信纲著《日本文学史》、松原新一等著《战后日本文学史》。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撰著的日本文学通史、断代史、思潮史、文类史陆续出版。一时形成文学史写作的热潮。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王长新著《日本文学史》（日文）、吕元明著《日本文学史》、彭恩华著《日本俳句史》《日本和歌史》、刘柏青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李德纯著《战后日本文学》等。
日本文学史(两卷) 叶渭渠 , 唐月梅
毫无疑问，叶渭渠、唐月梅两教授的4卷本《日本文学史》与这一文学史写作热潮是有密切联系的。
三、《文学史》之不同
与汉语学术界以往出版的《日本文学史》相比，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最明显的特色是篇幅的巨大。这当然是由著者的写作主旨决定的，以往的文学史多为大学教科书，是教学型的，不能不考虑和教学时间的匹配。
所以篇幅大多控制在20万至30万字，内容以作家和作品为主，叙述则采取提纲挈领的知识介绍方式。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是研究型的，不仅对作家、作品的介绍比其他文学史更详细，对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梳理和描述也更为充分。还把常常被中国学者省略的日本汉文学纳入了叙述内容。
《源氏物语》插画
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叶、唐《日本文学史》中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观念的考证和辨析，如"古代卷4"第十一章第二节《紫式部的美学观》。著者在指出"物哀"是紫式部的文学论的核心之后，不仅列举了与《源氏物语》同时代的其他物语作品出现的"哀"，"物哀"与《源氏物语》一书的出现频率相比较，《源氏物语》中"哀"字出现了1044次，物哀13次，还把《源氏物语》中13处出现"物哀"的段落全部摘引出来。
结合不同的上下文排比对照，分析了"物哀"思想的意义结构在三个层面上的区别、关联和渗透，最后得出结论说："所有'物哀'的感动，'知物哀'的动心，都是带情趣性的感情，是从内心底里将对象作为有价值物而感到或悲哀、怜惜、愤懑，或愉悦、亲爱、同情等等纯化了的真实感情。而非单纯的触物感伤"著者考察"物哀"意义内涵的方法，对于读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们，显然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其意义其实大于著者所给出的结论，而把具体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呈现出来。也只有在研究型的文学史中才能做到。叶、唐《日本文学史》的另一特色是贯穿全书的比较意识。
四、发展历程
在叙述古代日本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著者始终注意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甚至在"古代卷"里专门设置了一章"谈论《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这在日本学者著述的"国文学史"里似乎是无法想象的，而在"近代卷"、"现代卷"里，著者则把叙述主线转换为日本本土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影响——接受关系。
叶、唐《日本文学史》之所以做这样的叙述，自然是由他们的文学史观决定的，他们认为"一国的文学史不可能封闭在一国之内孤立发展，它必然会与他国的文学发生联系，相互交流、彼此影响，成为其文学发展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叶、唐两教授提出了和——汉、和——洋文学(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并以此模式为主线，对日本从古至今的文学历史进行了描述，他们既不赞成把"一部'日本文学史'视为'纯自发'的历史"，也不同意将其看作"是一部外来文学'影响决定'的历史"。
特别强调日本本土与外来文学的"融合"，立场是"中庸""平和"的解释也自成一说，需要说明的是叶、唐两教授所提示的"和——汉冲突、融合"模式中的"汉"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没有忽略汉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如印度文化，所起的作用，同样，在以"和——洋"模式描述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也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邻国文化——文学的复杂纠缠。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企图以一条或几条规律性的线索解释从古至今的文学历史，而是力图把线索性纲要与丰富的文学现象描述结合起来。叶、唐两教授所以能够把历时长远、复杂纷纭的日本文学历史叙述得条分缕析。
当然因为他们采取了恰当的叙述策略，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宏大的历史叙事充满信心"，这样的信心对叶、唐两教授以及以前的文学史家们来说也许是很自然的。但对于青年一代研究者来说，要建立起自己的宏大历史叙事的观念和方法，显然还需要时间。前面所说叶、唐《日本文学史》标志汉语学术界大规模的日本文学通史写作的终结，其深层的原因即在于此。
而叶、唐两教授在主持各种翻译和研究工作时，有意吸纳中青年学者参加，似乎"有厚望寄焉"。
结语：学术需要薪火相传，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不仅为中国的日本文学通史写作树立了一块界标，更为后来的研究者铺下了坚固的基石。而后者肯定是两教授更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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