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洛阳发生了一件大案，准确的说是一件大冤案。
说是大案，是因为案件的判决者是当时朝廷的实际控制人司马昭，案件的被告人之一是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说是冤案，是因为案件本身不复杂，嵇康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霸占了，吕巽反倒恶人先告状，状告弟弟吕安不孝，司马昭最终判决罪名成立，判处吕安死刑，为吕安喊冤的嵇康也被处死，是不是比窦娥还冤？
故事是这样的：
吕安和吕巽哥俩，是曹魏时期的名门大家，与嵇康素有来往，是朋友关系。弟弟吕安娶妻徐氏，徐氏是大家闺秀，集才华与美貌一身，名满整个洛阳的大美女。朝夕相处之下，哥哥吕巽垂涎弟妹徐氏，便起了不轨之心，一天迷奸了徐氏，告诉弟弟以后要喊徐氏嫂子。
现在看来这种有违人伦，禽兽不如的事情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史书记录的真真的。
妻子被哥哥抢走了，吕安自然愤懑，便去找自己的好友嵇康倾诉，让嵇康出出主意状告哥哥。嵇康是当时的名士，素来鄙视儒家礼法，恰恰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反而规劝吕安不要告状，避免家丑外扬。
吕巽听说弟弟要状告自己，担心的要命，便想出一招，现状告弟弟有违孝道。被告变原告，被动变主动。官府便派人把吕安抓了起来。
嵇康听说吕巽居然恶人先告状，非常后悔自己之前规劝吕安不要告状。便写信与吕巽断交，并且公开大骂吕巽，为吕安鸣不平。这件事就成为洛阳，甚至天下公知的新闻事件。
嵇康很快也被官府抓了起来。
由于不是普通百姓的寻常案件，有闹的满城风雨，这个案子便到了当时掌权的司马昭手上审理。司马昭也是一代英主，不可能是非曲直不分，对错这么明显的案子他却为难了，不知道该如何判决。
他为难的地方只在一点，那就是孝道。吕巽正是拿着一点状告弟弟吕安。按照古代的礼法，父对子、兄对弟是拥有绝对的权威的，长兄如父嘛。吕巽霸占吕安的妻子是不对，但这仅限于吕家，并不会造成社会层面的破坏力。而嵇康和吕安将此事弄的人尽皆知，就上升到了社会问题。吕安让吕巽颜面扫地，是为不孝；吕安让徐氏无地自容，是为不孝；吕安让家族蒙羞，是为不孝；从这个角度讲，吕安的罪名的确成立。
这个逻辑不难理解，传播丑闻的人一定比制造丑闻的人罪名更重，现在有很多公众事件也证明了这个逻辑。
司马昭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这样一个案件犹豫的原因就出在这里。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应该判处吕安、嵇康有罪，以维护社会的孝道。从个人感情的角度，他又觉得吕安和嵇康是无辜的，不能冤枉好人。
这时候，一名叫钟会的官员趁机禁言，说：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这钟会实在的坏，他不从案件本身去说，而是从嵇康向来不遵从礼法，不遵从朝廷任命，不服从管理的角度去讲，说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
这句话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是致命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任何人都不能挑战的；统治社会的礼法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挑战的。
钟会为什么要诽谤嵇康呢？因为他要复仇，让嵇康位冷落羞辱他付出代价。
《晋书·嵇康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嵇康和朋友向秀在城门外的一棵大树下打铁，公子哥钟会带着仪仗队前来拜访，想让嵇康为自己修改修改新作的文章。嵇康一直不理会钟会，只自顾自的打铁。钟会等了很久也不见嵇康看他一眼，于是就想回去。这时候嵇康说话了，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只好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实际上，嵇康想告诉他不想见他，也不想结识他这样的公子哥，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
抬手不打笑脸人，嵇康的这次羞辱让钟会怀恨在心。因此，在嵇康落难下狱的时候，钟会终于逮着机会报复了。他担心光凭败坏社会风气的罪名不足以打倒嵇康，于是进一步对司马昭说：嵇康本来想要帮助毌丘俭谋反，辛亏被朋友山涛阻止了。还说，嵇康，是条盘踞着的龙，不能让他有机会腾飞，不然势必会影响您统治天下的地位。
于是司马昭立马判处嵇康和吕安死刑。
以上就是曹魏时期这件大冤案的始末。始于一件家庭的桃色事件，终于影响国家统治的大事。
这个故事也应了一句老话，宁可得罪君子，也不要得罪小人。同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有时候事情本身的对错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对掌权者利益的影响。因为他们才是制定规则和做出最终裁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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