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解說“天”字：“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顛是人的頭頂，天在人之上，故以顛指稱“天”；《爾雅·釋天》雲：“穹，蒼蒼，天也。”說明天是覆蓋人類所有生活空間的區塊。
在科學不昌明的古代，若以人的雙眼，去觀察自身所處的生活、世界，則頂上那片任憑日月星辰羅列、遊移的天空，是最高的存在，在“天”以上是看不到其他的。
可見，顛是“至高無上”的，天也是“至高無上”的，顛和天在意義上由此有了聯繫。從這樣的聯繫中，可以發現《說文解字》巧妙地將天和人二者做了比附。
“天”的意涵從空間概念上開始發展，首先以空間的至高性去解釋，而後當人在生活經驗中，體驗到某一事物的崇高性時，此崇高性往往同時會和天的至高性產生意義上的聯繫。
《左傳》
“天”開始成為價值判斷上至高無上的表徵，往後就發展出《左傳》中處處可見、威力無窮的“天”的意義。換言之，“天”在人類所處的世界中，不再只具有空間上的至高性，在權力位階上也同樣是至高無上的主宰者，這便是“主宰天”。
《左傳》中“國君無德，上天降災”的天命規則
在先秦經典中，處處可見“天”的蹤跡，如《尚書》中說“天”有威能，可以決定人間的秋收，王公臣子面對秋收不獲的狀況，對應而生的心態是“敬天之威”。
在《左傳》中也有許多“天”，如成公十六年，王曰：“天敗楚也夫！”晉國因為鄭國的背叛，出兵討伐；楚共王為了救援鄭國，和晉軍在鄢陵交戰。
在此戰中，楚國的統帥是子反，雖然楚軍被晉軍逼迫到了險處，但子反意圖再戰，因此補充軍備。晉軍擔憂，故用計——釋放楚國的俘虜。楚共王由俘虜處得知晉軍有備，想和子反再謀軍事，不料戰事當前，子反卻酩酊大醉，此時楚共王以“天敗楚也夫”一句，道盡對此戰的絕望，也因此，楚軍連夜逃遁了。
《東周列國·春秋篇》“鄢陵之戰”劇照
“楚師還”後，子反請罪，楚共王試圖安撫——“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對照楚共王之前“天敗楚”的言論，可以做如下分析：時人已經慣於相信上天具有掌管一切的主宰力，故面對災難的降臨，首先出現的往往是“天要亡我”的恐懼，也正是這樣的恐懼，讓楚共王發出“天敗楚也夫”的感嘆。
然而，楚共王畢竟活在人間的世界裡，天意的歸向是人力無法觸及的。人可觸及的僅僅是對自己、對所處世界的認識，這份認識可以讓楚共王將感性的恐懼情緒，提升為理性的自省能力。
楚共王藉著這份自省能力，理解到天意的歸向是他無法理解的，他可以理解的僅僅是在戰事過程中，人事的安排和活動是否得當。也就是說，將無法理解的天意擱置不論，楚共王自省到戰事的失敗是人事上的失敗，所以面對子反罪己之言，楚共王理性地以“不穀之罪”一句作為安撫。
楚共王對戰敗的歸因，前後兩次各有不同的答案，可以看作楚共王面對戰敗時心理歷程的自然演變。那麼戰敗的原因，同時存在“天敗楚也夫”和“不穀之罪”兩種答案，也就不相沖突了。
《東周列國·春秋篇》子反劇照
當然，以上的分析是基於楚共王仁厚且理性而得出的觀點，將楚王的發言動機視為擔心子反過於憂慮、恐懼，以至於自裁，故好言相勸，這個觀點在“王使止之”的後續發展可以獲得證實。
但是，此言如果以杜預注“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作為解說，楚共王引過是為了責備子反，可見楚共王並非認為戰敗是自身罪過造成的結果。那麼，由此可討論：若楚共王以罪在子反，那麼又何不再言“天敗楚”即可？由“天敗楚”到“不穀之罪”，是否意味著某種意義？
我們再看一例，或許可有啟發。哀公十一年，魯國聯合吳軍攻打齊國，在艾陵大敗齊軍。吳王夫差俘虜了齊國的中軍將國書，並將其頭顱交給魯國，請魯國還給齊國，並說“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王夫差認為是上天瞭解到齊侯的不善，所以吳軍才能獲勝。
吳王此言，一則明白表露出他憑藉戰功以責討齊國的盛氣凌人；二則顯示他亦是挾持上天之名，使此戰師出有名；三則將此戰落敗之由，歸因於齊侯之不善，顯然存在著一種“國君無德，上天降災”的天命規則。
《東周列國·春秋篇》吳王夫差劇照
順著此天命規則，回顧成公十六年時楚共王之言，也許可以試著為前面提出的問題做解釋：遵從杜預注“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之說，則楚共王言“不穀之罪”顯然只是一種表面的說辭，實際目的是為了向子反問罪，而不是如其言、將戰敗的責任歸於自己。
吳王夫差可以藉由齊國戰敗的事實，去坐實對齊侯不善的批評；則“鄢陵之戰”楚國的落敗，楚共王首先歸因於“天敗楚也夫”，而後卻又轉折生出“不穀之罪”的權謀之語，亦可以說是在“國君無德，上天降災”的天命規則中自然產生的。
順著“國君無德，上天降災”的天命規則，楚共王將楚軍戰敗的罪責歸之於己身，既可符合當時的觀念，亦可顯出其自省之德，然而君主之過，亦是為臣之過，故楚共王言己之過時，亦是問責子反之罪。由此觀點來解杜預之說，是順暢的。
《左傳》中具有人格性的“主宰天”
在《左傳》中，“天”既可以左右君臣、國家、戰事的存亡勝敗，亦可以明察人之善惡，並給予懲罰，是明顯具有人格性的“主宰天”。“天”字從蒼天為蓋的“物質天”開始發展，到了《左傳》記載的春秋之時，“主宰天”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
然而，從《左傳》中的人物對話可以發現，時人對於“主宰天”摸索許久。在周初以前對“主宰天”的恐懼、敬畏，到了《左傳》時人口中，恐懼、敬畏之情已經漸漸淡薄，所言的“天意”往往是根據“己意”所下的判斷，甚至假借“天意”之說矯飾“己意”。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文公與狐偃劇照
《左傳》中的例子有：隨國季梁說“天方授楚”；晉臣郭偃說虢國有戰功為“天奪之鑑”；宋大司馬子魚言“天之棄商久矣”；晉臣狐偃言土塊“天賜也”；楚成王言晉文公“天將興之”、“天之所置”；魯國叔孫豹言慶封之富是“天其殃之”；晉女叔寬言諸侯築城一事“萇叔違天”；魯國公叔文子言“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陳國芋尹蓋說使者公孫貞子之死為“違天之戚”、“天命”等。
除了“天意”脫胎於“己意”，許多因個人或國家無道而發生的禍難、戰爭，在《左傳》中，也往往被說為天意使然，如穆姬言秦晉“韓原之戰”是“上天降災”；叔詹言晉國之亂是“天不靖晉國”；晉呂相與秦絕交言楚成王殞命是“天誘其衷”；衛定公夫人定姜言衛獻公服喪不哀是“天禍衛國也夫”；晉範文子說晉厲公將遇難是“天益其疾”；秦醫說晉平公之疾是“天命不佑”等。
利用“主宰天可左右人事”的普遍共識，將由人擺佈的政事安排，說成是天意使然，借“天意”之名去取信於人，為政者往往可以藉此獲利，在《左傳》亦有例證，如晉臣郤至、楚臣子反言兩君相見為“如天之福”；晉悼公立為晉君時，言“豈非天乎”；鄭子產攻陳國一事，言“天誘其衷”；子產逼死公孫黑時，言“不助天，其助兇人乎”；晉人言魯昭公逃亡是“天禍魯國”等。
子產畫像
同樣是多言“天意”，《左傳》和《墨子》中的“天”，是有差異的。《左傳》中的“天意”往往摻雜了“人意”，而《墨子》所言的“天意”，雖然也是人為建構的思想結果，但建構出的“主宰天”是具有絕對權威的，賞是天賞之，罰是天罰之，賞罰的判斷是根據“天志”來判斷的。《墨子》所倡導的“義”只是以次要的地位附著在“天志”之下，不敢僭越“天”的絕對地位而指導“天意”的歸向。
與此相對，《左傳》中的“天”，卻是人人可以僭越的，而且人人皆可代天立言，所立之言雖然一樣以“天意”矯飾之，但是人喜之則天喜之，人惡之則天惡之，言者往往將“天”視作一種藉口、一種寄託，而不是需要小心翼翼揣度的天命準則。
《左傳》中的人們，不再小心翼翼地在“上天”眼下做事、說話，“天”再也不是位居人上的絕對權威了；《左傳》言“天”多是假“天”之名達到威嚇他人的目的，只不過是有意識地用“天”作為政治的權謀語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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