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0 美日80年代也打貿易戰 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美日80年代也打貿易戰 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小新按

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其長期性、艱鉅性和複雜性不容低估,成為當前影響我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

回顧上個世紀80年代,近鄰日本也面臨過與美國的貿易摩擦。隨著日本經濟發展和貿易地位提升,日美貿易摩擦從1960年代初起始,1970-1980年代升級,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進入白熱化階段,最終於1990年代中期,以日本經濟步入衰退而逐漸緩和,持續時間長達三十餘年。

對比當前中國貿易摩擦與上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啟示?本文節選自《新金融評論》第27期收錄的《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戰對當前中美經貿關係的啟示》一文。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助理研究員何曉貝(時任)、張岸天。

美日80年代也打贸易战 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戰對當前中美經貿關係的啟示

by 何曉貝 張岸天

20世紀80年代美國如何掐住日本“咽喉”?

一、美國國內經濟問題和強美元政策引發了美日貿易戰

1970年代日本製造業發展迅速,日本產品迅速佔領國際市場。1980年代初期,美國對日本的商品貿易赤字飆升至500億美元。美國中西部和東北部等工業中心承擔了和日本的主要競爭壓力,形成了“鐵鏽地帶”,失業率兩倍於全國平均水平。這些地區的州議員在國會發起了大量對日貿易保護主義的法案,在國會形成了政策基礎。另外,當時民主黨在眾議院佔多數席,經濟政策重心在重振鐵鏽州的基礎工業並且得到了商業人士的支持。

在一定意義上,貿易戰的起因還在於里根內閣的強美元政策。從1980年代初美國勞動力市場持續改善,但在1985年前後陷入停滯。當時經濟學界認為匯率問題是美日貿易失衡的主因,雖然里根政府初期拒絕干預外匯市場,但匯率問題的壓力在國會迅速積累。1985年,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貿易保護主義的“丹佛決議案”。幾個月後,民主黨主要領導人在國會集結併發起了加收25%關稅的貿易戰法案。

二、美國採用綜合性政策來應對美日貿易失衡

(一)推動美元貶值的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的計劃是西方五國(G5)推動美元貶值10-12%,而日本央行原定的日元升值目標是200日元/美元,但是情況很快失去控制。到盧浮宮協議時期,日元已經升值到150日元/美元。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之後,日元升值到120日元/美元。

(二)通過多邊協議為美日雙邊談判製造籌碼。例如,美國曾利用反傾銷規則作為1986美日半導體行業談判的有效砝碼。又如,在1961和1962年美國於GATT會議達成棉紡織品國際貿易短期及長期協議後,又於1962和1963年迅速與日本達成日美棉紡織品短期及長期協議。

(三)個案談判。美國貿易代表處根據行業調查,與日本就日本單方市場開放為目的進行定期或特別日程的談判。

(四)系統性全行業的市場開放。隨著1980年代美國電信業貿易逆差從5600萬美元激增至6.08億美元,在1985年1月的里根—中曾根峰會上,美日共同啟動了就電信、電子產品、醫療設備與藥品和木材四個行業的對話,要求日本單方移除進口壁壘。4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公開承認日本在貿易中的不公正行為並允諾開放市場。

(五)自願出口限制及自願擴大進口。美國以國會法案為砝碼施壓,讓日本在紡織品、鋼鐵、電視和機床等行業都曾實行自願出口限制,同時進行工廠轉移和產業升級。例如,日本在紡織品行業曾實行自願出口限制並將工廠向中國和東南亞轉移,隨後又以自願限制汽車行業出口來緩解貿易衝突。

(六)301及超級301條款。該條款是來自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和1988綜合貿易法案的加強性補充,允許美國貿易代表處就私營部門的申訴展開調查,並以總統權力內一切合宜可行的方式,包括貿易報復,來處理案件。301條款及超級301條款為美國貿易談判者創造了砝碼,例如超級301條款是日本接受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的重要砝碼之一。截至1989年,美國貿易代表總計向日本發起了24例301條款案件調查,幾乎均使得日本政府做出相應讓步。

(七)GATT爭端解決機制。GATT條款第23條允許國家針對違背GATT條款的其他國家要求改正和賠償。美國常以日本違反GATT條款為由發動301條款案件調查,並最終要求日本讓步。例如,1987年,一項中低額度的日本農業進口配額GATT爭端解決調查曾得出日本牛肉配額不合理的結論,再次引發了兩起301條款調查,最終美貿易代表以違反GATT條例為根據要求日本中止牛肉和橘類的農業進口配額。

(八)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1980年代後期,美國將注意力轉向影響兩國經貿關係的結構性因素。美國與日本就消除美日間的結構性貿易障礙達成協議。協議旨在推動日本在反壟斷法、專利法、定價機制等方面改革,以放鬆對進口商品以及外國企業的歧視性待遇,同時廢除了阻礙外國企業進入日本市場的《大店法》。

中國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嗎?

當前中國貿易摩擦與上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相比有以下幾點異同:

一、相似之處

首先,“使美國偉大”是根植於權力平衡理論中的中美根本衝突所驅動的,帶有戰略性目的。美國的“單極化”傾向有長期的趨勢性,勢必會與地域一級強國間形成衝突。

其次,美日貿易戰爆發於日本製造業的鼎盛時期,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佔美國逆差超過40%。而中國同樣也經歷了製造業強勢崛起和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佔美國貿易逆差接近50%。此外,前15年中美在全球價值鏈都處於合作分工關係,但是中國致力於全球產業鏈上行,而特朗普強調製造業就業崗位,中美的合作關係被削弱,競爭關係正在加強,這也與80年代日本產業升級時與美國的貿易關係類似。

再次,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處於強勢美元的大背景下。雖然特朗普並不希望美元走強,但他推行的減稅、增加政府開支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很可能帶來美國利率和匯率的走高。強勢美元將加劇美國的經常項目不平衡。里根通過《廣場協議》改變了美元強勢的局面,但特朗普很難再達成類似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因此很可能通過貿易戰的方式疏導貿易赤字壓力。

另外,80年代後期美國和日本高技術製造業的分工與競爭關係引起美國政府對國家安全問題擔憂。例如,在半導體產業,里根政府也曾因國家安全問題禁止日資在美國的投資併購。目前,國家安全問題在美國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議題。2017年初白宮發佈報告,表示半導體產業影響國防供應鏈的穩定安全,並受到中國產業政策的壓力。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對國防相關行業將實行保護性的產業政策,從而與中國發生更多貿易摩擦。

最後,華盛頓認為中美貿易衝突存在經濟制度性問題,這和80年代後期華盛頓對日本的觀點是相似的。在80年代,華盛頓認為美日逆差的主要成因是日本公共投資不夠,並以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推動日本政府解決儲蓄與投資問題。目前許多觀點認為中國服務業開放程度太低,例如電信、金融等部門對外資不開放,或者某些部門存在知識產權問題等投資障礙。中國大量國有企業的存在導致國內儲蓄遠高於投資,形成大規模貿易順差。因此與80年代要求日本市場開放類似,美國可能再次要求中國解決經濟制度的問題,尤其是加強對國有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審查以及國有企業貿易的反補貼調查。

二、不同之處

首先,當前和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形勢和民意基礎完全不同。美國從8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經常項目赤字到里根政府時期經常項目赤字超過GDP 的3%,美國無論是業界、學術界還是政策圈都很擔憂。尤其是製造業大量從“鐵鏽地帶”等老工業區撤離,許多州面臨就業壓力,同時強勢美元引發商業社會的不滿,在國會形成壓力,從而引發了對日貿易戰。30年過去,無論是業界還是政策圈都已經對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有了全新的認識,加上當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達到充分就業,經常項目赤字也遠低於歷史高位。儘管特朗普的重商主義情結贏得一些藍領工人的支持,但商業社會總體很反對貿易戰,學術界更是連連批評特朗普的政策,貿易戰難以獲得民意基礎。

其次,特朗普面對的國際貿易秩序完全不同。80年代還沒有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規則相對鬆散,許多單邊貿易行為沒有得到約束。但30年來國際貿易秩序已經建立完整,各國間貿易運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框架之下,單邊的貿易保護行為受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的約束,也會給予對手反擊的理由。因此,相比里根時代,許多單邊貿易措施例如301條款等已經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特朗普實行貿易保護措施挑戰國際貿易秩序的成本和約束要高得多。

最後,中國與日本的國內外政治情形完全不同。美國在美日貿易戰中佔據了全面主動的地位。美日間有特殊的軍事同盟關係,日本在安全領域依附於美國,並且在當時的“冷戰”時期,國際社會中缺乏與其他國家的深度合作。因此日本在國際談判中以不損害日美關係為底線,一旦美國觸發或威脅觸發貿易戰法案,日本的表現為迅速妥協。此外,日本國內的政治制度有特殊性,缺乏頂層行政領導力,強權部門難以形成合作反而形成制衡,在國家級經貿政策這樣重大複雜問題的談判上表現被動,將日本在與美國的貿易衝突中置於不利的位置。中國在國際政治上不依附於美國,國內政治也具有權力有效聚集的特點,容易形成共識以在國際談判上佔據主動地位。因此,即便特朗普挑起貿易戰,中國的應對方式也將與日本有很大區別。(本文原載於《新金融評論》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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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SFI)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致力於新金融和國際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於2011年7月14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hina Finance 40 Forum,CF40)舉辦, 與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政府戰略合作。研究院在國內率先提出新金融概念,並積極開展相關研究,逐漸形成了以新金融和國際金融為特色的研究道路。

此外,為紀念我國卓越的世界經濟學家浦山先生,並推動我國國際金融與新金融的研究和發展,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於2016年7月發起成立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並與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戰略合作,聯合主辦浦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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