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论述
在论及晋阳之战智瑶以胜取败的原因时，人们大都依照儒家的传统，将其与吴王夫差等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是“极武而亡”的典型。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更是将其上升到了德行的高度，并作出一番精彩的论断：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如果说中行寅的失败是因为“无才”的话，那么智瑶的失败，归根结底，便是所谓的“才胜德也”。司马光并不否认智瑶的才干，但正是因为他有才而无德，这才导致智氏走向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史料中用以褒奖赵无恤贤德的故事有很多，用以讽刺智瑶失德的故事也有很多，相关故事在《 》《 》文中已多有提及，此处没有必要一一列举。
总的来说，将智瑶和赵无恤放在一起，这画风简直不要太美：他们一个生得英俊潇洒、智勇双全，同时还有各种女频男主角的光环加持；另一个人则不仅长得丑，而且还没才情、没勇气。若是一般的编剧或者小说作者，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主角变成后者的模样。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长得帅的被人砍了头，有才情的头骨被人做了酒器，倒是那个连亲爹都看不起的猥琐男成了最后的赢家，你说气人不气人？
当然了，两个人外在形象的强烈反差，更多的恐怕还是史家有意而为之，最终的目的是为儒家所推崇的德性论做铺陈。
智瑶万般皆好，唯一的缺点便是缺德——不仁，他的所作所为，显然称不上是正直中和，它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贪婪、骄横和刻薄寡恩，严重地拉低了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赵无恤万般不是，可人家就是德行高尚，且有着礼贤下士、居安思危的优良品质，使得即便是他这样一个毫无亮点的人也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差，才更能够印证儒家“仁者无敌”的伟大、光荣、正确。
司马光也正是以此为据，得出了他引以为傲的结论，认为自古以来，凡是导致家国败亡的，都是“才有馀而德不足”之人。
推而广之，他还将这个结论引申到现实政治中，指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人主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要将候选人的德行作为考察的首要标准，而不能仅仅看这个人才能的大小。
如果你运气不好，实在找不出一个能达到圣人、君子水平的人可以任用，那么与其选择有才无德的小人，倒还不如找一个无才无德的愚人。
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小人一旦受到重用，就会无恶不作。这种人因为有智谋、有能量、有勇力，一旦做起恶来，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他，造成的危害也难以预估。相反，愚人虽也无德，可由于他能力不逮，就算是想要作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司马光的缸
司马光的这段话在我们如今很有市场，不少人至今都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视为择人选人的黄金标准。但问题是，道德或者所谓的“德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古往今来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
在此情况下，界定一个人的“德行”是否高尚，显然要比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庸才难得多，这无异于是给《资治通鉴》最初的读者——也即当世的帝王们——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既然这项技术太难掌握，弟子们学不会，那么做出这些论断的老先生是否又做到位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政敌王安石在东京城里与神宗皇帝一唱一和，搞变法、改古制混得风生水起，而自己却只能在洛阳城中看着夕阳著书立说，心中的苦闷自是无处发泄。
他将自己所有的怒气都倾注在这部鸿篇巨制当中，同时也将对王安石的批判全都渗透在这字里行间，这里所提到的“小人挟才以为恶”很大程度上便是对变法者无情的影射。
如果一切都止步于此的话，司马光必定会以其伟大的著述流芳千古，不会留下丝毫的污点。然而，他对于王安石的恨意实在太深了，恨得即便是搞到让自己身败名裂，也决不允许对方的新法继续为害人间。
王安石退隐后，尤其是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司马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决然离开洛阳回到了汴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将王安石多年的心血毁弃殆尽，完全不顾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君子的本义。
司马光的极段做法给当世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典型，使得此后的政治斗争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的需求，陷入到了有关“君子”“小人”无休止的争辩中去。
士大夫们但凡遇到政见不一的情况，往往不会就事论事去争辩其中曲直，反而是如街头掐架一般互相讥讽对方为小人。被攻击者为了免于陷入道德困境，也不再关心国计民生，整个北宋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乌烟瘴气。
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政治斗争在此后几十年中愈演愈烈，直到最后蔡京搞出了所谓的“元祐党人碑”才算画上了休止符，而大宋王朝令人回味的浩然之气也由此被完全斩断了。
司马光毁弃王安石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仓皇登基，建立南宋。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同时也为自己的父亲徽宗开脱，赵构将造成北宋衰落的根源都归结于王安石“自任己见”“尽变神宗法度”，为王安石变法彻底定了性。
此后一直到明清两代，人们一提到王安石，大都会认定其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也无形中给那些试图变法革新的人们制造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尤其是在张居正的改革失败后，古代帝制王朝自我革新的基因更是荡然无存，这些恐怕都与《资治通鉴》以及司马光的道德理论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关于智瑶人设的诸多疑问
我们并不打算跟会砸缸的司马光抬杠，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本书所要讨论的范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马光的德性论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理论，其既不能指导北宋的政治生活，帮助颓败的大宋帝国恢复汉唐气象，对于上千年前人物是非得失的品评自然也难说是完全公道的。
至少在有关晋阳之战的论述中，无论是前代的儒家学者，还是后来的司马光，对于智瑶和赵无恤的评价都缺乏了最起码的客观公正。
世人皆以为赵无恤礼贤下士，而智瑶则刻薄寡恩、缺乏仁心，故而人人离心，其败也可耻。可事实上，在有关晋阳之战的通篇叙事当中，有关智瑶的人设是十分混乱的，甚至在不同的场景下还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在智申选择继承人时，智果提出的反对意见中给智瑶画了一个色彩鲜明的人物画像，也即认为智瑶有五大优点，“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唯一的缺点便是“甚不仁”。
然而当进入实战的时候，原本满是优点的智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程智商不在线，总体表现贪婪、自大且愚蠢、昏昧的角色。
在汾河大堤上，他可以当着韩魏两家主君的面说出“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这样的话；当身旁的智囊一再提醒，韩、魏两家已有反意的时候，他不仅未能及时警觉，反而还大大咧咧地把这些话都转述给对方；当韩魏两家使出最原始的离间计为自己开脱的时候，他又照单全收，丝毫都不怀疑过对方的用心。
这种种迹象让人不禁要产生疑惑，就这么一个如蠢猪式的人物，是如何力压三家那么多年的？他的失败分明是败在了“蠢”字上，跟所谓的“不仁”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外，在主要角色的台词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么一句话，说是“知伯之为人，阳亲而阴疏”“麁中而少亲”。意思是说，智瑶这个人的残暴是深植于内心的，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可实际上却是睚眦必报、锱铢必较，眼里容不下一点沙子的小人。这样的人属于是典型的笑面虎，你若是事事依从他还倒罢了，若有一事不遂其意，就保准会在背地里暗算你。
智果在劝谏智申的时候也提到过，“宵之佷在面，瑶之佷在心”。智瑶虽然不仁，但却不会把这些坏显露在表面，可见是一个极有城府的人。
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有限的史料中可见，智瑶是一个相当高调的坏人。在国际上，他敢指着鼻子把齐国的当家人田恒骂个狗血淋头，在国内，对待同僚如赵无恤、韩虎等人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完全没有一点城府的样子，他所谓的“阳亲而阴疏”又表现在哪里了呢？
一些反例
与之相对应的是，素来为人们所称颂的赵鞅、赵无恤父子，其道德品质也未必就如传说中的那般高尚，智瑶身上存在的缺点，在他们的身上多少也有所显现。
比如在赵鞅执政期间，由于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有着众多国际势力支持的范氏、中行氏，真真的是军功卓著，骄狂情绪自是难以掩饰，以至于连太史公都说他“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於诸侯”，这股狂傲的架势恐怕连智瑶都得甘拜下风。
至于赵无恤，《新序》中有一则故事，说是有一次，他连续饮酒五天五夜依然不止，对此他不仅不感到自责，反而还洋洋自得地跟一旁伺候的人说：“如今我连续喝了五天五夜，照样是身体倍棒吃饭倍香，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国士无双？”
看到他的这幅恬不知耻的样子，侍者优莫毫不客气地指出：“您这也就是跟纣王的七天七夜差了两天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无法确证，但至少可以反映出赵无恤的一些人生态度，恐怕没有传说中那般无可挑剔。
至于说智瑶的不仁，我们同样能够在儒家系统琐碎的史料中找到一些反例，比如在《 》一文中提到的豫让和长儿子鱼的故事，这些淹没在浩瀚烟海中的故事都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使得智瑶的形象更加立体生动。
同样的，跟智瑶的“不仁”比起来，赵无恤也是不遑多让的。晋阳之战爆发之初，在讨论赵氏究竟该选择何处保守时，史料中便提到，赵无恤在长子城耗尽民力修筑城墙，在邯郸又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实仓廪，两地百姓皆对其恨之入骨。
这也就意味着，他所谓的仁义，无非也仅限于作为宗保之地的晋阳，其余各地的百姓，未必就比智氏家族统治下的民众更加幸福。
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赵无恤在灭掉智氏之后，竟然将智瑶的头颅割下，在他的头骨上涂漆用来制作酒器——若是智瑶取得胜利，他恐怕未必能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从这些事例来看，赵无恤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什么仁君。
另外我们再从“贪婪”的角度做个对比。智瑶对于韩、魏两家的态度虽然极其恶劣，但当智果等人提醒他韩魏将反的时候，他一再强调自己早已与对方协商，事成之后要三家平分赵氏之邑。且在言谈之间，我们看到智瑶对于这两个盟友有着充分的信任，他自己也是坦诚相见，并没有看到他准备赖账的想法。反观两家与赵氏合谋攻灭智氏后，得到的结果却是“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两家实际所得显然缩水了，可见赵无恤的器量未必会比智瑶更宽广。
赵无恤的为人与智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出于“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以及为亲者隐、为尊者讳的传统，史家更倾向于为胜利者唱赞歌，使得他的这些缺点并未太多的展现罢了。所谓“五十步笑百步”，既然两个人半斤八两，那么当人们在赞美赵无恤这个“英主”的时候，大可不必拿智瑶的“不仁”来开涮，以显示道德上的优越感。
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智瑶翻案，仅仅是想说明，在儒家史观下所塑造出来的这些形象，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并不能作为战争胜负的真正原因来做考量。智瑶或许真的是一个骄横不仁的人，但横向来进行对比，作为战胜者的赵无恤也未必就是什么谦谦君子。若要真正弄明白晋阳之战的成败原因，我们有必要抛开儒家的视角，对整场战争的进程进行重新梳理。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弄清楚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晋出公究竟是何时出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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