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欣A
众所周知，《史记》是西汉学者司马迁所著，成书于汉武帝时期，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史家正朔，乃“正史”之首，在历史学界地位极高。
而《竹书纪年》的成书年限上要早于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书由是由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而成，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所以从时间上看，其要比《史记》大概早200年。按理来说，《竹书纪年》应该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才是。
但是，但是在传统史学界，《竹书纪年》被认为是一本“异书”，因为书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其内容与《史记》大相径庭，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比如，《史记》中所推崇的尧舜禹禅让，在《竹书纪年》中却是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与此同时，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后来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还有《竹书纪年》中说，伊尹放逐太甲以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而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是囚禁太甲3年以后见太甲改过自新了便将国家还给了他。
以上种种记载，可以说是极具颠覆性了，那么为何会这样呢，原因有三点：
第一，《竹书纪年》成书以后，并没有作为史料一直传承下来。其是在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也就是《史记》成书近400后，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
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并没有参考到《竹书纪年》的内容！
第二，在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统一文化，统一思想，听取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这些书籍或是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或是被焚烧销毁，加之后来秦朝灭亡，天下大乱，像有关先秦时期的珍贵史料大都遗失，所以两本书的参考史料会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差距。
第三，各自主观性有所不同。
比如《竹书纪年》有着很大主观编撰的嫌疑，要知道其成书的那个时代可是三家分晋，以下克上，礼乐崩坏的乱世，特别此书还是出自分晋之一的魏国。所以很有理由怀疑其目的性，按这本书的说法，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既然如此，三家分晋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为王也就完全正确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
而《史记》同样有着儒家思想的灌输，其记录的先秦时代那段历史，太过于的理想化，似乎远古的先民们，比我们更加的文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未免有些不真实。人类的发展，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如此看来《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这两本史书我们都不能武断的去评判其真假。只能将作为参考，多方论证，不可全信一家之言。
白话历史君
史学是很严肃的，不能没有证据就发明创造，以上答主说竹书纪年是野史的，你们够了！那是魏国国史！是史官写的。可靠程度不亚于史记，先秦史很多问题反而是竹书纪年比史记更正确
第一，史记对于汉代以前历史，是二手资料，并不是原始史料，是二传手，而司马迁手中资料未必是准确可靠的，史记并不百分百可靠，举例，关于中宗祖乙，竹书纪年和甲骨文等其他史料相印证，是正确的，而史记是错误，还有苏秦苏代史记更是错的离谱，先秦纪年史记错误比竹书纪年多多了，毕竟竹书纪年才是先秦当时的史官亲手记载，当然竹书纪年在更早的商和西周时期记载一样错误很多，比如伊尹，竹书纪年就是错误的，史记和甲骨文相印证，是正确的。
再有，著名的“共和”问题，我国国名共和国的来源，共和纪年，史记记载是周公和召公共和治国，但竹书纪年记载是共伯和干王政，共伯和篡位当王，近年史料越来越证明竹书纪年是正确的史记是错误的，
竹书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
《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竹书纪年》为史料可信。
对于春秋战国，毕竟竹书纪年的史官是当代人，比二传手司马迁记载更准确是自然的。
第二，竹书纪年已经失传，现在流传的是竹书纪年在各种传世文献中的引用，如《古本竹书纪年辑正》，哦，竹书纪年还有今本和古本两个体系，所以，竹书纪年真正的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
第三，《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东北虎男323
《竹书纪年》的确是先于《史记》成册，奈何在先秦时期便被湮灭，直至西晋才被重新发现，换句话说，真正面向大众的发表会晚于《史记》。
《史记》应该属于汉朝官方的史观，而被发掘于战国魏王墓的《竹书纪年》的身份属于野史，说好听点是有待考证，难听点就是不予采纳为正史。
主流和野史，当然是主流被供奉，野史被不屑。
理由很简单，《竹书纪年》是一部很颠覆的史册，尧舜禹汤的禅让与德政都被彻底抹煞，几乎用两个字形容：厚黑。
儒家弟子们岂容这类的史观来挑战已由《史记》建立的史观系统，很快就再次湮没离散，直至宋代又一次被整理成册。
奈何宋代的儒学更是对其视如异端学说。
这是《竹书纪年》的命运。
至于司马迁编纂《史记》为何与《竹书纪年》大相径庭，目前还未有尘埃落定的考证。
但据我个人认为：
第一，秦的焚书坑儒，之所以《竹书纪年》在西晋时代的战国魏王墓被发现，也就是说存于世面的现有书籍，特别是这类的各诸侯国的官方书籍全被秦始皇掌控，寻常百姓和贵族并没太多收藏，所以被集中大量毁掉是很容易的，因此在后世掘墓过程重新被发现属于正常现象；
附：秦焚书应该是有的，统一嘛，话语权掌控很需要，特别是各国的史观需要统一，书籍更是掌控话语权与解释权的重要渠道，因此司马迁在只能在众多只能依赖背诵和默记待日后复原的学者那里获得资料。
奈何这些学者理应会对厚黑二字重新修订，甚至是舍弃。
第二，司马迁的资料来源还有部分是来自民间演义；
呵呵，这一点就不需要过多说明了，所谓演义和史实是有出入的，特别是道统和反道统的划分更是叫人有先入为主的观感，并且有美化与粉饰的嫌疑。
一家之言，仅供交流。
鸿哥iouyh福小铺
所产的年代为春秋时的晋、魏史官所作的:″编年史"，年代较久。也就是说:″更自然的靠近古代历史"，它的真实性就更可靠。其中还有，当时的儒家思想还没灌输到所有人，也包括编史者。所以在编辑时，不会受到任何思想的左右，因此可以实是求事保留原历史。
而司马迁的，远离更远的历史。有些只能靠:神话故事和传说来编辑，事实难以清楚。更主要的是，他所处的年代，儒家思想以被立为主导思想，司马迁不可能不被熏染。再加之自身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也可能挾杂着一点:″以古论今"的个人思想。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中，所编辑出来的难免与其它:如出土的竹简上说法不能统一。可能是带仇恨去写历史，因此有些涉嫌伪造。如中的秦法律，与出土的真正的秦法竹简大相径庭。
因此，中有很多不实之处，所以我更相信靠近历史的。虽然在它被发现后，也可能被后人篡改过，但它与相比，可靠性还是较大的。
，成书早于。被发现，晚于还是很可靠的。
眸子8552
《竹书纪年》虽然号称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的编年体通史，但其直到西晋时期才在盗墓中被发现在世间，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出现是在司马迁《史记》之后。虽然对先古的历史记载甚至比《史记》可能更早更详细，但和《史记》的内容大相径庭，而且有些荒诞。
更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在宋朝曾经再次失轶，据推测是《竹书纪年》相对于汉儒经典太异类了，冲破了当时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古代历史体系。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
直到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才又出现了《竹书纪年》的刻本，所以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所以，学界不能断定《竹书纪年》的成书真假，也就没有将其列为正规古籍史书，《竹书纪年》没有《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的地位，只能算“野史逸闻”！
boulder1
作者司马迁是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太史公，由于汉武帝封禅的时候没有能跟着去，因此忧愤而死，让自己的儿子司马迁来继承修史记的遗愿。
司马迁早年曾到各地去游历，去实地调查有关历史遗迹，并且在父亲之后也被任命为史官，能够接触到国家珍藏的典藉。我们知道自汉朝建立后就在不断的收集文史资料，可见司马迁接触的文史资料应该不少。
因此司马迁接触的资料有他们家祖辈流传的史料，有实地调查，还有国家典藏的文史资料，并且在《太史公自序》中他也提到，相比于孔子的《春秋》，他更注重实际的历史，叙述多于议论。
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称为一部信史。
历史有能量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真假已经不重要了，历史属于胜利者，失败者没有能力撰写历史。重要的是后人怎样从中汲取教训，常人看字贤人读法智慧未来。即便是历史给予尧舜禹禅让的假象，谁说不是汉武帝令司马迁写下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呢？如果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长河现在的社会正为全人类的理想努力着，后人不应该责备任何历史人物，只能从中学习明白中华文明的真谛――流传有序后继有人。
自赏棋乐
《竹书纪年》不符合孔老二吹嘘的美好过去，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后，这本书无疑是异端邪说，儒生们欲除之而后快。从人性角度来说，人是自私的，没儒家吹嘘的那么高尚、完美；从历史现实中看，战国以来的所谓禅让无不是闹剧、祸端和虚伪的，也很符合 《竹书纪年》的一套。三皇五帝没有任何依据、证明，仅是传说，正史也好，野史也罢，都无所谓，仅从人性分析，我认为《竹书纪年》在这方面更可信。
沉140769451
首先，所谓的“史记”和“竹书记年”都是后人定的名称，初始成书时，并不是这个名字；
第二，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竹书记年并没有流传于世，而是后世从墓葬中盗掘出来的；
第三，经过连年战乱，很多书籍已经遗失，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能够参考的书并不多，史记中的史料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们口口相传，司马迁整理的；
第四，后来的儒家为了便于学说的传播，将一些史实进行修改，以符合儒家理念。
石鱼湖中鱼
史学其实是非常严谨的学科，尽管都是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过去，但是一段历史的真实通常需要好几种书籍文献去佐证，史记之所以能够被评为研究汉前史学上最重要的文献，就是因为所记述的历史被很多文献或墓葬中考古发现所佐证，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就好像区块链的记录，大家不可能都错的一样。当然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历史，史记中可能也有错误的记录，但是相比较下，它还是更加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