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议题，在过去，有不少中国学者支持本土起源说，而很多西方学者，也包括本国学者更相信马车和家马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探讨中，除了部分学者执着于“黄帝造车”、“奚仲造车”之类的渺远传说，各家还是习惯于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马车形制来判断是独立起源疑惑存在传播。

然而，一方面马车在世界上的发现范围很广，另一方面学术交流中常见的图象资料总有信息佚失，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马车原貌，导致中外学者常常对彼此掌握的研究材料都不太熟悉。近年来，无论中西方都有不少关于马车的考古新发现，笔者将尝试说清楚争论的背景以及主要的争论点，供朋友们参考。

古埃及壁画中的马车形象

马车，离不开拉车的马，那么中国的家马是何时何地出现的？

马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运输工具，除了车还必须有拉车的牲畜。当然，最初用来拉车的可以不是马，完全有可能其他的大型牲口。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这些动物的驯化问题。

首先说牛，牛是可以用来拉车的。动物考古学以及基因技术研究成果表明，大约在1万年前，西亚和非洲东北部最早出现了家养的黄牛，也就是驯化牛。5000年前，水牛在印度河流域被驯化。我国家养黄牛的出现要晚一些，大概在4000-4500年前，但是骨骼上没有被使役过的痕迹，可能是养来吃肉的。

西晋·陶牛车

然后说驴和骡子，同样是可以用来拉车的。一般认为，家驴由非洲野驴驯化而来，最初的驯化地点可能在尼罗河流域，在著名的“乌尔军旗”（出土于伊拉克巴格达乌尔王朝陵墓中的木箱马赛克拼接画）上，有战车形象，拉车的动物看上去更像是驴。中国家养驴的出现相对较晚，骡子的出现就更晚了。

“乌尔军旗”上的战车

最后来说马。从中国新时期时代到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遗址里发现的马骨都非常少（主要集中于西北甘青地区，经研究可以认定是偶尔被捕获吃掉的野马），到青铜时代早期的四坝文化时（距今3900年-3400年）甘肃至新疆一带的马骨数量才有明显增多，可能为驯化的家马。而在中原地区，商代晚期之前的遗址基本没有发现马骨，更不用说家马了，从商代晚期开始，家马的遗骨大量涌现，甚至关于马的艺术品（妇好墓玉马）也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

妇好墓出土玉马

在西方，从公元前第四千纪开始，马从南俄草原逐渐传入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亚洲部分）和伊朗地区，从马骨和马牙上的金属痕迹中我们确认，最迟到了公元前第二千纪（1000-2000）初，马在草原上已经被用来拉车。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17世纪的埃及底比斯布恒遗址及后期的一些遗址所出土马骨推测出的的肩高等数据，与中国商晚期基本一致。

普氏野马

此外，中国本土的野马，比如普氏野马，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无法驯养成家马。因此，我们可以试想驯化马是否可能来自域外的文化交流，首先到达西北甘青，再传入中原文明成为中国家马。

中国马车的主要特征与西方是否类似？

我们所言西方指的是欧亚草原、西亚和埃及地区。经详细的比对资料，可以发现：

中西方车轮构造基本相同，均揉木为轮，都采用辐条且木料的拼接技术相同；车毂形状基本相同，润滑和防断方式相同；但西方的车轮上普遍应用木质或皮质“轮胎”，但中国没有，现在唯一的发现是陕西宝鸡市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的一件西周马车，车轮外包裹着青铜片。

西周“青铜车”

中西方马车的伏兔、轴饰，辖，踵饰（上下车所踩处放置的零部件，防磨损）的设计和应用都极为相似；辕和衡的连接方式一样；但车轴的位置由相同逐渐变为不同。

殷代的曲衡制法与埃及如出一辙，车轭构造也基本类似，仅针对衡的装饰风格略有不同。

东西方马车的轸部（车厢框架）形状，制造技法相同；均采用皮条编织舆底，均用铺垫子的方法提高舒适度；对车厢都进行了认真的装饰，只是基于不同文化形成不同审美风格；最大的差异是西方车辆无门方便上下，而中国马车车厢有门，一次仅容一人上下。

波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时期的金马车，公元前5-4世纪

中西方御马器（马衔，马鞭等）非常接近，甚至有零部件，比如驾车时钩挂缰绳的弓形器，由中原之外的地区传入。

弓形器及功能

总而言之，中西方马车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异是由明显不同的地理或文化环境所导致的，而事物在传播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发生一些“本土化”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中西方马车的使用可有差异？

就车身形态而言，中西方马车很容易让人有中西方马车颇为相似、出于一源的感觉，但在系驾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所谓系驾法，通俗说就是怎么样让牲畜来拉车。西方马车主要用颈带把马固定在衡上，但当马行进时，跑的越快，颈部受压迫越严重（如同狗的项圈+牵引带），呼吸越困难，因此马的力量受到很大限制。但中国独创出了轭靷法（当四马并驾，中间两匹为服马，两侧两匹为骖马。四匹马的身上都有靷绳，可以辅助向前拖拽），后来又进化出了胸带法（两条靷连成一整条，绕过马胸，马拉车时，主要靠胸部发力，比西方早约1000年），最后发展出沿用至今的鞍套法（发挥出马体最强有力肩胛部力量，比西方早约一个世纪）。

颈带牵拉式的驴车

秦始皇陵铜车马的牵拉系统，注意有四根靷带

由于西方早期用马拉车时经常导致马呼吸不畅，因此战车一般只用于奔袭或者追击，一但到达敌人附近，战士们就跳下来近身肉搏（也侧面印证了为何西方马车无门，后部敞开以方便上下）。但中国古代车战盛行，常以战车数量衡量一个诸侯国国力（如“千乘之国”），士兵们常需要驾车近战。

古代中国对马车的使用方法似乎更先进，成熟，这说明了中国累积了大量提出问题并解决的经验。我们是否可以推论，中国马车土生土长，与西方的相似仅由于人类智慧的重叠？

最后再来说说中国马车在本土的发展轨迹。

根据两河流域、北非等地区的考古材料可以知道，马车的起源和发展，跟人的成长一样，经历了从幼儿到少年、青年的漫长阶段。在成熟的马车出现之前，曾经有很长一段使用四轮无辐车和双轮无辐车的历史（年代最早可追至第四千纪末），可以说从萌牙到成熟时期都留有足迹。原始的车轮没有辐条，用整块木板或几块木板拼接而成，车比较笨重，车速比较慢（前面提到的乌尔军旗上的战车，使用的正是这样的车轮）。可惜，这样的材料在中原地区还没发现，仅在新疆出土过木质的无辐车轮。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原地区，马车不但“突然”出现，而且一出现就是较为成熟的。构造基本稳定不变，仅在装饰物，修饰风格，车体大小或工艺上有出现差异或者提升。可以说，中国马车受文化影响，逐渐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趋向类型多样化和功能专门化（公务车，王室车，贵族车，庶人车…）。中西方的马车，一个是不断进化变强，一个是不断细分变精致。为什么中国马车没有婴儿阶段呢？

新疆哈密出土的木板车轮

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的解决仍需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与科学研究，以上所做归纳与介绍尚是初步的，只希望能帮助大家做进一步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