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投資人楊胤看準了熟人社交的巨大能量，開始了輕鬆籌的創業歷程。創業初期，輕鬆籌業務包括農產品眾籌、夢想眾籌、大病救助、災難救助等等，發起眾籌的項目“可以是任何東西”。
三年前，美團10號員工沈鵬離職創業，帶領水滴籌以黑馬之姿入場，從一開始就將目光放在了“大病籌款”上。至今，整個公司的業務都聚焦到大健康保險保障領域，並自此延伸出更多業務。
從被稱為“眾籌元年”的2014年，到如今水滴籌、輕鬆籌幾乎無人不知，短短數年，行業經歷了烈火烹油的高速發展，也暴露了諸多問題，比如，不時曝出的不誠信籌款，以及近日被推入輿論中心的“掃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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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來梳理一下網絡大病求助平臺誕生的根基。
在業內看來，個人大病籌款被看作是在現有社保、商業保險等健康保障措施外的有益補充，“是在存量場景中挖掘出的新機遇”。
今年6月30日，國家醫保局公佈《2018年全國基本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8年參加全國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超過13.4億，參保率穩定在95%以上，基本實現人員全覆蓋。但就重大疾病來說，除了直接的治療費用外，還會產生護理費、營養費等其他開支。現行社保醫療並不足以覆蓋其治療費用，因此，對於普通家庭來說，罹患重大疾病，依然大概率引發家庭財政危機。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朱儁生透露，去年底全國醫療衛生總費用5.8萬億元，個人“掏腰包”1.7萬億元。
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已經有接近三萬億人身保險的市場，但健康險的購買比例和歐美髮達國家相比還非常低。目前，我國商業健康險賠款和給付在醫療費用總支出中僅佔3%，而在一些發達國家，該佔比可達20%至30%。
除了健康保險保障意識相對欠缺，費用也是另一個因素。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情況，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其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健康險，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險相對高昂的費用，對不少家庭來說並不容易。
他們需要一種門檻更低的保障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網絡求助”和“網絡互助分攤”兩種模式應運而生。在垂直行業的兩家頭部公司內部，這兩種模式的發展略有不同。輕鬆集團首先推出眾籌平臺，2016年才上線輕鬆互助；而水滴公司的第一個項目是水滴互助，在業務發展過程中，一位加入互助計劃還未過觀察期的用戶意外患病，才促使了水滴籌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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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不同於傳統公益組織、也並非純商業公司的新生事物，網絡大病籌款平臺走出了“另一種路徑”：發起門檻低、通過熟人社交裂變式傳播、不收或少收服務費，讓公眾看到了其蘊含的巨大能量，但也始終伴隨著爭議。
與平臺綁在一起的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概念“下沉市場”。在我國，有約10億人生活在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地區，一二線城市裡的人，往往難以對這些地區的閉塞——包括觀念上的和渠道上的——感同身受。
在水滴籌、輕鬆籌誕生之前，困難大病患者需要向社會求助時，往往是通過慈善組織、媒體或周圍的親友和社群等。但客觀現實決定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能匹配到有效的求助渠道，只能被動等待外界的關注。因此，作為基本醫療保障的有益補充，當前，還遠遠沒有到否定網絡個人求助形式的時候。
溺水的人不會呼救。如果把無力發聲的貧困大病患者比作“溺水的人”，那網絡大病籌款平臺起到的應該是“救生員”的作用。
在最近曝出的“掃樓”事件中，“地推”模式飽受爭議。這其中，公司管理中存在疏漏毋庸置疑，但線下服務團隊模式的合理性卻仍有商榷餘地，因為溺水的人，是需要救生員去主動伸出援手的。
水滴籌在11月30日作了如下解釋：發現一些年紀偏大、互聯網使用水平較低的患者，在陷入沒錢治病的困境時，還不知道可以通過水滴籌自救，因此組建了線下服務團隊為他們提供相應的籌款支持服務，比如患者關懷、平臺協議講解、醫療服務支持、與醫護核實等。
事實上，行業內“籌款顧問”的存在是普遍現象。平臺間的競爭，是這一本該起到積極作用的模式跑偏的重要原因。想要根除弊病，也不是靠水滴籌一家就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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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水滴籌在道歉之餘，承諾進一步強化監督機制，捨棄原有以服務患者人數為主的績效管理方式，調整為以項目最終過審的合格通過率為依據，考核圍繞籌款全過程，側重項目真實合規和服務質量維度。
不過，誠信的行業環境顯然需要多方共建。在克服內部的管理問題後，來自外部的難題也許更為棘手。
首當其衝的是來自公眾的刻版成見，在普遍認知中，公益與利益就應該是涇渭分明的。例如，對慈善組織來說，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費已是行業共識，並且受《慈善法》保護，但仍不時遭到質疑；更遑論融合商業與公益的“社會企業”概念在國內遠未普及。一位資深公益從業者道出其中無奈：“中國公益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沒有把公益當成職業，而是一項事業，公眾恨不得所有從業人員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
其次，在杜絕籌款資料造假方面，有媒體建議平臺與醫院直接對接，由醫院提供官方治療費用證明，同時，所籌款項也直接打給醫院賬戶，避免被挪用的可能。新聞報道顯示，水滴籌、輕鬆籌確實已在進行相關探索，這一形式若能普及，無疑將有效遏制不良籌款現象。但遺憾的是，多數醫院對此並不認同。就在“掃樓”事件爆發後，有醫院甚至直接向醫護人員通知，應告知病人不得在水滴籌、輕鬆籌發起籌款。這一建議，實現起來恐怕並不容易。
第三，在求助資質審核方面，儘管平臺從發起、傳播、提現等環節進行動態審核，並藉助社交網絡傳播驗證、第三方數據驗證、大數據、輿情監控等技術和手段對籌款項目進行驗證，但畢竟缺乏公安聯網信息、個人徵信等權威審核途徑。
第四，也是被提及最多的“監管”。目前，個人網絡求助並不屬於“網絡募捐”，平臺不受民政部和《慈善法》監管，那麼，誰來監管，如何監管，成為亟待有關部門回答的問題。
既然個人大病求助平臺還有其現實意義，那麼如何凝聚行業內外力量，促進業務保持初心正規向好發展，需要少一些“衝動”，多一些“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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