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投资人杨胤看准了熟人社交的巨大能量，开始了轻松筹的创业历程。创业初期，轻松筹业务包括农产品众筹、梦想众筹、大病救助、灾难救助等等，发起众筹的项目“可以是任何东西”。
三年前，美团10号员工沈鹏离职创业，带领水滴筹以黑马之姿入场，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放在了“大病筹款”上。至今，整个公司的业务都聚焦到大健康保险保障领域，并自此延伸出更多业务。
从被称为“众筹元年”的2014年，到如今水滴筹、轻松筹几乎无人不知，短短数年，行业经历了烈火烹油的高速发展，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比如，不时曝出的不诚信筹款，以及近日被推入舆论中心的“扫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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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来梳理一下网络大病求助平台诞生的根基。
在业内看来，个人大病筹款被看作是在现有社保、商业保险等健康保障措施外的有益补充，“是在存量场景中挖掘出的新机遇”。
今年6月30日，国家医保局公布《2018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13.4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人员全覆盖。但就重大疾病来说，除了直接的治疗费用外，还会产生护理费、营养费等其他开支。现行社保医疗并不足以覆盖其治疗费用，因此，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罹患重大疾病，依然大概率引发家庭财政危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透露，去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总费用5.8万亿元，个人“掏腰包”1.7万亿元。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已经有接近三万亿人身保险的市场，但健康险的购买比例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非常低。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赔款和给付在医疗费用总支出中仅占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该占比可达20%至30%。
除了健康保险保障意识相对欠缺，费用也是另一个因素。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健康险，尤其是重大疾病保险相对高昂的费用，对不少家庭来说并不容易。
他们需要一种门槛更低的保障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网络求助”和“网络互助分摊”两种模式应运而生。在垂直行业的两家头部公司内部，这两种模式的发展略有不同。轻松集团首先推出众筹平台，2016年才上线轻松互助；而水滴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是水滴互助，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一位加入互助计划还未过观察期的用户意外患病，才促使了水滴筹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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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公益组织、也并非纯商业公司的新生事物，网络大病筹款平台走出了“另一种路径”：发起门槛低、通过熟人社交裂变式传播、不收或少收服务费，让公众看到了其蕴含的巨大能量，但也始终伴随着争议。
与平台绑在一起的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下沉市场”。在我国，有约10亿人生活在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地区，一二线城市里的人，往往难以对这些地区的闭塞——包括观念上的和渠道上的——感同身受。
在水滴筹、轻松筹诞生之前，困难大病患者需要向社会求助时，往往是通过慈善组织、媒体或周围的亲友和社群等。但客观现实决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能匹配到有效的求助渠道，只能被动等待外界的关注。因此，作为基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当前，还远远没有到否定网络个人求助形式的时候。
溺水的人不会呼救。如果把无力发声的贫困大病患者比作“溺水的人”，那网络大病筹款平台起到的应该是“救生员”的作用。
在最近曝出的“扫楼”事件中，“地推”模式饱受争议。这其中，公司管理中存在疏漏毋庸置疑，但线下服务团队模式的合理性却仍有商榷余地，因为溺水的人，是需要救生员去主动伸出援手的。
水滴筹在11月30日作了如下解释：发现一些年纪偏大、互联网使用水平较低的患者，在陷入没钱治病的困境时，还不知道可以通过水滴筹自救，因此组建了线下服务团队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筹款支持服务，比如患者关怀、平台协议讲解、医疗服务支持、与医护核实等。
事实上，行业内“筹款顾问”的存在是普遍现象。平台间的竞争，是这一本该起到积极作用的模式跑偏的重要原因。想要根除弊病，也不是靠水滴筹一家就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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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水滴筹在道歉之余，承诺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舍弃原有以服务患者人数为主的绩效管理方式，调整为以项目最终过审的合格通过率为依据，考核围绕筹款全过程，侧重项目真实合规和服务质量维度。
不过，诚信的行业环境显然需要多方共建。在克服内部的管理问题后，来自外部的难题也许更为棘手。
首当其冲的是来自公众的刻版成见，在普遍认知中，公益与利益就应该是泾渭分明的。例如，对慈善组织来说，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已是行业共识，并且受《慈善法》保护，但仍不时遭到质疑；更遑论融合商业与公益的“社会企业”概念在国内远未普及。一位资深公益从业者道出其中无奈：“中国公益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没有把公益当成职业，而是一项事业，公众恨不得所有从业人员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其次，在杜绝筹款资料造假方面，有媒体建议平台与医院直接对接，由医院提供官方治疗费用证明，同时，所筹款项也直接打给医院账户，避免被挪用的可能。新闻报道显示，水滴筹、轻松筹确实已在进行相关探索，这一形式若能普及，无疑将有效遏制不良筹款现象。但遗憾的是，多数医院对此并不认同。就在“扫楼”事件爆发后，有医院甚至直接向医护人员通知，应告知病人不得在水滴筹、轻松筹发起筹款。这一建议，实现起来恐怕并不容易。
第三，在求助资质审核方面，尽管平台从发起、传播、提现等环节进行动态审核，并借助社交网络传播验证、第三方数据验证、大数据、舆情监控等技术和手段对筹款项目进行验证，但毕竟缺乏公安联网信息、个人征信等权威审核途径。
第四，也是被提及最多的“监管”。目前，个人网络求助并不属于“网络募捐”，平台不受民政部和《慈善法》监管，那么，谁来监管，如何监管，成为亟待有关部门回答的问题。
既然个人大病求助平台还有其现实意义，那么如何凝聚行业内外力量，促进业务保持初心正规向好发展，需要少一些“冲动”，多一些“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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