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0年，孟子来到了魏国，此时魏惠王已经80岁，孟子52岁。虽然魏国从盛转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魏惠王仍怀揣争霸图强的梦想，向孟子请教了如何治国的问题。
魏惠王
魏惠王问：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对我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利益呢？
孟子
孟子答：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讲利益呢？我只是带来了仁义而已。大王说：‘如何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大夫说：‘如何给我的封邑带来利益？’老百姓说：‘如何给我自身带来利益？’结果上下所有人相互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万乘之国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千乘之家；在千乘之国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百乘之家。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他们拥有的不可谓不多，但仍贪心不足。如果以利益为先而仁义为后，不夺得国君地位他们是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讲仁的人抛弃亲者，从来没有讲义的人不顾君王。所以大王只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益呢？
关于这段有意思的对话，司马光如此评论：
子思与孟子的话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讲仁义而不谈利，这是因为交流的对象不同的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谈《资治通鉴》里面的义利观
《通鉴》记述"孟于师子思"，孟子是不是子思的亲弟子，,历来说法不一，照《史记·孟苟列传》"孟啊,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之说，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是战国初年的学者，有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篇，并注曰：子思"孔子孙，为鲁缪公师。”后来的目录学著作也多著录子思之作，称作《子思子》，清人黄以周占有《子思子》辑本。《通鉴》记载孟子与子思言义利之事，即引自《子思子》。
孟子答魏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强调为政以"仁义"为要,不能以利为先。子思答孟子问"牧民之道",强调为政要讲仁义,以利民为大,司马光对此二事的评论,说“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子思、孟子两人之言,因人而有异,而司马光却理解"一也"而不矛盾,其论说很简要：一是"所与言之人异故也”。对好言利之人,应当强调"仁义"的重要性,不能好利而忘义。而探讨施政与牧民的方针时,则要懂得只是宣言仁义是欺世愚民行为,强调"唯仁者为如仁义之为利",意思是,讲仁义就得利民；如果不利民,还有什么仁义可言。
生当北宋理学始盛之时,司马光不把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当作口头禅、奉为金科玉律,而认为子思、孟子之言有一致性,提出"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实在值得重视；这与其关心历史上"生民之休戚"有一定的思想联系。
编者的观点如下，请大家指正：
仁义之为利，早在《管子》等先秦著作里就提到“善为民除害兴利者，天下之民归之”，后世讲的仁义之道，其实就是先秦诸子讲的“为民除害兴利”之利民。
至于后世统治者满嘴仁义之道，殊不知心中已不知“为民除害兴利就是利民、就是仁义之道”，而成了空谈仁义的伪君子。同时也感慨，儒家之经典学说，到了战国之后却只知其言辞而不知其实。
秦始皇仁义乎？重赋敛、滥用民力，民不聊生，何谈利民；汉高祖刘邦与文景之治，尚能休养生息；汉武帝则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征集全国之马匹远征漠北，虽能轮台罪己，国家民众已残；汉宣帝再次休养生息，国内再次升平，可知劳民之易为仁，中华民族之勤劳简朴；奈何汉元帝处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从小接受俗儒之洗脑，而不知世间万物之真谛，最后亡于安逸与不明真谛的俗儒思想。
汉室宗亲刘备可谓仁义乎，非也。让跟随自己的民众身死一线，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所谓的王业霸业而已，非真心为民也。
两晋空谈之风盛行，更别谈真正的仁义之道。五胡乱华虽有重视农民的，那也是发挥了民众可以增长国力，创收增税而已。非真为利民也。
隋唐能太平盛世，当权者让农民修生养息，发挥民众之力量快速增加了财富，到了唐明皇李隆基安逸之中挥霍民众财富，而不能实施真正的利民之策，以至于安史之乱，唐代盛世从此一蹶不振。
动乱持续几百年到了宋代，诸如司马光从先秦历史中看到了真正的仁义之道。奈何元明清又有哪代真正地实施了仁义利民之道？
非人不知仁义之道，实乃制度之所限制也。仁义之道，除害兴利，利民是也，重民生也，民生艰苦，则非利民。
生老病死，各有所宜，安居乐业，则财富足，而文化兴，则国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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