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0 宝秦之交的主题寻索——《红楼梦》第十六回回目研读札记

宝秦之交的主题寻索——《红楼梦》第十六回回目研读札记

宝秦之交的主题寻索——《红楼梦》第十六回回目研读札记

内容提要:宝秦之交和秦钟之死揭示了《红楼梦》“家运”与“情运”双重主题的内在联系和碰撞,是作者以“忏悔”和求索心态思考人生道路的艺术显现。

《红楼梦》第十六回写了元春晋封皇贵妃这件贾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大喜事,同时又写了贾宝玉的少年朋友秦钟的死亡悲剧。从回目“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就可以看出作者哀乐相形的构思布局。《红楼梦》多次在情节转捩点回目设置这种对句,如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等。它们不但造成强烈的情境气氛对比,而且隐含着悲喜生死转化的深刻哲理。对此,人们早已注意并论说得很多了。

然而,仅仅从这个角度审视这一回目的意义,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是全书两大主题——“大旨谈情”和家族盛衰或曰“情运”主题与“家运”主题的第一次碰撞。碰撞的焦点,集中在贵族公子贾宝玉身上。

从本回的叙事内容看,畸轻畸重是很明显的。元春晋妃及其在贾府引起的反响占了绝大篇幅,包括省亲别墅的修建,各项准备的人事安排,贾府的反应议论等等。其中,仅贾琏和王熙凤以及赵嬷嬷对话一节就长达数千字,内容极为丰富。而秦钟之病到死的描写仅置于回首和回末,一千余字。二者篇幅大约是七与一之比。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因为与元春晋妃这件关系贾府命运的大事相比,秦钟之死几乎微不足道。可是,作者却在回目处理上将二事并列对举,有意提高和突出秦钟之死事件的分量。

这里显然存在另外一种价值尺度。

这就是“情”的尺度。或者说,贾宝玉的价值尺度。

小说写道,当宝玉得知秦钟因父死又添了许多病症后——

宝玉心中怅然如有所失。虽问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解得愁闷。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1]

对于贵族公子贾宝玉,家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他的生存之本,衣食之源。他理应懂得元春晋妃对于家族以至他个人的重要意义。然而,他无法使自己融入喜庆之中。对于他,秦钟的命运是更让他揪心和牵挂的事情。因为秦钟是他的“情友”。“情”是他的灵性之本,自我之魂。

“情运”“家运”两条线索在这里碰撞了,贾宝玉的情感和处事天平明显朝着与家族利益相异的另一个方向倾斜,所以“众人嘲他越发呆了”。

作者如此描写处于碰撞焦点的贾宝玉和宝秦之交的意义何在?

秦钟在贾宝玉心中的位置,和这一形象在作品布局中的地位,是值得探究的。

被关在贾府高墙里很难与外界交往的贵族公子贾宝玉只有很少的几位年轻男性朋友:蒋玉菡,柳湘莲,北静王。秦钟的位置显得特殊。

作者分别描写了贾宝玉与他们的交往,如第十四回“贾宝玉路谒北静王”,第二十八回“贾宝玉情赠茜香罗”,第四十六回“冷郎君惧祸走他乡”等。

唯独秦钟占有四回篇目,标为回目的有三篇:第七回“宴宁府宝玉会秦钟”,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第十五回“秦鲸卿得趣馒头庵”,第十六回“秦鲸卿夭逝黄泉路”。无论是在贾府以外诸人中,或是在宝玉朋友中,用笔都占有最重的分量。

秦钟逝后,宝玉经常怀念和供祭秦钟。第四十八回同柳湘莲交谈,“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并说道:

“上月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我摘了十个,叫茗烟到坟上供他去。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

第五十八回,要芳官转告藕官,祭奠逝者不要烧纸钱时,宝玉说道:

“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不论日期,经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

“他们(按:指怡红院诸人)皆不知原故”,读者从前文却可以知道,“各有所因”,其中就包括秦钟。可见贾宝玉对秦钟确情有独钟。

为什么秦钟在宝玉心中和作者笔下能占有如此重要的分量?

生活在贾府高墙的贾宝玉其实很孤独,虽然珠围翠绕,但他没有同性玩伴,更不用说知交。

不同于“木石情缘”青梅竹马,当宝秦第一次见面时,他们都已处在性发育的青春期。这使得他们一开始就面临情事与家事的纠结,而“情”“性”要素自然凸显出来。

由于创作过程和写作需要,《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年龄大小有时颇费捉摸,但秦钟的年龄界限大体可知。第十回说:“他父亲秦业现任营缮郎,年近七十——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钟。”这说明二人初见时秦钟至少已经十六岁。而按红楼叙事时间(以宝玉出生为元年),此时贾宝玉才八岁。秦钟去世时宝玉才十岁。尚处于幼年期。显然差距太大,不合情理。[2]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作者通过梦遗和初试云雨等情节显示贾宝玉的性发育,将其生理年龄特征提到青春期(十二三岁以上,实际上贾宝玉到第二十五回才明确为十三岁),以与秦钟相近。这是一种叙事策略,阅读时不可不知。

在青春期男孩之间,同性身上的异性气质往往成为相互吸引的因素。特别对于贾宝玉这样一个女性美崇拜者。出身贫寒之家的秦钟,之所以成为贵族公子贾宝玉的“情友”,正是因为他身上的女性美气质令贾宝玉倾倒。

作者如此描写宝秦初见:

说着,果然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较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

那宝玉自见了秦钟的人品出众,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佳肴,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

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接。可见贫窭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

贾宝玉的反应强度远在秦钟之上。二人各有相互吸引之处,又有地位和境界的明显差别。宝玉以“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的女性美崇拜心理定人品之清浊高下,视富贵如粪土,幼稚中包含极深刻的价值评判;秦钟却流露出歆羡富贵之情。但宝玉的平等观念和纯净的女性美崇拜心理以及强烈的求友愿望掩盖了这种差异。宝秦得以亲密交往。

贾宝玉的其他同性朋友同样具有某种女性美特质。北静王“面若春花,目如点漆”(第十五回),“才貌双全,风流潇洒”(第十四回),蒋玉菡“妩媚温柔”(第二十八回),柳湘莲“年纪又轻,生得又美”(第四十六回)等。可以说,贾宝玉对他们的爱慕,实际上也是女性美崇拜心理的延伸。因为是同性,不受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的约束,举止可以更随意和亲密。在这种心态下,贾宝玉把对女性的温柔旖旎转移到同性伴侣身上,是很自然的。

耐人寻味的是,柳湘莲也经常去秦钟墓,可知秦钟生前与他同样有密切交往(第四十六回),蒋玉菡能得到北静王所赠茜香国女王所贡茜香罗巾,可知北静王与蒋玉菡的关系也非同一般(第二十八回)。显然,这里有一个俊俏男子“惺惺惜惺惺”的朋友群。他们与贾宝玉憎恶的“浊臭逼人”的男人世界是相隔离甚至对立的。

秦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少年同伴,女性气质更加突出,年龄相近,同气相投,宝秦“同来同往,同起同坐,愈加亲密”,自然成了“情友”。

然而,在贾府私塾里,这种交往竟遭受谣诼之议:

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陪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因此二人更加亲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寻索宝秦是否“涉同”是没有意义的。本来,在以“爱”为核心元素的情感世界里,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的友谊爱情都无可非议,青春期性能量不同方向的溢出都是正常现象。但在同性恋被污名化色情化的语境里,作者不能不特地用笔,把唯美的宝秦之交(以及宝玉与其他同性契友的交往)与唯欲的“皮肤滥淫”之徒龌龊的“龙阳之兴”划清界限,真是煞费苦心。

宝秦不只是外貌气质的相互欣赏爱慕,他们的情谊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实质内容。秦钟临终时说:“以前你我见识自以为高过世人。”说明他们在“见识”上有鄙视“世人”的共同语言。从他悔恨“自误”,嘱咐宝玉“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看,可知否定“立志功名”“荣耀显达”,大约就是这两位小男孩的共同“见识”。这与作品中贾宝玉拒绝走八股科举之路的态度是一致的。正因如此,他们都并不认真读书,不过借私塾之地,行交往玩乐之实。他们也都各有所爱,秦钟未必知晓宝玉的内心秘密,宝玉对年长的秦钟与智能儿的爱恋私情却是知情并且保护的。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承担着“家运”的责任却又都背离了家庭和长辈的期望要求,而对违背礼教规范和家长意愿追求自我的“情运”却投入甚深。共同的叛逆性更加强了宝秦感情的深度和厚度。精神孤独的贾宝玉肯定更十分珍惜这份难得的契友情谊。

宝秦之交的主题寻索——《红楼梦》第十六回回目研读札记

宝秦之交并不能超尘脱俗,这是两个青春期男孩交往的真实故事。秦钟和宝玉与“生得妩媚风流”的香怜玉爱四人眉目传情是家塾乱局的导火索。比起宝玉,秦钟身上世俗(特别是情欲)的色彩更加突出,这显然与市井文化的耳濡目染有关。他对村女二丫头的轻薄态度受到宝玉呵斥。他在送姐姐灵柩的哀礼之夜急不可待地与智能儿偷情,不知检点,导致染病,又没有勇气承担爱情的风险和后果。作为出身贫寒的低级公务员儿子,他徒有歆羡富贵之心,却没有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志向。反而因自己的所作所为,气病了姐姐,最后气死了七旬老父。直到弥留之际,他才意识到自己对于家庭和爱情的责任而悔恨不已:

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的一口悠悠余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钟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

在借游戏笔墨和鬼判形象揶揄趋附世态之后,作者如此描写宝秦诀别和秦钟的最后留言:

宝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么话留下两句。”秦钟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以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长逝了。

上述文字,脂批本均同。庚辰本并在秦钟临终二语处留下夹批和眉批:

此刻无此二语,亦非玉兄之知己。

观者至此必料秦钟另有异样奇语,然却只以此二语为嘱。试思若不如此为嘱,不但不近人情,亦且太露穿凿。读此则知全是悔迟之恨。[3]

此段秦钟之死的文字出自曹公,并且表达的是“悔迟之恨”。这是毫无疑义的了。

然而,它却不为后人理解。

程甲本,程乙本不但删去了与前文叙秦家贫寒相矛盾的“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一句(本人疑传抄银两数字有误,待考),而且将临终留言悉数删去,这表明删改者完全不懂得临终遗言对于完成秦钟形象的重要意义。也有的红学著作批评这些话,认为它和秦钟的本来性格不相协调。[4]其实,描写秦钟临死前的悔悟,正是曹雪芹的重要用笔。它显示了在“家运”和“情运”两大主题的碰撞中,作者的深刻思考和匠心安排。

秦钟之死不是孤立的。在《红楼梦》中,它是一个特殊叙事板块中一系列死亡事件(第十二回贾瑞之死,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第十六回秦钟之死)的组成部分,并且是最后一个。其来源,或本自曹雪芹的《风月宝鉴》旧稿。

根据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甲戌本第一回眉批),这是后来创作合成《红楼梦》的要件之一。《风月宝鉴》旧稿的主旨是“戒妄动风月之情”(甲戌本《凡例》)“戒邪思妄动之症”(《红楼梦》第十二回)。在合成过程中,作者将《风月宝鉴》旧稿的内容作了相对集中的处理并融入全书整体构思之中,这就形成了今天《红楼梦》网络叙事中的板块特征。[5]

《风月宝鉴》旧稿的嵌入,对于小说叙事自有影响。前文论及宝秦之交时已提到,它使贾宝玉年龄特征出现了忽大忽小的问题。但板块与网络的融合是成功的,它使原有故事板块在全书整体网络中获得了新的意义。贾瑞及二秦之死就是如此。

在现存文本中,这三个死亡案例本身并无情节因果联系,却都在“戒妄动风月之情”的主旨统率之下,作为《红楼梦》“大旨谈情”布局的一部分,表达作者对人类精神命运特别是各种情感命运的关注。它写的是比较另类的不伦之“情”和“情”的悲剧人物。简而言之,都是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贾瑞痴迷于有妇之夫王熙凤,但他至死不悟。秦氏姐弟各有所恋,皆不得其所。“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曹雪芹或以“秦”音近谐“情”,秦可卿(近音“情可亲”)陷入非礼的乱伦之恋,秦钟(近音“情种”)则陷入绝望的僧(尼)凡之恋。今天看来,秦钟和智能儿的爱情无可厚非,还有冲破宗教禁锢的意义。但为当时世俗也为家庭所不容,而秦钟并没有勇气和担当,徒然贪恋云雨之欢。这些故事,作者的警示意义是很清楚的:从贾瑞的至死不悟到秦钟的临终而悟,显示非理性的情欲必须走向理性清醒的寓意。所以,作为这一板块的最后故事,秦钟又有谐音“情终”之意。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被纳入《红楼梦》总体构思之后,都与“家运”“情运”两大主题相关联,获得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新生。贾瑞故事与王熙凤相关联,秦可卿故事与宁府衰败相关联,并且通过形象改造和托梦大大提升其对于“家运”的意义。今且不论。秦钟故事看似与贾府关系不大,但秦钟本人既是其“家运”与“情运”小故事的中心,又通过第一主人公贾宝玉与全书“家运”“情运”两大主题密切联系,成为贾宝玉人生史和情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秦钟短促的一生有着贾宝玉的浓重投影。他们都是不问世事只管用情的情痴情种,都是承担着家运责任却“于国于家无望”的不肖子孙。有“情”而无“志”,是他们人生取向的共同特点。秦钟临终而悔,以自己的青春生命总结唤醒“情友”宝玉:“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

“立志功名”“荣耀显达”,曾经是他和贾宝玉共同否定的人生道路。这种否定,是他们“见识自为高过世人”之处。他们以此无视家庭责任和长辈期望,耽溺情场,挥霍自我,但并没有发现和走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正所谓“眼前无路想回头”。

“立志”乃是“家运”和个人“情运”的联结点。这是传统儒家入世的人生道路。

正如利欲熏心的王熙凤毫不理睬秦可卿的家事嘱托,年少叛逆的贾宝玉也没有把“情友”临终之言放在心上。他仍然我行我素。他厌恶“混账话”,“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

贾宝玉是一直如此“叛逆”,还是有所变化呢?

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的一生没有完成,前八十回仅仅写到晴雯之死。按故事年龄,他还不到十六岁。他在大观园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代。不想长大。因为外面的世界太脏污,那是“浊臭逼人”的男人主掌的世界。他厌恶“仕途经济”,因为那里充斥着贾雨村之类“禄蠹”。他不想承担家庭的责任。只想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算了,什么后事不后事。”(第七十一回)但是他又离不开这个已经腐烂的家庭,直到它彻底破败以后过着“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的日子。我们看不到作者如何描写彼时贾宝玉的心境变化,但是,第三回所谓“后人批宝玉极恰”的《西江月》词,似乎已隐含着一种暗示: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的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过去,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作者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的手法揭示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或许有此用意。但联系全书情节(包括未完成稿),应该说,它肯定还包含着家庭破败后贾宝玉的反思自责。这里有一种沉重的忏悔。

作者为贾宝玉安排的结局,不是秦钟的临终期望,而是悔恨中的“悬崖撒手”。这是佛道的出世之路。

然而曹雪芹自己并没有走这条路。他“著书黄叶村”,借红楼一梦,寄托个人家事和情事的回忆和思考。

作者显然陷入了一种矛盾:一方面,通过从秦钟到贾宝玉的故事,表达“独于自身,深所忏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种忏悔,在全书一开作者就有直接表白:

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还有那首叙述创作缘由暗示作品自传性内容的诗: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生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补天”,过去说是补封建末世之“天”。其实,作品中的“末世”就是“家运”。无材补天,是悔恨之言。

但“立志功名”“荣耀显达”,就是人生正途吗?

人们看到,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石头回归,宝玉出家和《好了歌》及甄士隐注等一系列基本布局表达对功名富贵等世俗追求的否定。

儒家用世观与佛道出世观就这样矛盾而纠结。

笼统地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忏悔”,不合作品实际。《红楼梦》的意义比忏悔伟大丰富得多。但“忏悔”肯定是作者的重要创作动因。它包含着作者对“家运”与“情运”这人生两大课题,对个体的社会责任与自我追求这人生基本关系的深刻思考。忏悔未必能使他回归。因为他对那个衰败社会和家庭的命运已有清醒认识。

一部《红楼梦》告诉人们,他在矛盾中寻索。

“情”是灵性之本,个体之魂。“家”是生存之本,世代之根。在“家运”与“情运”的碰撞中,何以自择自处?

也许后四十回的甄宝玉就是“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的秦钟再世?也许宝玉再入家塾到中举的描写,就是秦钟临终遗言的映射?也许甄贾宝玉的分道扬镳就蕴含着作者内心入世补天与弃世归真两条人生道路的矛盾?但这是谁的手笔呢,曹雪芹?无名氏?抑或程伟元高鹗?

从秦钟到贾(甄)宝玉,“忏悔”和求索,寻找“家运”与“情运”碰撞的出路,这就是曹雪芹写宝秦之交和秦钟之死的深层用意和留给后人的思考。

注:

[1]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皆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参见张平仁《红楼梦诗性叙事研究》第三章《红楼梦年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参见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4]参见《红楼梦鉴赏辞典》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前言,第16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参见刘上生《走近曹雪芹——心理新诠》第八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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