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臣是宋仁宗时期的一名文人士大夫，他以进士高科入仕，在北宋前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其仕宦生涯前期，王尧臣主要在州县地方及台谏任职，而安抚陕西是王尧臣仕宦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王尧臣安抚陕西的仕宦经历开始于庆历元年正月出任陕西体量安抚使，至同年八月回朝，担任这一职务大约半年多。这一时期正值宋夏战争的紧张阶段，王尧臣在任职期间力保韩范，初次对陕西防务提出系统建议，并指出延州等三次战役失败原因，建议以守代攻。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些建议是深谙陕西防务现实的真知灼见。
西夏国源于唐末拓跋思恭所建夏州地方割据政权，自宋太祖时李继捧纳土归降，西夏便一直被视为北宋附属。宋仁宗宝元元年十月，西夏国主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北宋政府对此态度强硬，"诏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吴界互市处，皆禁绝之，"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随之双方关系急速降温。
至次年正月，元昊再次向北宋上表，"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已明显对宋有不臣之心。宋政府诏削元吴官爵，募人擒元吴，宋夏从此开始进入战争状态，但在开战初期，宋军累战不利。
当时的陕西路是宋太宗至道三年所设十五路之一，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在当时是对西夏作战的前线，形势不容乐观。就在王尧臣赴陕西次月，元昊寇渭州，在好水川大败宋军，宋将任福等战死。当时作为主帅的韩琦被追究战败责任，最终被夺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一职，贬知秦州。
这时陕西前线另一主帅范仲淹，因为擅自回复元昊书信而没有事前奏闻朝廷而获罪，被夺去陕西招讨副使一职，贬知耀州。陕西前线两名主帅同时被贬，这无疑会影响边防形势的稳固。针对韩范二人应负罪责问题，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任福兵败好水川之后，韩琦主动向朝廷上书请罪，谏官孙沔等主张削减韩琦三五考官资，以观后效。这时经略安抚使夏竦上奏，说韩琦在战前曾以檄文戒喻任福，让其不要贪功冒进，并且事后在任福的衣带中拿到了韩琦当初所发檄文，因而战败罪责不在于韩琦。
当初范仲淹派韩周等人进入西夏与元吴谈判，事前并没有奏闻朝廷，后来又因为元吴言辞傲慢而擅自焚毁回信。朝中大臣认为范仲淹此举是擅权自专，在宰相吕夷简诘问下，韩周把罪责都推到了范仲淹身上，宋庠向宋仁宗上言请求处斩范仲淹。而杜衍认为范仲淹本意是要招抚叛羌，不能过度责罚，吕夷简、孙沔等也站在了杜衍这一边。
当时刚刚上任不久的王尧臣即刻向朝廷上奏，认为此二人是天下之选，忠义智勇，名动夷狄，不能因为小的过失就将其罢免。并指出好水川之败，是因为任福不听从韩琦节制所致，韩琦不应当承担战败责任。王尧臣既然是奉旨体量安抚陕西，对前线将帅任免自然有话语权。最终在朝中夏竦、杜衍等人帮助下，韩范二人被从轻发落。宋仁宗以手诏抚慰韩琦，韩琦虽被贬而仍能掌管军务，也带职如故，朝廷对他只作出了轻度处罚。不久之后韩范二人相继复任边帅，得以继续主持西北军务。
应该指出，王尧臣的进谏是深合时宜的，因为自韩琦和范仲淹主持边防以来，积极整顿防务、训练士卒，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宋军不利形势，使西夏不敢轻易进犯。二人合称"韩范"，是西北军民抵抗西夏的一面精神旗帜，若因小过被罢，必定会动摇前线人心。
可见王尧臣对陕西边防形势是有深刻认识的，安抚陕西期间能处处从大局着眼，可以说是典型的“文臣知兵”的典型，为扭转边陕西路防形势做了较大的贡献，是宋夏战争中的幕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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