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史记·游侠列传序》提到：“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司马迁固然没有说错，但却不够全面，韩非子所讥讽的不仅仅是儒生与群侠，还包括言谈者、患御者与商工之民，这三种人与儒生、群侠合起来称为五蠹，意思就是五种蛀虫，都是韩非子所斥责批评的对象。韩非子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斥责这五种人呢？这与他的法治思想和法制主张有关。
韩非子
守株待兔——韩非子的唯物史观
守株待兔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寓言故事，指出了看待问题要与时俱进、不能沉溺于过去旧有的经验，这种观点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实际上，这个故事就出自于《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创作这个寓言故事，其目的是驳斥那些一味崇拜古人、效法圣人的思想。《五蠹》原文提到：
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认为，那些整天鼓吹尧舜禹汤的人，其实就是冥顽不灵之徒，跟守株待兔的农夫没有区别。韩非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其根源就在于他所倡导的法治思想。
守株待兔
自武王伐纣之后，周公制礼作乐，采用的是“以礼治国”，但礼只针对贵族而言，并且许多是非标准都是模棱两可的。韩非子认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礼治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了，应该由法治取而代之。
虽然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反对礼治，但“先王之政”无疑就是指传统的礼治，这就是《五蠹》一文中开章名义表达的观点。
韩非子这种观点，具备一定的客观性与很大的进步性，但难免也有些矫枉过正，世道之变，在于循序渐进，妄图一口气吃个大胖子，把固有的思想和制度全部打破，这种行为固然畅快淋漓，但无异于揠苗助长，很可能会得不偿失。
心怀仁慈，刑不可废——韩非子眼中的情与法
春秋时，百家争鸣，但当时真正影响力最大的只有儒墨两家，并称两大显学。儒墨两家的许多观点都大异其趣，但也都强调一点：仁爱。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墨子提倡“兼爱”，儒墨皆打着“先王”“先圣”的旗号，认为只需要仁爱就能感化一切，治理国家，而不需要刑罚，这才是韩非子所反对的现象。
“兼爱”提倡者墨家创始人墨子
许多人都认为韩非子，主张依法治国，反对儒家、反对儒家的仁政，二者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实则不然，韩非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主张依法治国”这件事，如果说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君王能保持仁慈，这也是韩非子所赞赏的。其中，韩非子举了以下例子：
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这里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死刑而感动哀伤，这是君王的仁慈之心，但不能因为这样的仁慈之心，就不执行死刑了，这就是法治。
韩非这种思想，到今天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正如如今仍然很流行的围绕“情有可原”与“罪无可恕”展开的讨论，法是一种准则，制定了就必须人人遵守，若人人皆因“情”而乱“法”，那法之尊严何在？面对有争议的事件，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法令应不应该执行，而是法令本身是否有改善的空间。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韩非子的法制思路
性恶论是有荀子倡导并发扬的，作为荀子的得意门生，韩非子也继承了这种观点，但韩非子的性恶论比荀子更加彻底。韩非子曾说：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即认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不值得信任。
性恶论倡导者、韩非子之师荀子
而韩非子之所以会彻底地倡导性恶论，目的也是为自己的法制主张做铺垫，既然所有人性都偏恶，如果任由这些恶横行无忌，那岂不是天下大乱，永无宁日了？该如何解决呢？韩非子的思路很简单，《五蠹》原文提到：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在这里，韩非子又一次站在了与儒家相反的立场上，他认为民众是不会感怀于所谓的“义”的，而“义”正是儒家的主张。就拿孔子来说，孔子作为儒家圣人，依然要臣服于鲁哀公，鲁哀公并不是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君，所以孔子并非臣服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鲁哀公的权势。
既然连儒家圣人都要臣服于势，那普通民众更不用多少了吧？纵然是人性本恶，但只要有那么一种权势、威势存在，能够使这些恶臣服，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么这种威势是什么呢？很显然，就是法制。
儒家圣人孔子
按照今人普遍的观点，人性本身是不存在善恶这个概念的，所谓的善恶皆是后天所加，但韩非子这种立足于性恶论而推导出的法制主张，依然值得肯定，怙恶不悛者众，唯有刑与罚能约束。
赏善罚恶——韩非子的法制主张
思路已然清晰，那么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该如何具体实施呢？关于这一点，仔细分析《五蠹》原文，我们可以认为，韩非子的法制主张主要围绕两个字来展开，那就是“赏”与“罚”。
韩非子大力倡导“罚”，他认为父母的慈爱也罢，乡邻的行动也罢，师长的智慧也罢，这些东西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都无法改善人本性中的恶，唯一能起到效果的，就是严苛的刑罚：
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
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仁义道德都不足为恃，唯有严刑，才能治本，这便是“罚”，并且有罚必从重，这样才能使人畏惧。当然了，有罚必有赏，对有功者、有益者必须加以赏赐，才能使人奋勇争先，同样的，赏赐也应该厚重，才能与严苛的刑罚形成对比。
韩非子观点：严刑重赏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还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意即无论是罚还是赏，一旦制定了，就不要轻易更改，这样才能让民众广泛遵守，保持法制的权威性。
离法者罪，犯禁者诛——斥退五蠹，扫清法制障碍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为何斥责五蠹？答案就在这句话中，儒家讲究仁义礼孝，这些东西本身固然没错，但他们只是一种德行操守，不能凌驾于法之上，韩非子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大意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三次作战都逃跑了，孔子问他为什么逃跑，他回答说父亲年老，怕自己死了之后没人给父亲养老。孔子认为这个人很具有孝道，于是推举给他升了官。很明显，孔子这种做法就属于本末倒置，因为推崇“孝”，而罔顾“法”，让原本有罪之人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获得了奖赏，儒以文乱法，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儒生们长篇大论鼓吹先王之道，指责当时之律法，实为国家之不幸。
同样的，群侠以私剑养，逞个人之勇武，好勇斗狠，藐视国家之禁律；言谈者（纵横家），满口谎言，捏造事实，以宣扬自己的主张，不顾国家利益；患御者（近臣、门客）集聚一堂，依附于权贵之家，为了自身的安稳，躲避为国家做贡献的义务；商工民铸造低劣物品，投机倒把，以次充好聚敛财务，谋夺农民之财。这四种人，与儒生一样，都是国家的蛀虫，只有除掉他们，才能解决国家日益衰落的根源。
言谈者（纵横家）
那应该如何合理地斥退五蠹呢？韩非子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总结起来就八个字：离法者罪，犯禁者诛。
结语：名为五蠹，实一蠹也
观《五蠹》之文，这是一篇韩非子用来表达态度、申明立场的文章，文中不仅仅是一般人认为的“只提出问题”，还给出了“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案。总的来说，韩非子实则对事不对人，他所斥责的并非五蠹本身，而是五蠹“离法犯禁”的行为，斥退了这五种人，那这些行为自然也就没有了。名为五蠹，实则只有一蠹：所有离法犯禁的人。
参考文献
《韩非子》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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