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史記·遊俠列傳序》提到：“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司馬遷固然沒有說錯，但卻不夠全面，韓非子所譏諷的不僅僅是儒生與群俠，還包括言談者、患御者與商工之民，這三種人與儒生、群俠合起來稱為五蠹，意思就是五種蛀蟲，都是韓非子所斥責批評的對象。韓非子為什麼要大張旗鼓的斥責這五種人呢？這與他的法治思想和法制主張有關。
韓非子
守株待兔——韓非子的唯物史觀
守株待兔是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個寓言故事，指出了看待問題要與時俱進、不能沉溺於過去舊有的經驗，這種觀點可以說已經具備了唯物史觀的思想。實際上，這個故事就出自於《韓非子·五蠹》，韓非子創作這個寓言故事，其目的是駁斥那些一味崇拜古人、效法聖人的思想。《五蠹》原文提到：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韓非子認為，那些整天鼓吹堯舜禹湯的人，其實就是冥頑不靈之徒，跟守株待兔的農夫沒有區別。韓非子為什麼要這麼說？其根源就在於他所倡導的法治思想。
守株待兔
自武王伐紂之後，周公制禮作樂，採用的是“以禮治國”，但禮只針對貴族而言，並且許多是非標準都是模稜兩可的。韓非子認為，在新的社會環境下，禮治已經不符合歷史潮流了，應該由法治取而代之。
雖然文中沒有明確提到反對禮治，但“先王之政”無疑就是指傳統的禮治，這就是《五蠹》一文中開章名義表達的觀點。
韓非子這種觀點，具備一定的客觀性與很大的進步性，但難免也有些矯枉過正，世道之變，在於循序漸進，妄圖一口氣吃個大胖子，把固有的思想和制度全部打破，這種行為固然暢快淋漓，但無異於揠苗助長，很可能會得不償失。
心懷仁慈，刑不可廢——韓非子眼中的情與法
春秋時，百家爭鳴，但當時真正影響力最大的只有儒墨兩家，並稱兩大顯學。儒墨兩家的許多觀點都大異其趣，但也都強調一點：仁愛。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墨子提倡“兼愛”，儒墨皆打著“先王”“先聖”的旗號，認為只需要仁愛就能感化一切，治理國家，而不需要刑罰，這才是韓非子所反對的現象。
“兼愛”提倡者墨家創始人墨子
許多人都認為韓非子，主張依法治國，反對儒家、反對儒家的仁政，二者之間是完全對立的，實則不然，韓非子所反對的，只是“不主張依法治國”這件事，如果說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君王能保持仁慈，這也是韓非子所讚賞的。其中，韓非子舉了以下例子：
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這裡的觀點已經非常明確了，因為死刑而感動哀傷，這是君王的仁慈之心，但不能因為這樣的仁慈之心，就不執行死刑了，這就是法治。
韓非這種思想，到今天仍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正如如今仍然很流行的圍繞“情有可原”與“罪無可恕”展開的討論，法是一種準則，制定了就必須人人遵守，若人人皆因“情”而亂“法”，那法之尊嚴何在？面對有爭議的事件，我們應該討論的不是法令應不應該執行，而是法令本身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韓非子的法制思路
性惡論是有荀子倡導併發揚的，作為荀子的得意門生，韓非子也繼承了這種觀點，但韓非子的性惡論比荀子更加徹底。韓非子曾說：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即認為夫妻之間、父子之間都不值得信任。
性惡論倡導者、韓非子之師荀子
而韓非子之所以會徹底地倡導性惡論，目的也是為自己的法制主張做鋪墊，既然所有人性都偏惡，如果任由這些惡橫行無忌，那豈不是天下大亂，永無寧日了？該如何解決呢？韓非子的思路很簡單，《五蠹》原文提到：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
在這裡，韓非子又一次站在了與儒家相反的立場上，他認為民眾是不會感懷於所謂的“義”的，而“義”正是儒家的主張。就拿孔子來說，孔子作為儒家聖人，依然要臣服於魯哀公，魯哀公並不是儒家心目中的仁義之君，所以孔子並非臣服於魯哀公的仁義，而是屈服於魯哀公的權勢。
既然連儒家聖人都要臣服於勢，那普通民眾更不用多少了吧？縱然是人性本惡，但只要有那麼一種權勢、威勢存在，能夠使這些惡臣服，那所有問題都解決了，那麼這種威勢是什麼呢？很顯然，就是法制。
儒家聖人孔子
按照今人普遍的觀點，人性本身是不存在善惡這個概念的，所謂的善惡皆是後天所加，但韓非子這種立足於性惡論而推導出的法制主張，依然值得肯定，怙惡不悛者眾，唯有刑與罰能約束。
賞善罰惡——韓非子的法制主張
思路已然清晰，那麼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該如何具體實施呢？關於這一點，仔細分析《五蠹》原文，我們可以認為，韓非子的法制主張主要圍繞兩個字來展開，那就是“賞”與“罰”。
韓非子大力倡導“罰”，他認為父母的慈愛也罷，鄉鄰的行動也罷，師長的智慧也罷，這些東西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都無法改善人本性中的惡，唯一能起到效果的，就是嚴苛的刑罰：
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
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仁義道德都不足為恃，唯有嚴刑，才能治本，這便是“罰”，並且有罰必從重，這樣才能使人畏懼。當然了，有罰必有賞，對有功者、有益者必須加以賞賜，才能使人奮勇爭先，同樣的，賞賜也應該厚重，才能與嚴苛的刑罰形成對比。
韓非子觀點：嚴刑重賞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還明確提出了一個觀點：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意即無論是罰還是賞，一旦制定了，就不要輕易更改，這樣才能讓民眾廣泛遵守，保持法制的權威性。
離法者罪，犯禁者誅——斥退五蠹，掃清法制障礙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為何斥責五蠹？答案就在這句話中，儒家講究仁義禮孝，這些東西本身固然沒錯，但他們只是一種德行操守，不能凌駕於法之上，韓非子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大意是一個士兵在戰場上三次作戰都逃跑了，孔子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父親年老，怕自己死了之後沒人給父親養老。孔子認為這個人很具有孝道，於是推舉給他升了官。很明顯，孔子這種做法就屬於本末倒置，因為推崇“孝”，而罔顧“法”，讓原本有罪之人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獲得了獎賞，儒以文亂法，就是指的這種情況，儒生們長篇大論鼓吹先王之道，指責當時之律法，實為國家之不幸。
同樣的，群俠以私劍養，逞個人之勇武，好勇鬥狠，藐視國家之禁律；言談者（縱橫家），滿口謊言，捏造事實，以宣揚自己的主張，不顧國家利益；患御者（近臣、門客）集聚一堂，依附於權貴之家，為了自身的安穩，躲避為國家做貢獻的義務；商工民鑄造低劣物品，投機倒把，以次充好聚斂財務，謀奪農民之財。這四種人，與儒生一樣，都是國家的蛀蟲，只有除掉他們，才能解決國家日益衰落的根源。
言談者（縱橫家）
那應該如何合理地斥退五蠹呢？韓非子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
總結起來就八個字：離法者罪，犯禁者誅。
結語：名為五蠹，實一蠹也
觀《五蠹》之文，這是一篇韓非子用來表達態度、申明立場的文章，文中不僅僅是一般人認為的“只提出問題”，還給出了“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案。總的來說，韓非子實則對事不對人，他所斥責的並非五蠹本身，而是五蠹“離法犯禁”的行為，斥退了這五種人，那這些行為自然也就沒有了。名為五蠹，實則只有一蠹：所有離法犯禁的人。
參考文獻
《韓非子》
《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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