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大校长一职，若第一人是蔡元培，那第二人便是蒋梦麟。
蒋梦麟的出名与成功，不是来源于学术，而是因他张弛有度的性格特点，硬气但不倔强，有错必改，从不人云亦云。
一、文人的硬气
1935年，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多年，但日伪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企图以“华北自治会”为依托，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
作为中国人，蒋梦麟极其愤怒。他与北平的其他教授一起，联合发文谴责，将“华北自治会”的卖国本质，剖析无遗。
但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当时日伪局势昌盛，蒋梦麟这种做法，无疑是撞到了枪口上。
果不其然，不久，蒋梦麟被请到日军司令部，美其名曰“谈话”，实则恐怕是威胁。
若蒋梦麟不是名人，或许，他早就无声消失，压根没有机会进到日军司令部。
日军还是希望招揽蒋梦麟的，但被他严词拒绝。后来，日军对他威逼利诱，还要求他离开北平、前往大连，但都被蒋梦麟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我等中华儿女，岂能屈服与日军。
蒋梦麟有自己的硬气与节气，纵然可能有生命的代价，他也不愿低头。
著名人士曹聚仁曾经表示，他生平最佩服之人便是“蒋梦麟”，不为别的，只因他“有种”。
在战争与军队面前，文人往往无力，但蒋梦麟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何为文人的硬气。
只不过，再硬气之人，也总有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
二、婚姻中遇爱财女
1960年，蒋梦麟遇见了徐贤乐，自此陷入爱情。
当时，蒋梦麟刚从失去妻子的悲痛中走出，而徐贤乐也恰好丧夫，两个受伤之人，相互依偎，自然产生了感情。
但徐贤乐并非良配，她是个爱财之人，而且名声不好。
蒋梦麟的好友得知两人恋爱后，纷纷反对。胡适更是写了一封长信，只为劝阻蒋梦麟。
然而，情人眼里出西施。
蒋梦麟看徐贤乐，哪里都是可爱的。
纵然徐贤乐如好友所说，是个爱财之人，但此时的蒋梦麟也愿意相信，自己是那个例外。
第二年，在众人的反对声中，两人走入婚姻。
婚后不到两年，徐贤乐爱财的本性暴露无遗，起因是蒋梦麟的一次意外。
当时，正值壮年的蒋梦麟摔伤了腿，未来是否能重新站起来尚且未知。徐贤乐开始为自己打算，迁户口、转移财产的手续都在偷偷进行。
住院期间，作为妻子的徐贤乐，甚至一次探望都没有。
或许徐贤乐对蒋梦麟也有爱情，但这可怜的感情，完全不足以支撑她照顾一个瘫痪的丈夫。
蒋梦麟是何等精明之人，最初的他，不愿意相信，只是因为没有痛到骨子里。
出院后，蒋梦麟便与徐贤乐分居，随之而来的便是起诉离婚。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蒋梦麟却敢于承认自己的眼瞎。
他对记者表示：
“我鼓起勇气与徐贤乐女士结婚，希望再有一个幸福的家来帮助我的事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纠正错误。”
遇上渣女的人很多，但是能及时止损、勇于承认错误的却很少。
三、工作的“认错”
1945年，蒋梦麟在担任北大校长的同时，还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当时，在“大学组织法”中有一条明确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为官吏”。这个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教育，被打上政治利益的标签。
蒋梦麟的这次兼任，在北大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不少教授认为，若他非要担任秘书长，就该辞去北大校长一职。
不久，蒋梦麟果然辞职，并且还在辞职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有人觉得，这是蒋梦麟不得以而为之，如今不过是做足样子罢了。但其实，按照蒋梦麟在当时的职位，只要他愿意，以政治力量镇压，北大的一群教授再反对，恐怕也是无用。
但蒋梦麟深知，自己兼任的行为着实违反规定。
他之过，他愿意承担，也愿意认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认错改过之勇气的人，却是少数。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还流传着一种思想，即“上位者永远不会出错”。
在这样的环境里，蒋梦麟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实则不愧为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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