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這個自宋代以降便猶如利刃般懸於中原漢族王朝頭頂的隱患，終於在清朝刀劍入鞘。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當清帝國與雄踞漠北的嘎爾丹準備一決雌雄的關鍵時刻，古北口總兵蔡元向康熙皇帝報告，表示：“古北口一帶邊牆傾塌甚多，請行修築。”

沒想到，這個在過去為了鞏固邊防再平常不過的舉措，卻遭到康熙的嚴厲申斥：“蔡元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源，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

“修德安民”固然是不錯，但像康熙這樣的雄主不會真認為光靠此類儒家的老生常談就能真正確保邊境平安的，那他不需要修長城的自信又從何而來呢？

等到二十多年後的1717年，康熙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 “昔秦興土石之工，修建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

原來，在康熙眼中，蒙古就是他的“長城”。依靠對蒙古的有效控制，曾經困擾中原王朝的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問題，在有清一代可以說被徹底解決了。

然而，曾經兵強馬壯、剽悍善戰的蒙古人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臣服於滿清統治者，為其打造“滿蒙一家”的新帝國呢？從成吉思汗時代到康乾之世，蒙古人的世界經歷了什麼變化？而“一代天驕”的偉岸身影又會在其清代的子民中間激起怎樣的迴響呢？

一、不允許有第二個成吉思汗

公元1206年春，鐵木真在斡難河上游召開“忽裡臺”（集會之意），即位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 Chinggis Khaan），並以蒙古作為“兀魯斯”（集團、人民之意）之名，稱“也客忙豁勒兀魯斯”，即“大蒙古國”。

自此，一個統一的遊牧民族聯合體在亞洲腹地誕生了，過去草原上那種部族割據、各自為戰的局面一去不復返，在成吉思汗的麾下，每一名蒙古戰士都獲得了嶄新的身份，分享著相同的榮耀。憑藉著這股強大的凝聚力，配合以高效的軍事組織，蒙古鐵騎席捲歐亞、所向披靡。

可以說，成吉思汗既是蒙古國家的創立者，也是蒙古民族的締造者，通過他的征服事業，蒙古人的族群認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裡亦罕有其匹。

不僅如此，對於蒙古人來說，成吉思汗更是一代聖主。他創制了蒙古文字，頒佈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扎撒》（Yehe Zasag），為蒙古民族的長遠發展確立了堅實基礎。

可是，再偉大的征服者也畢竟是肉體凡胎，成吉思汗於1227年離世，而他所開創的世界帝國也在不到兩百年的時間裡分崩離析，消解於無形。蒙古民族重新回到了內亞草原，以部落為單位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再也沒有誰能具備成吉思汗般的才智和勇力把蒙古人統合起來了。

岡田英弘教授指出，滿清之前身——女真人努爾哈赤所締造的“後金國”在白山黑水間的崛起，成為了斷送蒙古在北亞草原“天命”的決定性事件。

1635年，繼承父業的後金大汗皇太極率軍平定察哈爾，而蒙古的末代大汗林丹汗（Ligdan Khutugtu Khan, 1588-1634）已在一年前病死於逃亡青海的途中。面對聲勢浩大的八旗鐵騎，林丹汗之子額哲（Ejei Khan, ?-1661）無力抵擋，不得不與母親蘇泰獻上元代傳國玉璽向皇太極投降。

皇太極獲取元朝皇帝的玉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這意味著他可以藉此宣示自己一手接過了成吉思汗以來蒙古歷代大汗統治北亞的正統。

就在獲取元代玉璽的第二年，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今瀋陽）登基稱帝，建國號“大清”。憑藉草原天命的轉移，滿清在其建國伊始，便擁有了統治蒙古的堅實“法理依據”，這無疑為此後清廷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對蒙政策提供了巨大便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旋風般速度崛起於內亞的厄魯特蒙古準噶爾汗噶爾丹（Galdan Boshugtu Khan, 1644-1697），其所率領的三萬騎兵在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昭莫多會戰中被康熙帝親自統領的十萬清軍一舉擊潰，噶爾丹兵敗身死。至此，蒙古人獨自恢復成吉思汗遺業的希望完全破滅，到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隨著土爾扈特部的內屬，內外蒙古各部全數併入清帝國的版圖。

二、多封重建：控制蒙古的政治手段

為了消弭來自蒙古的不安定因素，清廷動用了一整套嚴密的制度來管理蒙古。全外蒙的最高統治者是隻有滿族旗人才可充任的烏里雅蘇臺將軍，數量可觀的清軍駐紮在內外蒙各地，保持軍事高壓態勢。

在政治領域，清代蒙古施行盟旗制，“旗”（和碩）作為遊牧民的基本政治單位，其疆界是固定的，因此除非遇到重大災害，旗下屬民（阿勒巴圖）不能越界放牧或自由遷徙。

在內蒙，各旗由朝廷任命的官員統治，而在外蒙，旗的統治權則交給札薩克世襲王公，可是，由於清廷的多封重建，

札薩克的權力已大為縮水，無法構成對中央的威脅。

▲清姚文翰《紫光閣賜宴圖》（局部），表現了1762年乾隆帝在修繕後的紫光閣設宴款待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以及平定準部、回部將士的情景

出於籠絡蒙古上層集團的需要，清廷對蒙古王公優禮有加，所有札薩克都獲封貴族爵位，自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到四等臺吉共有十等。為了表示對滿清的臣服，蒙古王公每年照例要前往位於承德的熱河行宮，向皇帝進貢，皇帝則會回贈一定的禮品，通過這些儀式，“滿蒙一家”的概念得到了反覆確認。

三、精神誘導：宗教是個殺手鐧

除此之外，有清一代對蒙古的控制還滲透到精神領域。

儘管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由原始薩滿教向藏傳佛教轉變肇始於元代帝師八思巴，但真正將藏傳佛教（黃教格魯派）根植於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並建構起完整寺廟系統則是在清代。

仿照藏地“兩大活佛”的形式，清廷於內、外蒙分別設置章嘉和哲布尊丹巴兩大活佛世系，同為格魯派在蒙古地區的最高宗教領袖。

與此同時，清廷又全力強化蒙、藏間的傳統宗教紐帶，並藉由“金瓶掣籤”等一系列的儀式儀軌將兩地的活佛世系和專制皇權勾連起來，以宣示滿清皇帝在處理蒙藏事務中最後仲裁者的地位。

譬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為慶賀乾隆帝七十壽辰，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華丹益希從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啟程，長途跋涉兩萬餘里至承德參加乾隆的祝壽慶典。

在途中，六世班禪特意抵達內蒙古多倫諾爾，與三世章嘉若貝多吉呼圖克圖會面。班禪在多倫諾爾停留了八天，引發轟動，據記載，有十多萬蒙古僧俗信眾湧至多倫諾爾，聆聽班禪講經說法，向他捐獻“供養”，接受“洗禮恩典”。

此後章嘉又一路陪同班禪前往承德覲見乾隆帝。這件事生動反映出黃教在清代蒙古社會的巨大影響力以及蒙、藏活佛和滿清皇帝間的密切關係。

對於利用藏傳佛教作為撫綏蒙古的工具，滿清皇帝是向來不諱言的。

乾隆親筆書寫的《喇嘛說》石碑矗立在北京的雍和宮，其中寫道：“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予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

在乾隆眼裡，內外蒙古的安定局面正是“興黃教”的最大成果。

黃教在清代蒙古的流行，其影響是多方面的。由於活佛的寺廟系統受朝廷庇護，喇嘛免役免稅，還享有各種特權，導致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為了躲避賦役，出家當喇嘛。

到了19世紀，喇嘛人數一度達到蒙古成年男子人口的一半，傳統畜牧業由此遭到極大破壞。為了供養不斷增加的喇嘛，普通蒙古牧民的負擔變得愈發沉重，失去土地賣身為奴的情況屢有發生。而寺廟則以各種形式從牧民手中榨取財富，高級僧侶成了腰纏萬貫的特權階層，社會矛盾不斷積累。

四、得償所願？一個衰敗的蒙古

憑藉盟旗制與藏傳佛教“雙管齊下”，清代蒙古確實實現了“長治久安”，甚而至於，在黃教的巨大影響下，部分蒙古人還真樹立起了作為大清臣民的嶄新身份認同。然而這些卻無法掩蓋清代蒙古社會全面衰敗的現實。

死氣沉沉的寺廟、漢商的高利貸、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肆虐的傳染疾病，一同把昔日生氣勃勃的蒙古草原引向貧窮殘破的絕境。到了清末，蒙古各部合計人口僅餘171萬，較清初人口減少了45萬。

面對如此處境，成吉思汗又被蒙古人追憶了起來，在他們心中，那是蒙古民族最為強盛和光輝的歲月，遠去的英雄一定能再度護佑他的子民度過眼前的苦難。

於是，某種成吉思汗崇拜慢慢在清代蒙古興起了，成吉思汗被視為天神，一些蒙古牧民會按季節來到高山之上為其供奉祭品，這種儀式往往混雜著薩滿教和佛教元素。

由於黃教在蒙古的兼容幷包性，類似成吉思汗崇拜這種異質信仰常常能夠被整合進佛教儀式裡面，所以清代統治者對其並沒有過多幹涉。

不過，就像羅茂銳教授（Morris Rossabi）指出的，正是在清代，成吉思汗形象逐漸成為蒙古人團結起來對抗清廷“滿蒙一家”論述的有利武器，它更會在20世紀以後，成為蒙古民族重建自身族群認同的強大基礎。

有關成吉思汗形象與現代蒙古的奇妙糾葛，筆者會在之後的文章裡再為大家詳細說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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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岡田英弘：《從蒙古到大清：遊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モンゴル帝國から大清帝國へ），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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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sabi, Morris. "Modern Mongolia and Chinggis Khan." Georgetow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Spring (2017): 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