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是英国的崇拜者和合作的倡导者。然而，在1890年之后，这些“温和派”受到了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达·提拉克（Bar Gangardha Tyrak，1856-1920）领导的极端分子的挑战。蒂拉克是一名斗士，士气高昂，试图将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运动转变为人民运动。这就解释了他对许多印度社会习俗的专横支持。他甚至组织了一个奶牛保护协会，支持童婚。但与此同时，他为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建立平民军队、普选权和不分性别的免费义务教育而斗争。蒂拉克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报纸编辑，使他的《狮子报》成为一个强大的宣传和教育机构。他以“教育、激励、组织”、“战争、不要乞求”、“自由是我固有的权利，我会得到它”等口号赢得了全国各地的追随者。
1890年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导致了不满情绪的增长，这有助于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战胜俄国，也激发了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个事件特别令人振奋，被视为对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张的实际和明显的反驳。此时，印度政府1905年通过法令，将孟加拉国分为两个省：新的东孟加拉国有1800万穆斯林和1200万印度教徒，其余的孟加拉国有4200万印度教徒和1200万穆斯林。政府的既定目标是改善管理，因为原来的省份太大，恒河以东地区被忽视了。但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英国人似乎是在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孟加拉国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两部分。这个问题把全国的民族主义者团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以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和“抵制外国货物运输”的口号，即抵制英国货物，同政府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斗争。大批学生担任商店纠察员。妇女首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出现在纠察队伍中。由于孟加拉国问题引起的强烈情绪，激进分子可以控制1906年印度国大党大会，并获得多数票赞成“自治”和“抵制外国货物运输”。一些民族主义者更进一步，学习爱尔兰和俄罗斯地下组织的例子和方法，并采取恐怖行动。仅在孟加拉国，1906年至1917年间就发生了168起暴行，造成61人死亡。
虽然这种民族主义运动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赛义德爵士的领导下，穆斯林大多在印度国大党之外。他们预计，如果国大党对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得到满足，穆斯林将成为永久少数民族。印度民族主义日益强大的力量和战斗精神也令穆斯林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一些最热心的印度爱国者称穆斯林为“外国人”之后。为了自卫，穆斯林组织了穆斯林联盟，该联盟与印度国大党一样，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英国自然欢迎并支持穆斯林联盟作为反对党国大党的制衡力量。但穆斯林联盟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英国的伎俩，而是因为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错误，比如蒂拉克，他们在印度教复兴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运动。例如，奶牛保护协会的组成无疑有助于民族主义运动，但它疏远了穆斯林印度人，他们自然担心自己在印度教控制的印度的未来。
当时，恐怖主义蔓延，甚至连“温和派”也越来越不满，这使英国政府相信有必要做出一些让步。因此，1909年，印度事务部长莫利勋爵和总督明托勋爵提出了所谓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这些方案规定，以高财产、高收入或高学历为基础选出的极少数印度选民应选出省总督立法会过半数议员和印度总督立法会过半数议员。在立法会中，有一定比例的席位是留给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穆斯林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例如，作为选民，穆斯林在年收入达到3000卢比时缴纳所得税，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达到30万卢比时缴纳所得税。此外，即使在选举产生的议员占多数的地方，例如在省议会，英国政府也能够并且准备压制任何反对意见。因此，这些改革的目的绝不是引入负责任的政府制度。相反，他们的意图是允许代议制政府的存在，把所有权力和最终决定权交给英国人。莫莉本人在上议院的辩论中明确表示：
如果可以说，改革的这一重要篇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印度议会制度的建立，那么至少我与之无关。
有三种类型的机构，我们在谈论它们时必须考虑。极端分子怀有一个梦想，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们赶出印度。第二种人不抱这样的希望，而是希望获得殖民地类型和风格的自治。第三种类型的人只需要得到许可就可以享受我们管理下的合作。
我认为，改革的作用在于，既然现在和将来，希望实现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类人将被安置到第三类人中，他们满足于被允许享有合法和全面的合作。
这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重新控制国大党的温和民族主义者通过了一项决议，表达了“对改革计划的深切和普遍满意”。1911年，英国做出了其他几项让步，包括废除分隔孟加拉国的不受欢迎的法令、释放某些政治犯和提供大笔教育补助金，这进一步使他们感到放心。因此，尽管个别恐怖主义行为仍然偶尔发生，但印度在1910年至1914年间相对平静。
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只限于知识分子。事实上，国大党自1885年成立以来的25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它的成员来自英属印度的所有地区，而不是像最初那样来自孟加拉国和西海岸的几个城市。然而，事实仍然是，这几乎是一场由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约翰·斯图尔特·米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不是他们的农村同胞的苦难、不满和愿望。当然，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友好关系。这一差距一直持续到战后甘地跨过这一鸿沟的时候。甘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人民宗教观的本质。他所宣扬的并不是抽象的政治理念，而是他赋予它们的带有政治含义的宗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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