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是漢朝最有作為的皇帝，在他手裡，漢朝煥發出極為強悍的戰鬥力，把匈奴人打得大傷元氣，向西遷移。
然而，煥發戰鬥力的代價也是十分高昂的。由於過度使用民力，漢朝社會經濟基礎受到嚴重干擾，民生凋敝，百業蕭條。朝廷的收入也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就在這一情況之下，漢武帝開始實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規模的鹽鐵專賣政策。
然而，這項看似擴大稅收來源的政策，最後卻逐漸脫離原貌，沒有達成原有目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漢朝變窮了？
西漢到漢武帝即位之初，漢朝達到了極盛，“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注：《史記·平準書》）漢朝的人口，在80餘年間由1400餘萬增長到4000餘萬，這是社會經濟進步最直接的表現。
然而隨著漢武帝開始大規模進行疆域開拓，情況逐漸發生變化。
漢朝相繼征服東甌、吳越、西南夷，在蜀地大開道路千餘里，對朝鮮的征戰也持續數年，河北山東一帶為支撐戰爭，弄得民間騷然。
如果只是上述幾個地方有行動，漢朝國力充足，倒也不至於傷元氣。然而漢武帝雄心萬丈，對漢帝國最大的敵人——匈奴，也亮出了底牌。
武帝之前數代皇帝，對匈奴均採取忍氣吞聲的和親政策，雙方大致保持相安無事。公元前133年，也就是漢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在大行令王恢的建議下，漢朝在馬邑城設伏，企圖誘殲匈奴軍臣單于，因軍臣單于發覺而失敗。
此後匈奴與漢朝的和平關係全面破裂，漢武帝十餘年間屢發大軍北擊匈奴，雖然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但國家財力也因此耗費殆盡。
然而，這邊廂政府財政困難，那邊廂民間的富商大賈卻仍是興旺發達。
西漢初年為恢復經濟，不僅減輕賦稅，還全面開放自然資源和商業，山林川澤任由民間開發，冶鐵、採礦、煮鹽甚至是鑄造錢幣等都不同程度地放開。當年在吳地作亂的劉濞，就因為獨佔開山鑄幣之利，稱雄於東南。
民間因此出現一大批富可敵國的大商人。如魯地的曹邴氏靠冶鐵發了家，財富鉅萬。蜀地的卓氏、程鄭，南陽孔氏，也是由於鑄鐵、通商而富至鉅萬，腰纏萬貫。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興旺的商業力量有時並不見得是好事，有可能因為個人勢力膨脹而形成與帝國對抗的經濟勢力。
漢朝政府不得已向富商大賈借貸，但這些嗜利的商人們都不太願意出財，無奈的漢朝政府只好重新加賦，增加百姓的負擔。
面對內外交困的形勢，向來不慣毛病的漢武帝，終於祭出了終極武器——專賣制度。
二、鹽鐵專賣：財源滾滾的壟斷政策
專賣制度源遠流長，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就曾提出過“官山海”政策。也就是壟斷山林川澤以及礦產資源的開發權和經營權，所有上天賜予的資源，統統由國家管理。但因為各個朝代實際情況不同，並沒有持續實行。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御史大夫張湯在武帝的授意下，上書建議“籠天下鹽鐵”。於是漢武帝起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孔僅、東郭咸陽，讓他們推行鹽鐵專賣事宜。
在鐵的專賣方面，國家在38個郡設置了46處鐵官，所有鐵礦開採、鐵器製作、流通，全部由國家壟斷，實行大規模生產。
鹽則有所不同，採用“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專賣制度，漢朝在27個產鹽區的郡設立35處鹽官，鹽官出面徵募平民製作鹽，成品產出後，官府統一收購，此後進入流通渠道，全部由官府承包。兩項專賣都由中央的大農令主管，所得利潤全由大農令掌管，納入國庫。
鹽鐵貿易都是高額暴利的行業，為了防止民間私自制販，漢朝還出臺了法律以保障鹽鐵專賣。規定，私自制鹽販鹽、冶鐵者，統統處以斬左趾，並處沒收器物工具。同時，各級官員不得矯稱皇帝旨意，隨意在各郡國制賣鹽鐵，違者按級論刑。
這是史上最早的關於鹽鐵買賣的國家法律，顯示出漢武帝力行鹽鐵專賣的決心。
不得不承認，在當時特殊的形勢下，鹽鐵專賣確實發揮了較好的經濟效應。
首先，暫時應急。鹽鐵之利，完全取之於大自然，無窮無盡，百姓的需求量又非常大，所以，漢政朝政府在短期內就籌集了大量財富，用以支撐北擊匈奴、南收百越的戰爭。國家得以暫時度過了財政危機。
其次，百姓經濟負擔減輕。國家收入有了穩定來源，便不再加徵稅收，緊張的社會矛盾得到暫時緩解。
第三，打擊地方豪強，鞏固中央集權。以往鹽鐵買賣缺乏市規範，利潤流入富商大賈手中，他們在地方壓榨剝削百姓，在中央賄賂權貴，造成風氣敗壞、利益固化。或是某些地方官員、諸侯擅自開發鹽鐵，像當年的吳王劉濞，很容易集中大量財富。鹽鐵專賣一舉拔除了兩個方面的隱患，可以說效果非凡。
三、桑弘羊的算盤到底為誰打
但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不錯的制度，實行沒多久，就遭到各方面刁難。主持鹽鐵專賣的桑弘羊站出來，對反對者進行有力批駁，堅持認為鹽鐵專賣能起到“賦斂不增而國用足”的完美效果，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好事。
桑弘羊到底是什麼人，他的理論又是否正確呢？
桑弘羊是漢代鹽鐵專賣政策的靈魂人物 ，可以說，鹽鐵專賣的理論、操作辦法乃至於基本模式，都是由他奠定的。
桑弘羊本是洛陽大商人之子，但他並沒有親自從事過商業行為。他十三歲時就被選入宮中，給漢武帝當貼身侍從，由於他擅長心算，又被加官為侍中。
鹽鐵專賣最初施行時，在中央主持專賣事務的是孔僅和東郭咸陽。這兩人都是如假包換的鹽鐵大商人，漢武帝啟用他們，正是看中了他們精熟於鹽鐵事務。
孔僅和東郭咸陽雖然提出了可操作性非常強的專賣措施，但他們的商人身份，使得他們過於看重自身利益。他們選拔各級鹽鐵官員時，打著貫徹武帝意圖的旗號，往往選用他們親近的商人。
國家選用官員原有一定的規矩和套路，官員行政的業務性也非常強，商人固然精通商業流通，但對官場卻知之甚少。這麼辦的後果，無疑使鹽鐵專賣領域出現一定的混亂現象。
所以，漢武帝在鹽鐵專賣的頭十年，接連換了六任大農令，直到換成桑弘羊，局面才有所改觀。
桑弘羊長年在武帝身邊，對武帝的決策意圖瞭解很透徹。同時，由於其崗位的特殊性，能夠大量接觸高級別行政信息，他的思維視角很開闊，往往能從大局考慮。因此他出任大農令後，與純商人出身的孔僅、東郭咸陽相比，對待鹽鐵專賣政策的態度就有些許區別，他能夠時刻站在漢武帝也就是最高統治者的立場來考慮整個鹽鐵政策的實施步驟和實行程序。這也是他能夠主管當時財政經濟政策長達數十 年之久且深受漢武帝重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麼問題又來了，桑弘羊雖然有經驗、有格局，他主持推行的政策就一定對嗎？
實際上鹽鐵專賣一邊實行，一邊就顯露了弊端。不僅鹽鐵的商品價格嚴重脫離實際價值，官僚機構也越來越膨脹，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群體。實行到後來，財富的增殖速度也降了下來，為國家財富增長作出的貢獻越來越小。
桑弘羊並不是不知道這些，那他為何還要一直堅持？
作為鹽鐵專賣政策的主持者和推行者，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和專賣政策形成了綁定模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桑弘羊未必看不到專賣的弊端，但是騎虎之勢已成，再回頭太難了。武帝末年性格莫測，動輒誅殺大臣，好幾任丞相都死於非命，桑弘羊無論如何不敢冒著生命危險，向武帝建議修改或廢止這項政策。
到了昭帝即位，霍光挾輔臣之威，咄咄逼人地要獨攬大權。桑弘羊二十餘年主持經濟，與霍光分庭抗禮，在他羽翼之下，也形成了一大批官僚隊伍，依靠鹽鐵政策發跡。他們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群體，是決不容許廢除專賣政策的。
所以該項政策實行到後來，已升級成政治性問題，而非單純經濟政策。桑弘羊自己也被牢牢綁在利益的戰車上，失去了左右方向的能力。
四、千年之辯：鹽鐵專賣弊大於利
漢武帝去世、昭帝即位後，鑑於鹽鐵專賣日益嚴重的弊病，召開了鹽鐵會議，討論該項政策是否繼續沿用的問題。會上眾臣紛紛強烈抨擊專賣政策，桑弘羊則緊緊抱住自己的經濟理論不鬆口。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在反對者們列舉的一條條事實面前，桑弘羊和他的助手們無言以對，只能默然。最終在霍光的堅持下，漢朝廢除了鐵器專賣政策。
而鹽的專賣雖然一定程度保留下來，後來也是飽受詬病，到了東漢年間，終於徹底被廢止。
那麼這項初衷良好的政策，到底有什麼樣的弊端呢？
其一，農民經濟負擔加重。表面上看，專賣之後，社會賦稅壓力變小，而國家暫時獲得大量財源，但農民的負擔卻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官營鹽鐵的特點是商品質次價高，這是一切壟斷性商品的必然屬性。老百姓少交的那部分賦稅，轉變為額外支出的日常消費費用。所以所謂的民不賦其實是一個虛幻的理想。
其二，降低行業本身的經濟效益。商品流通的過程中，會惠及生產、轉運銷售多個領域，漢朝加以適當的管理，能夠產生更多的經濟附加值。朝廷要承擔行政管理、生產組織、商品轉運以及銷售等成本，比如漢朝的鐵官組織刑徒人員和部分士卒進行冶鐵事務。這種以行政模式進行生產的模式，顯然不符合經濟規律，必然產生投入大、產出小的弊端。這使得鹽鐵生產行業越來越萎縮。而萎縮的惡果就是利潤空間被壓縮，朝廷得不到充足的金錢，只好回到增加賦稅的老路上。
其三，削弱社會經濟活力。漢朝的商業領域本來發展的相當好，商業和農業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互補。但專賣政策出臺，民間商業力量突然被釜底抽薪，無法擁有額外的財富，無法應對意外風險，加劇了中小商人和農民的破產。所以漢武帝后期，在鹽鐵專賣持續實行的情況下，仍出現大量農民流亡，甚至不少地區出現了農民起義。就連漢武帝本人，也不得不在《輪臺詔》中承認專賣政策存在一定問題。
總而言之，社會經濟的運行有其客觀規律，有時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鹽鐵並非不能實行國營，但封建朝廷大包大攬，不論放在任何時期，都是有害無益的。是為千年之後，對鹽鐵專賣的客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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