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從小就顯露出商人、經營家基本的天賦。只是他沒有把這樣的天賦用在自已家的生意經營上，而是去當了漢武帝的財政大臣。雖然是入朝為官，但做的還是和商人差不多的事情——經營、賺錢，為漢武帝賺了很多的錢。在桑弘羊的參與和主持下，先後實行了鹽、鐵、酒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統一鑄幣等經濟政策，大大加強了國家的財政實力。桑弘羊雖然為漢王朝立了很多大功，可最後還是結局很悲慘——被誅殺，滅了族。
洛陽自古就商業發達的地方，商業人才輩出。在前面所說到的商人的祖師爺白圭就是出生在這裡。而桑弘羊也是生在這裡長在這裡。
作為商人，一項最基本的技能就是要善於“算計”。而出身於商人家庭的桑弘羊打小就有這樣的才能。然而桑弘羊的父親並沒有因此想把桑弘羊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而是想要他入朝做官。因為當時的商人即使再富有再有錢，都沒有社會地位與政治地位，所以桑弘羊的父親走了一條以商業資本與政治相結合的路子，把年僅十三歲的桑弘羊送入宮中，送到漢武帝身邊。
然而進入政治圈的桑弘羊後來既沒有成為文官也沒有成為武官，而是成了大“商官”。他憑著自己的商業天賦，對商人的瞭解、對市場的瞭解，為漢武帝投資理財，當了國家的財政大臣。桑弘羊雖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民間商人，卻是一個實打實的“官商”。他苦心經營，為朝庭賺取了大量的真金白銀，為漢武帝緩解了社會經濟危機。當然桑弘羊也就因此深受漢武帝喜歡與信任，歷任大司農中丞、大司農、御史大夫等重要職務。
桑弘羊於任職期間，策劃和參於了一系列的國家財政經營活動，如鹽、鐵、酒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統一鑄幣等，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史稱為“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一般來說，歷代的皇帝要錢用了，總是向老百姓徵收苛捐雜稅，弄得民不聊生。那麼桑弘羊又是如何做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呢？原來他要的主要是大商人的錢，尤其是他的算緡、告緡政策，讓舉國上下凡是有點家產的商人們無不傷筋動骨，甚至是無法生存，變成了窮光蛋。
桑羊弘做的第一件事是發行白鹿皮幣和白金幣，統一國家貨幣；是第二件事在發行新幣的同時，實行算緡、告緡政策。即向富商、高利貸者，手工業作坊主徵收財產稅和所得稅，以增加國庫的收入；第三件事便是實行鹽鐵業的官營。在漢武帝以前，國家對鹽鐵經商是不加限制的，所以一些靠煮鹽冶鐵發家的商人，個個腰纏萬貫。桑羊弘認為這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經濟收入，堅決主張實行鹽鐵的國有及專賣政策，並提議讓專門的鹽鐵商來負責這件事。鹽鐵的國家專營，不僅使中央集權統治有所加強，而且大增加了漢朝的財政收入；第四件事是均輸。桑弘羊靈活地運用商人從事販運的經驗，創辦了均輸法。它的具體辦法是：各個郡國把應上繳的貢物，連同它的運費加在一起，按照當地的市價，摺合為一定數量的當地土特產品，就地交給均輸官。均輸官再將這些土產，一部分上貢給朝廷，其餘的運往缺乏這些東西的地區，進行出售。這一措施，使西漢王朝在土產品的輾轉貿易中獲得了鉅額 的利潤，有力地保證了漢武帝對外用兵時的經費開支；第五件事是推行平準，即由大農令設置一個“平準”機構，將國家和長安所有的物
資都儲存在這個機構裡。當長安市場上某種商品價格過高時，“平準”長就以低
價拋售；如果某種商品價格下降，“平準”長就進行收購。這樣物價能夠保持在
一個比較穩定的水平上，同時也打擊了一部分商人的投機倒把活動。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針對商人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本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為何會對商人高舉屠刀，這恐怕會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漢武帝死後的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賢良文學至長安，圍繞鹽鐵諸如均輸、平準、幣制、酒榷、算緡和告緡等一系列財政經濟政策進行新的商討。這次大型的、高級別的國家財政大會也許可以算得上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方與民間共同就國家政策進行正式協商的大會。因為與會者分為兩大派：一是朝廷方面的代言人御史大夫桑弘羊；二是下層的代表人物即從郡國推舉出來的賢良文學六十多人。賢良是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有某種知識專長的名士。而這次會議本質上還是朝廷內部的中的矛盾和鬥爭。因為那些所謂下層民間人士的後臺是朝中大將軍霍光和丞相田千秋。會議雙方辯論非常激烈，實質內容是對漢武帝“輪臺詔”以前各項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的評估問題。以桑弘羊為代表的一方持全面肯定的態度，並希望繼續推行。賢良文學為代表的一方則否定“輪臺詔”以前的各項政策，要求加以修改。因為主要是鹽鐵問題，所以一般稱為鹽鐵會議。後到漢宣帝時，汝南桓寬根據會議記錄整理成書，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鹽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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