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汉朝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他手里，汉朝焕发出极为强悍的战斗力，把匈奴人打得大伤元气，向西迁移。
然而，焕发战斗力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由于过度使用民力，汉朝社会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干扰，民生凋敝，百业萧条。朝廷的收入也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就在这一情况之下，汉武帝开始实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盐铁专卖政策。
然而，这项看似扩大税收来源的政策，最后却逐渐脱离原貌，没有达成原有目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汉朝变穷了？
西汉到汉武帝即位之初，汉朝达到了极盛，“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注：《史记·平准书》）汉朝的人口，在80余年间由1400余万增长到4000余万，这是社会经济进步最直接的表现。
然而随着汉武帝开始大规模进行疆域开拓，情况逐渐发生变化。
汉朝相继征服东瓯、吴越、西南夷，在蜀地大开道路千余里，对朝鲜的征战也持续数年，河北山东一带为支撑战争，弄得民间骚然。
如果只是上述几个地方有行动，汉朝国力充足，倒也不至于伤元气。然而汉武帝雄心万丈，对汉帝国最大的敌人——匈奴，也亮出了底牌。
武帝之前数代皇帝，对匈奴均采取忍气吞声的和亲政策，双方大致保持相安无事。公元前133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在大行令王恢的建议下，汉朝在马邑城设伏，企图诱歼匈奴军臣单于，因军臣单于发觉而失败。
此后匈奴与汉朝的和平关系全面破裂，汉武帝十余年间屡发大军北击匈奴，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国家财力也因此耗费殆尽。
然而，这边厢政府财政困难，那边厢民间的富商大贾却仍是兴旺发达。
西汉初年为恢复经济，不仅减轻赋税，还全面开放自然资源和商业，山林川泽任由民间开发，冶铁、采矿、煮盐甚至是铸造钱币等都不同程度地放开。当年在吴地作乱的刘濞，就因为独占开山铸币之利，称雄于东南。
民间因此出现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如鲁地的曹邴氏靠冶铁发了家，财富巨万。蜀地的卓氏、程郑，南阳孔氏，也是由于铸铁、通商而富至巨万，腰缠万贯。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兴旺的商业力量有时并不见得是好事，有可能因为个人势力膨胀而形成与帝国对抗的经济势力。
汉朝政府不得已向富商大贾借贷，但这些嗜利的商人们都不太愿意出财，无奈的汉朝政府只好重新加赋，增加百姓的负担。
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向来不惯毛病的汉武帝，终于祭出了终极武器——专卖制度。
二、盐铁专卖：财源滚滚的垄断政策
专卖制度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曾提出过“官山海”政策。也就是垄断山林川泽以及矿产资源的开发权和经营权，所有上天赐予的资源，统统由国家管理。但因为各个朝代实际情况不同，并没有持续实行。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御史大夫张汤在武帝的授意下，上书建议“笼天下盐铁”。于是汉武帝起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让他们推行盐铁专卖事宜。
在铁的专卖方面，国家在38个郡设置了46处铁官，所有铁矿开采、铁器制作、流通，全部由国家垄断，实行大规模生产。
盐则有所不同，采用“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汉朝在27个产盐区的郡设立35处盐官，盐官出面征募平民制作盐，成品产出后，官府统一收购，此后进入流通渠道，全部由官府承包。两项专卖都由中央的大农令主管，所得利润全由大农令掌管，纳入国库。
盐铁贸易都是高额暴利的行业，为了防止民间私自制贩，汉朝还出台了法律以保障盐铁专卖。规定，私自制盐贩盐、冶铁者，统统处以斩左趾，并处没收器物工具。同时，各级官员不得矫称皇帝旨意，随意在各郡国制卖盐铁，违者按级论刑。
这是史上最早的关于盐铁买卖的国家法律，显示出汉武帝力行盐铁专卖的决心。
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盐铁专卖确实发挥了较好的经济效应。
首先，暂时应急。盐铁之利，完全取之于大自然，无穷无尽，百姓的需求量又非常大，所以，汉政朝政府在短期内就筹集了大量财富，用以支撑北击匈奴、南收百越的战争。国家得以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
其次，百姓经济负担减轻。国家收入有了稳定来源，便不再加征税收，紧张的社会矛盾得到暂时缓解。
第三，打击地方豪强，巩固中央集权。以往盐铁买卖缺乏市规范，利润流入富商大贾手中，他们在地方压榨剥削百姓，在中央贿赂权贵，造成风气败坏、利益固化。或是某些地方官员、诸侯擅自开发盐铁，像当年的吴王刘濞，很容易集中大量财富。盐铁专卖一举拔除了两个方面的隐患，可以说效果非凡。
三、桑弘羊的算盘到底为谁打
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制度，实行没多久，就遭到各方面刁难。主持盐铁专卖的桑弘羊站出来，对反对者进行有力批驳，坚持认为盐铁专卖能起到“赋敛不增而国用足”的完美效果，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
桑弘羊到底是什么人，他的理论又是否正确呢？
桑弘羊是汉代盐铁专卖政策的灵魂人物 ，可以说，盐铁专卖的理论、操作办法乃至于基本模式，都是由他奠定的。
桑弘羊本是洛阳大商人之子，但他并没有亲自从事过商业行为。他十三岁时就被选入宫中，给汉武帝当贴身侍从，由于他擅长心算，又被加官为侍中。
盐铁专卖最初施行时，在中央主持专卖事务的是孔仅和东郭咸阳。这两人都是如假包换的盐铁大商人，汉武帝启用他们，正是看中了他们精熟于盐铁事务。
孔仅和东郭咸阳虽然提出了可操作性非常强的专卖措施，但他们的商人身份，使得他们过于看重自身利益。他们选拔各级盐铁官员时，打着贯彻武帝意图的旗号，往往选用他们亲近的商人。
国家选用官员原有一定的规矩和套路，官员行政的业务性也非常强，商人固然精通商业流通，但对官场却知之甚少。这么办的后果，无疑使盐铁专卖领域出现一定的混乱现象。
所以，汉武帝在盐铁专卖的头十年，接连换了六任大农令，直到换成桑弘羊，局面才有所改观。
桑弘羊长年在武帝身边，对武帝的决策意图了解很透彻。同时，由于其岗位的特殊性，能够大量接触高级别行政信息，他的思维视角很开阔，往往能从大局考虑。因此他出任大农令后，与纯商人出身的孔仅、东郭咸阳相比，对待盐铁专卖政策的态度就有些许区别，他能够时刻站在汉武帝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立场来考虑整个盐铁政策的实施步骤和实行程序。这也是他能够主管当时财政经济政策长达数十 年之久且深受汉武帝重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问题又来了，桑弘羊虽然有经验、有格局，他主持推行的政策就一定对吗？
实际上盐铁专卖一边实行，一边就显露了弊端。不仅盐铁的商品价格严重脱离实际价值，官僚机构也越来越膨胀，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群体。实行到后来，财富的增殖速度也降了下来，为国家财富增长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小。
桑弘羊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那他为何还要一直坚持？
作为盐铁专卖政策的主持者和推行者，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和专卖政策形成了绑定模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桑弘羊未必看不到专卖的弊端，但是骑虎之势已成，再回头太难了。武帝末年性格莫测，动辄诛杀大臣，好几任丞相都死于非命，桑弘羊无论如何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向武帝建议修改或废止这项政策。
到了昭帝即位，霍光挟辅臣之威，咄咄逼人地要独揽大权。桑弘羊二十余年主持经济，与霍光分庭抗礼，在他羽翼之下，也形成了一大批官僚队伍，依靠盐铁政策发迹。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是决不容许废除专卖政策的。
所以该项政策实行到后来，已升级成政治性问题，而非单纯经济政策。桑弘羊自己也被牢牢绑在利益的战车上，失去了左右方向的能力。
四、千年之辩：盐铁专卖弊大于利
汉武帝去世、昭帝即位后，鉴于盐铁专卖日益严重的弊病，召开了盐铁会议，讨论该项政策是否继续沿用的问题。会上众臣纷纷强烈抨击专卖政策，桑弘羊则紧紧抱住自己的经济理论不松口。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在反对者们列举的一条条事实面前，桑弘羊和他的助手们无言以对，只能默然。最终在霍光的坚持下，汉朝废除了铁器专卖政策。
而盐的专卖虽然一定程度保留下来，后来也是饱受诟病，到了东汉年间，终于彻底被废止。
那么这项初衷良好的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弊端呢？
其一，农民经济负担加重。表面上看，专卖之后，社会赋税压力变小，而国家暂时获得大量财源，但农民的负担却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官营盐铁的特点是商品质次价高，这是一切垄断性商品的必然属性。老百姓少交的那部分赋税，转变为额外支出的日常消费费用。所以所谓的民不赋其实是一个虚幻的理想。
其二，降低行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会惠及生产、转运销售多个领域，汉朝加以适当的管理，能够产生更多的经济附加值。朝廷要承担行政管理、生产组织、商品转运以及销售等成本，比如汉朝的铁官组织刑徒人员和部分士卒进行冶铁事务。这种以行政模式进行生产的模式，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必然产生投入大、产出小的弊端。这使得盐铁生产行业越来越萎缩。而萎缩的恶果就是利润空间被压缩，朝廷得不到充足的金钱，只好回到增加赋税的老路上。
其三，削弱社会经济活力。汉朝的商业领域本来发展的相当好，商业和农业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互补。但专卖政策出台，民间商业力量突然被釜底抽薪，无法拥有额外的财富，无法应对意外风险，加剧了中小商人和农民的破产。所以汉武帝后期，在盐铁专卖持续实行的情况下，仍出现大量农民流亡，甚至不少地区出现了农民起义。就连汉武帝本人，也不得不在《轮台诏》中承认专卖政策存在一定问题。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的运行有其客观规律，有时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盐铁并非不能实行国营，但封建朝廷大包大揽，不论放在任何时期，都是有害无益的。是为千年之后，对盐铁专卖的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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