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1 《月亮與六便士》:從多重走向“統一”——聊聊毛姆筆下的“我”

《月亮與六便士》:從多重走向“統一”——聊聊毛姆筆下的“我”

毛姆

所謂“自我”是個體對自己存在的認知,這個詞是由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首次提出的,“自我”聯繫到一個心理學的根本問題—“人是什麼”。在後續的心理研究中,大多數專家學者都是認為“自我”的存在是完整的、內外統一的、僅此一個的,然而關於“自我”,還有另一種認知,就是“多重自我”的存在。“多重自我”這個概念,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也是最早提出的人之一。

詹姆斯對於“多重自我”的解釋是這樣的:“有多少人認識一個人,並在他們的頭腦裡留下這個人的印象,此人就有多少個社會學的自我。”還有一些心理學派鼓勵熟悉多樣化的自我。多重自我的表現方式不僅僅是存在人們的印象中,文學上也可以有所體現。文學是作者的思想,英國小說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一生著作無數,可以從他留存於世的作品中去品味他是一個怎樣的存在。毛姆筆下最出名的便是

《月亮與六便士》,這部作品至今都讓人議論紛紛,而從這部作品中也可對作者的自我一窺一二。

一、第一人稱下的不同

1、“我”與毛姆的同與不同

《月亮與六便士》的現世正值毛姆文風的探索與成熟期,這部小說的敘述方式也是毛姆在現實主義文學中的首次嘗試。這部小說是根據法國畫家高更的生平為素材來進行敘述的,看似與毛姆本身的聯繫並不多,實則不然。文學與思想是分不開,在小說開頭所提到的年輕作家“我”,這個整部小說的串聯人物,其實就是作者的一部分

毛姆把這一部分作為自己與讀者的一種交流,是向讀者表達自己思想態度的一個媒介,讓真實與虛構並存,打破了傳統的小說敘事方式。在小說中,是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的,其實這種敘述方式使小說有種對話性,且毛姆通過這個年輕作家的“我”,

將自己對於社會與藝術的看法表達出來。

在羅鋼的《敘事學導論》中這樣說道:“對於第一人稱敘述者來說,敘事動機是切身的,是植根於他的現實經驗和情感需要。因此必須是十分強烈的。”

《月亮與六便士》:從多重走向“統一”——聊聊毛姆筆下的“我”

這也就不難理解,毛姆所選的“我”是一個作家了。對於這樣的第一人稱,毛姆可以更加放開來敘述自己的思想,因而這個作家“我”其實就是毛姆的一個“自我”的存在。這個“我”所呈現的是作家本人對於這個世界的態度、對於文學的理解,而其中的批判便是作者對於社會與文學的反思。

毛姆曾認為作家也是人,難免會受時代風氣的影響,對於毛姆的這種認知,其中的影響有時會是時代給予文學的框架,有時也可以是文學的突破點。而《月亮與六便士》並不是一部絕對被時代禁錮的作品,它所出現的目的是作者本身對於人性的反思,例如小說中“我”在說斯特里克蘭德太太身上人性的矛盾。

2、敘述與人物之間的侷限性

在《月亮與六便士》中,作為敘述一方的“我”,不僅是在向讀者們講述關於主人公斯特里克蘭德的人生,同時也是過去這個主人公人生行進時的記錄者。

而在記錄者這個身份上,與在創作這本小說的“我”是有許多侷限性的。

該小說所言的首先是,“我”在創作這本小說的時間,而後所敘述關於主人公斯特里克蘭德的內容中,有著“我”對於這個人的理解與印象,然而這些印象不僅是“我”接觸斯特里克蘭德所得到的,更多的是其他與斯特里克蘭德認識的人對於他的印象。

《月亮與六便士》:從多重走向“統一”——聊聊毛姆筆下的“我”

在跳出那些敘述著斯特里克蘭德的內容,剩下的那個便是作者本身。敘述者的另一個身份—記錄者所記錄的不是隻有敘述者本身在當時與主人公的接觸,還有出現在小說中的其他人物與主人公的相關。而這些人物都不是“我”。

這部小說是以第一人稱作為敘述的方式,但在敘述的還有其他聲音,在《月亮與六便士》中的“我”與人物之間的關係就要複雜得多。若說那個在講訴創作以及觀點的“我”是一個“自我”的話,那麼在其他的人物中也未嘗沒有“自我”的存在,作者在文中就曾表示:“作家在創作惡棍的時候有可能是為了滿足他內心深處的一種天性。”

二、從多重走向“統一”

1、“第一人稱”身份的不斷變化

第一人稱在敘述過程中難免會存在侷限性,所能表達的事物是有限的。因而在《月亮與六便士》中,隨著“我”講訴那些從別人那所得知的事情時,也是在將“我”放到那些別人的立場上來進行。在小說中,“我”一開始是那個年輕作家,在隨著對於主人公人生的深入,漸漸出現了別的身份,有布魯諾船長、科特拉斯醫生等。

這種多個敘述聲音的方式填補了當“我”不在主人公身邊的空白,使得整個敘述的可信度與完整性有所提升,使故事的連貫性更加順暢。

在這些“我”的身份的不斷轉化中,“我”也會加上模仿來使身份更加真實,這也會拉近人物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再加上主要敘述者的“我”是一個作家,這也會令這種現象變得更為合理,且這個“我”的不時出現去對故事的評價,這種方式也增加了小說的可看性、推動情節的發展。

《月亮與六便士》:從多重走向“統一”——聊聊毛姆筆下的“我”

同時這種帶著作者本人的聲音,也會影響角色在讀者眼中的看法,成為故事本身一個重要的陳述依據。主要敘述人“我”與其他不同的敘述者,共同的特點便是間接或直接參與了主人公的人生,這種多層次的敘述是為了服務於作者所想表達的主題呈現在讀者眼中的效果,且他們都是帶著作者的認知與態度。

2、“我”是哪個“我”

說到主要敘述人“我”以及記錄者“我”,他們其實存在的時間點是不同的。其中主要敘述者的“我”在小說中是現在進行時,是現在的我,而記錄者的“我”是在過去。這可以從“我”的用詞上看出,小說在多處都出現了“當時”、“當初”等表過去式的詞語。而這兩個“我”都是“我”卻又不都是“我”,在現在的“我”來看,過去的“我”要不成熟的多,這體現在現在的“我”的態度上。

從隻字片語中,可以看到現在的“我”對於過去的“我”是在俯視的,自認為自己現在比過去要更勝一籌。這其實所表現出來的,也是作者自己對於自己的現在與過去的態度,這有思兩個不同“自我”的存在。毛姆說的在創作中解放天性,這是社會給人類的壓抑,往往在時間的流逝中,社會對於人的影響是隱秘且深入的。小說中有著作者的過去與現在的碰撞,從而帶出的是作者對於未來的疑惑以及希望,引發著讀者更深層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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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謂“統一”的合理性

人是一個個體的存在,因而傳統思想中多重人格會被認為是精神分裂。而弗洛伊德曾對於人的心理作出這樣的言論:“人的心理由自我、本我、超我三個部分構成的。”對於主人公的人生,是一場“自我”的追尋以及救贖,而在敘述過程中,掌握著話語權的敘述者“我”,意味著的是作者在小說中是自由的。而小說中出現的“自我”既是毛姆本身,也並不全是,這是為了整個故事的意義上的不確定性,以達到作者以人性反人性的目的。

《野性的思維》中有提到允許文化相異的事物存在,而不是一味為了維護統治或統一或純潔,而去拒絕文化中的不同。毛姆在創作過程中所揉捏出來的那麼多矛盾,其意味在於藉助小說中的人物,其中體現的“多重自我”,來表明自己對於矛盾的不協調的態度,即對於矛盾

理性的認同。

《月亮與六便士》:從多重走向“統一”——聊聊毛姆筆下的“我”

三、總結

毛姆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他所在意的是文學的簡化,望迴歸文學的“初心”。《月亮與六便士》是毛姆創作的一個巔峰,是對於西方社會的深刻剖析。

而在小說中以第一人稱來進行敘述,是作者的一次文學創作的創新,而在其中的“我”所帶出來的“多重自我”,從過去到現在的“我”以及不同身份之間的變換,主觀與客觀了構成一個完整的斯特里克蘭德的人生。

而這“多重自我”對於毛姆來說,也是一種對人性的反叛,其中人的矛盾與複雜是體現得淋漓盡致。還有一點就是統一的存在是不一定的,對於人性的不完整和缺憾,是認同它存在的合理。這是毛姆對於現實束縛的諷刺,以及擺脫束縛、追求自我與自由的渴望。在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下,人其實是不同的,也是相同的。

參考文獻:

1、《月亮與六便士》

2、《野性的思維》

3、《敘事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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