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驌：中國現代生物學教育的開山宗師
——紀念胡先驌誕辰125週年
我們一生的精力不應該僅限於職業，在從事職業之暇，應善於利用時間，去追求真美善，去追求世上無窮的知識。
——胡先驌
中國的現代生物學教育，已經走過百年坎坷艱辛的發展歷程。翻開這一塵封的厚重歷史畫卷，胡先驌——一位曾經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的大師，便躍然映入我們的眼簾！
早在20世紀初期，胡先驌就以“乞得種樹術，將以療國貧”的科學救國大志，於1912年和1923年兩度遠涉重洋、留學美國，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他與秉志（1886-1965）、錢崇澍（1883-1965）等老一輩生物學家並肩同行，共同開創了中國生物科學的研究與現代生物學的教育事業。
作為中國現代生物科學教育的領航人，胡先驌從1918年應聘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業專修科的教授起，便選擇了從事生物學的教學與研究，終生未曾有所改變。他先後在東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等學校，擔任或兼任植物學的教授；1940-1944年，他曾受命執掌國立中正大學的首任校長。為中國現代生物科學的發展壯大，胡先驌以畢生的心血，盡心竭力培養人才，嚴以育人誨人不倦，秉直公允獎掖後學，門牆桃李遍於天下。
作為中國生物科學研究的早期開拓者，胡先驌與任鴻雋（1886-1961）等留美同學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科學社（1915），並捐資編輯出版我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刊物《科學》雜誌。他與秉志等共同參與創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2）和靜生生物調查所（1928，今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基礎），與秦仁昌（1898-1986）、陳封懷（1900-1993）等共同創建了廬山森林植物園（1934，今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與蔡希陶（1911-1981）等一道創辦了雲南農林植物研究所（1938，今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他首先發起成立中國植物學會（1933）並創辦《中國植物學雜誌》，首先提出“編纂《中國植物誌》”的提案（1934）等。胡先驌的整個科學人生，經歷了中國植物學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艱難發展歷程。
作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胡先驌享有世界性的知名度。他是國內最早用科學方法採集和研究植物的科學家之一。他的一生中共發現了1個新科、6個新屬和數以百計的新種；出版了20多種專著，發表了140多篇植物學論文。1948年，胡先驌與鄭萬鈞（1904-1983）共同發現並命名了植物界“活化石”水杉，被列為20世紀植物學最為重大的發現，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1961年，他幾經錘鍊撰寫的《水杉歌》科學詩，得到陳毅（1901-1972）的高度評價，被推薦發佈在《人民日報》（1962年2月17日）上。該篇“科學內涵豐富，文學意境高遠，實為亙古未有”之《水杉歌》科學詩的發表，體現了胡先驌的文學修養與生物學知識的廣博，以及非凡的豪爽氣概，也彰顯了中國科學的發展。1948年，胡先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翌年，第七屆國際植物學大會來函邀請他擔任大會副主席。
作為高揚新人文主義大旗的著名文化學者，1921年，胡先驌與吳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等人共同發起、創辦了綜合性人文學術刊物《學衡》。他主張以古典主義的新人文主義眼光，重新弘揚與發掘傳統人文精神和中國優秀文化遺產。
值此胡先驌先生誕辰125週年之際，本文僅就胡先驌與中國現代生物學教育的發生與發展，試做一個簡要的歷史追述，以激勵與鞭策今天的學人，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發奮圖強、逐夢前行。
本文作者馮永康，四川省特級教師。
1 開創中國國立大學中的第一個生物學系
20世紀初期，中國的科學教育雖然已經推行了10多年，但社會各界對植物學、動物學等生物科學的認識，仍然是十分模糊的，教學水平也非常低下。
胡先驌在《科學》雜誌發表的《植物學教學法》（1922）一文中談到：他評閱的投考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考生的三四百份試卷中，絕大部分都不及格。單就植物學試題而言，能夠完整回答出光合作用中的水、二氧化碳、日光、葉綠素等四個要素的，100個裡面找不到一兩個。他分析了植物學教育如此之劣有三個原因：①一般社會甚至於辦教育者皆不知植物學與人生之關係及其在教育上之價值；②博物學教師，濫竽尸位者過多，不能引起學生、辦學者與一般重視博物學之觀念；③部定課程表無實習時間，設備復不完善，教科書一律直接源自日本，截然分為形態、組織、生理、分類之舊，使學生不能貫通學理，躬親實習，遂興趣索然，成績自劣。
在得出了中等學校包括生物學在內的博物學的教育成績幾乎等於零的結論之後，胡先驌認為：“今欲挽救於未來，必先於此數點有所糾正，方有希望也。”
根據當時世界科學發展的態勢，胡先驌認為生物學必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引領學科。由此，他與另一位中國生物學的開山宗師秉志等大力倡導、積極提議並具體謀劃，在剛剛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改名的東南大學，醞釀組建設立專門的生物學系。
1921年，以“生物學系”為名稱的國立大學生物學教學機構，在東南大學（1928年又改名為中央大學）的農科（前身為南京高等師範的農業專修科）內正式誕生。
作為在中國的國立大學中創建的第一個生物學系——東南大學生物學系，和以秉志、胡先驌等人之力，於翌年開創的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為幾乎同時誕生的兩個生物學教育與研究的學術機構。從此，在這裡開創了中國現代生物學的一代新風。
當時的東南大學生物學系，不僅招攬了秉志、胡先驌、陳楨（1894-1957)、錢崇澍、陳煥鏞（1890-1971）、戴芳瀾（1893-1973）、張景鉞（1895-1975）、胡經甫（1896-1972）等國內當時最好的生物學教授，彙集有最新的科學資訊，建立有南京最大的標本室，也有提倡科學的最佳環境，實施著現代生物學的教學，從事著舉步維艱但成果豐碩的生物科學研究。
在這個被稱為“中國生物學家的搖籃”裡，先後培養出了王家楫（1898 -1976）、壽振黃（1899-1964）、張春霖（1897-1963）、耿以禮（1897-1975）、喻兆琦（1898-1941）、方文培（1899-1983）、鄭集（1900-2010）、劉鹹（1901-1987）、沈嘉瑞（1902-1975）、崔之蘭（1902-1971）、張孟聞（1903-1993）、方炳文（1903-1944）等一大批卓越的生物學專業人才。這些科學大師們後來都成為中國生物學界的棟樑，為中國生物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在東南大學，“學習生物學成為一種風氣，大家都想看看生物學研究者的模樣。生物學是全校各系的必修課，以它為專業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受教授們的影響形成了勤奮刻苦的學風。”
當時的“南京各高中之教師，也常於課務之暇，或冬夏假日，來所作長期之研討，無錫、常州、滬、杭、寧波等處的高中教員，亦常來所攻讀，以消度炎熱自長夏……故來所之各校教員，即無暇作長期研究，而以常與研究者交遊，浸潤既久，見聞遂廣，向學之心，勃然以興，於其歸去，輒挾為學之熱忱以懼行，轉以薰育其生徒，浸假面鄰省諸校，好生物學者日以增多。”
東南大學生物學系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在開拓我國生物科學事業的過程中，對推動我國早期的生物學研究、培養研究人才、普及生物學知識、幫助中學生物學教師業務水平提高，以及對外進行學術交流等方面，都發揮著引領和導航作用。
2 領航高等學校的植物學教育教學
1918-1952年期間，胡先驌在創辦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等研究機構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的同時，曾先後應聘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18）、東南大學（1921）、北京大學（1928-1940）、北京師範大學（1928-1940、1948-1952）、中國大學（1935）、中正大學（1940-1946）等多所著名高等學校，擔任或兼任生物學教授、或研究部主任等職，主講授植物學、高等植物分類學等課程。
胡先驌在高等學校長達數十年的教育和植物學教學工作中，大力倡導“科學救國、學以致用；獨立創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他不僅以“唯才是舉、術德兼修”的教育理念，“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教學風格而著稱，也以植物學的教學和研究為人生的快樂，而享譽國內外科學教育界。
在講授植物學和高等植物分類學課程中，胡先驌雖然稍帶口吃，但其聲音洪亮，精力充沛，內容極為充實，並時時提醒學生做好筆記。他特別強調學習植物學要多做實驗，學習植物分類學要多看標本、多采標本。他不僅利用靜生生物調查所內的條件，為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的大學生開設生物實驗課，還經常率領學生及助教，到各地採集植物標本，並進行野外植被觀察等活動。在課堂教學和課外的考察與採集活動中，他總是忘不了要給學生指定供閱讀的參考書，介紹一些植物學家的傳記、旅行記等課外讀物，以此拓展學生的視野。
胡先驌熱心教育和不知疲倦的治學精神，使他的弟子們至今記憶猶新。他不僅經常鼓勵學生要努力鑽研，自學成才，他更注重發現和培養人才。凡被他發現的人才，無論識與不識，皆盡力獎掖拔擢，不分畛域，並總是積極設法推薦到較高學府或科研機構繼續進修深造。
1940-1944年，胡先驌在吳有訓（1897 -1977）等著名學者的極力推薦下，應聘來到剛成立的國立中正大學擔任校長之職。在這裡，他不僅建立了包括生物學系在內的文理各科系，使學校的教學工作迅速走上正軌，還將靜生生物研究所和廬山植物園觀測站的工作人員，全部搬遷至中正大學所在地的江西泰和，使研究工作得以持續。在此期間，他常常利用開學典禮和全校每週一的週會，為在場的大學生親自做學術報告或勵志講演。在《大學生所應抱之目的及進德修業之方針》的報告中，胡先驌對同學們在精神之改造方面提出了5點希望：①醉生夢死之生活必須改正；②奮發蓬勃之朝氣必須養成；③苟且偷安之習慣必須革除；④自私自利之企圖必須打破；⑤糾岐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他的這些學術報告、精彩講演或提綱挈領的總結，總是受到在場聽講的各屆各專業學子的歡迎，並使很多弟子受益終生。
在執教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胡先驌通過身先示範、言傳身教，以其誨人不倦的學風、寬闊博大的胸懷、堅持真理的科學精神、愛生如子的師長親情，贏得了歷屆弟子的擁戴。他培養了包括秦仁昌、陳封懷、楊惟義（1897-1972）、耿以禮、方文培、汪發纘（1899~1985）、孫雄才（1899-1964）、張肇騫（1900-1972）、嚴楚江（1900-1978）、劉鹹、戴蕃瑨（1901-2003）、鄭萬鈞、唐燿（1904-1998）、俞德浚（1908-1986）、盧於道（1906-1985）、丁瓚（1910-1968）、蔡希陶、王啟無（1913-1987）、夏緯琨、林英（1914-2003）、傅書遐（1916-1986）、尹長民（1923-2009）、施滸、王文采（1926- ）等在內的眾多中國生物學界的精英和才俊。
1937年，中國科學社出版的由劉鹹主編的《中國科學二十年》一書中，在對胡先驌精心栽培弟子這一點上，曾專門寫到：“現國內後起之植物學者，十九皆出其門”。真可謂桃李滿天下。
3 編著和審校影響深遠的生物學教科書
20世紀20年代，中國高等學校中的生物學教學水平並不高，使用的植物學教科書皆襲日本之編制法，內容枯索無味，結構與功能不能貫通，分類有悖植物進化之順序等，沒有適合中國學生使用的植物學教科書。
1922年，胡先驌針對當時國內的大學和中等學校都普遍重視生物學的教學但教學方法卻十分落後的現象，在中國最早創辦的綜合性科學刊物《科學》雜誌上，發表了“植物學教學法”之文章。
在該文中，他不僅談到了對於學生“觀察”、“分類”與“試驗”等科學研究能力的培養，還就初中、高中等不同學段的教學方法，提出了具體施教之五大要點。這五大施教要點具體為：①無論初級還是高級中學，學生必須有實習時間，以躬正書籍與教師所講授之理。②學校須有完善之儀器、書籍，藉以供師生研究、參考之用。③教師除教授功課外，必須時時研究與採集。④教授法必須改良，使學生理解植物生命之作用，不徒記憶若干條理而不相關連之事實。⑤教育行政人員與學校宜獎勵教員研究，予以充分之書籍、儀器等，使有躬自策勵之機會。可以看出，胡先驌提出的上述五大施教之要點，在時隔近100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鑑和指導價值。
為了使中國的大學生能夠讀到由自己國家的生物科學家編寫的大學教科書，胡先驌與鄒秉文（1893-1985）、錢崇澍一道，於1922年共同編著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專供大學和專門學校使用的中文版生物教科書《高等植物學》。
▲《高等植物學》教科書
該教科書於1923年由商務印務館出版發行，全書共462頁，插圖有306幅，書末附有英漢名詞對照表。書中的理論及分類內容比較新穎，一改過去沿用日本教科書的編著體例。憑藉著對漢語語言學的深厚修養，胡先驌改正和勘誤了原來移用不當的日文術語，如將“隱花植物”更正為“孢子植物”，“顯花植物”更正為“種子植物”，“蘚苔植物”更正為“苔蘚植物”，“羊齒植物”改為“蕨類植物”等等，這些更正譯定的植物學術語，一直沿用至今。
在由胡先驌等人合著的《高等植物學》教科書中，還將孟德爾的遺傳學說列為重要的學習內容。該書專章講述了“孟德爾遺傳定律”等遺傳學知識，這對於當時在高等學校中傳播、普及並實施現代遺傳學的教育，無疑也發揮了助推作用。
作為我國高等學校植物學早期教學的權威之作《高等植物學》問世後，迅即成為當時國內各高等學校植物學的主要教科書，在科學和教育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也幾乎在同時（1923年），胡先驌還應邀擔任了由李積新編著、被認為是中國學者自己編寫的最早的《遺傳學》教科書的審校工作。
▲《遺傳學》教科書
在這本當時主要供高等農業學校及師範學校使用的教科書中，對孟德爾遺傳學說作了較為系統的講述，“網絡”了當時“最新學術詳論生物遺傳之理及其次序，以便改良畜種者得按此而進行”。該書首頁印有遺傳學奠基人孟德爾的照片，並對孟德爾生平作了簡要介紹。全書共分10章，章末為附說，介紹了植物人工雜交方法，配圖42幅，並列舉參考文獻及重要雜誌9種。這對推動現代遺傳學在中國的發生和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1951年，為了解決新中國成立後各高校生物系的教學缺乏中文版教材的問題，胡先驌將他在30多年執教高等植物分類學中使用的自編講義，經過修正編寫出了《種子植物分類學講義》一書。該講義雖然最初是以英國人哈欽遜（J.Hutchinson，1884-1972）的《有花植物科志》為藍本，胡先驌在修正時，則結合自己獨創的《被子植物一個多元分類系統》，對目與科的排列，作了重大的變更。同時，他注意利用中國人自己研究的資料，增加了裸子植物各科的內容，共計361科。在科的描寫中，他也補充了在中國分佈的重要種屬，從而使該書的內容更為豐富和完善。
1953年，胡先驌應邀為高等農業院校編寫了一部《經濟植物學》。該書除花卉、森林和藥用植物外，凡中國所有或在中國能見到的其他引進的經濟植物，均作了詳細記載，對各種經濟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紹。該書至今仍然有它的重要參考價值。
1954年，胡先驌應他的門人四川大學方文培和西南大學戴蕃瑨之聯名函請，編寫了一本高等學校教科書《植物分類學簡編》。該書不僅可作為高等師範學院和高等農林院校學生攻讀植物分類學的入門教材，也適做中學教師和農林幹部的參考書。該書對植物科、屬的記載大為精簡，重點增加了演化與分類的關係和植物分類學的原理兩章，還增加了高等植物鑑定方法、標本室建立、植物分類學術語詞彙，植物命名法等4章。此書名為簡編，但內容豐富、充實，配有若干精美插圖，是一本頗受高校師生歡迎的植物分類學教科書。
在《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中，胡先驌針對前蘇聯農學家李森科（Т.Д.Лысенко，1898-1976）關於物種的一些荒謬論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並提醒“我國的生物學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有深刻的認識才不致於被引入迷途。”
1955年3月，《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植物分類學簡編》（1955）
由於當時中國正處在全面學習蘇聯的“一邊倒”思潮之中，也影響到科學界和教育界。首先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六位青年助教和講師，寫信狀告高等教育出版社，批評該書“有嚴重政治性錯誤”，要求停止《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的發行，並對中國科學院也提出了無端指責。隨後，在高教部的蘇聯專家也提出“嚴重抗議”，說“這是對蘇聯在政治上的誣衊”。
1955年10月，在由中國科學院和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聯合召開的“紀念米丘林誕生一百週年”大會上，對胡先驌的“錯誤”進行了政治批判。其結果是，《植物分類學簡編》一書被停止銷售，未售出的書被全部銷燬。
直到1956年4月，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親自到胡先驌家中，明確表示1955年對胡先驌的批判有過火之處，並正式邀請他參加當年8月在青島召開的遺傳學座談會。至此，在當時國內科學界和教育界曾經轟動一時的“胡先驌事件”，才暫時告一段落。
1956年8月10-25日，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學術界實行百家爭鳴方針的正式標誌和第一個試點的遺傳學座談會，經過短暫的籌備之後，由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島市棲霞路的中國科學院招待所召開。在分為6個專題共14天的專題學術討論中，共有56人、170人次進行了大會發言。作為植物分類學家的胡先驌，發言次數達到了11次，成了與會發言人的“冠軍”。
胡先驌在座談會的發言中，不僅從農業實踐、植物分類學的研究出發，依據摩爾根的遺傳學說，繼續批判了李森科物種理論的荒謬。他還談到高等學校要迅速恢復講授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特別強調培養普通中學生物學師資的師範院校，更要儘早做好恢復講授細胞遺傳學的準備。
在參加青島遺傳學座談會與會人員的留影照片中，曾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生物學界老祖宗”的胡先驌，還被安排在前排的正中座位，足以顯示出他在中國科學界中享有的崇高學術地位。
▲1956年青島遺傳學座談會與會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8位為胡先驌）
青島遺傳學座談會召開以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等學校的生物學系率先恢復講授細胞遺傳學課程，北京師範大學等高等師範和北京農業大學等高等農林院校，隨後也逐漸恢復了細胞遺傳學和作物遺傳育種學的教學。
在長達數十年的高等學校植物學教學與植物分類學的研究中，胡先驌還時時刻刻關注並參與到中學生物學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
早在1922年，他在《科學》雜誌發表的“植物學教學法”一文中，就鮮明地提出了“對中學教師要有以專治中學教育之師範大學畢業生充任之”的觀點。
從1930年代到1960年代，他曾多次親力親為中學生物學的教學研究，參與了初中植物學課本的審閱和校訂工作。
1936年，在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的《修正中學課程標準》中，正式規定了初中開設植物學課程。這是在我國的中學階段，系統講授植物學知識的開端。當時，國內的生物學者編寫了多種不同版本的植物學教科書。其中由童致稜原編、周建人改編、經胡先驌審校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植物學》，是最受歡迎的。該教科書的編寫內容比較系統和全面，附有插圖182幅，被業界認為是當時編寫水平最高的教科書之一，也是當時全國各地採用最多的教科書，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
▲復興初級中學《植物學》教科書（1936）
在1956年的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上，胡先驌曾專門針對當時中學生物教學現狀，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批評。他講到：“我認為這幾年中學生物教學的成績相當不好。其原因是達爾文主義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和信任，先生也很煩惱，束手無策。我國的學生初中念動植物學，到高中一跳就要念純理論的達爾文主義，結果是學生學不好，都不願意學生物了。我認為要發動大學教授和中學教師一起來編寫課本，寫出一本能夠深入淺出地說明科學內容的教科書。高中的生物學，應該多講生物學的基本知識，……給學生廣泛而又全面的生物學知識，並從發展的觀念來看問題，把辯證唯物主義觀點貫徹到教材中去，使學生能切切實實得到知識。”
正是胡先驌等生物學家的大力呼籲和積極建議，在青島遺傳學座談會以後，中學生物學的教學和使用的教科書，也才改為使用重新編寫的包括有“孟德爾遺傳定律”的高中《生物學》，取代了在這之前強制推行的“達爾文主義”課程。
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據國家教育部頒佈的第二個《中學生物學教學大綱》，編寫了《十二年制初中學課本植物學》試教本，雖然該教本已經對原先採用的教材作了很大的改進, 但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人教社的編輯們登門誠請胡先驌等生物學家參與審閱，提出修改意見。胡先驌以一個科學家所具有的高度責任感，對試教本作了大量的增改。修改內容主要包括：對全書大小標題改寫或增刪了84 處；229幅插圖有101幅插圖的圖注作了改寫，36 幅插圖作了改畫，並新增了21 幅插圖，刪去了29幅次要插圖，最終成為正式使用的初中《植物學》課本。
▲人教版的初中《植物學》（1963年）
經過胡先驌親自審校修改的《植物學》，以其“教材結構和章節系統性強、選材恰當、體例一致、標題醒目、概念明確、用詞統一、文字簡潔、插圖直觀、重視實驗”等優點，受到廣大中學教師和學生的普遍歡迎，成為當時易教易學的好課本。
這之後，1963年版的《初中植物學課本》使用到1966年，便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暫停。到了1980-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繼續編寫新版的初中植物學教科書，以及高中生物學的教科書時，仍然繼承和借鑑了1963年版初中《植物學》課本的很多編寫風格和編寫特點。
歷史的腳步，即將邁入21世紀的20年代。回憶100年來，中國現代生物學教育的演變歷程，追述胡先驌等先賢們篳路藍縷、殫精竭慮的艱辛創業，必將進一步激勵作為後輩的我們，繼承與弘揚老一輩科學家和教育家的優良傳統，為中國的生命科學教育，做出自己應有的努力！
主要參考文獻：
1 胡宗剛.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2 俞德浚.胡先驌教授.植物雜誌，1983（4）.
3 施滸.中國生物學界的老祖宗：胡先驌.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80週年所慶專題網站，
http://www.ibcas.ac.cn/80/expertsCharisma/huxiansu.html.
4 張大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驌文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5 薛攀皋、季森卿、宋振能.胡先驌著《植物分類學簡編》出版和隨後的批判.中國科學院生物學發展史事要鑑（1949-1956），1993.
6 遺傳學座談會會務小組.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內部發行）.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7 李佩珊等.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8 龔育之.陸定一與青島遺傳學座談會：我所知道的陸定一（之七）. 學習時報，2006-08-29.
閱讀更多 淘最天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