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中国现代生物学教育的开山宗师
——纪念胡先骕诞辰125周年
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仅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暇，应善于利用时间，去追求真美善，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
——胡先骕
中国的现代生物学教育，已经走过百年坎坷艰辛的发展历程。翻开这一尘封的厚重历史画卷，胡先骕——一位曾经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的大师，便跃然映入我们的眼帘！
早在20世纪初期，胡先骕就以“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的科学救国大志，于1912年和1923年两度远涉重洋、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他与秉志（1886-1965）、钱崇澍（1883-1965）等老一辈生物学家并肩同行，共同开创了中国生物科学的研究与现代生物学的教育事业。
作为中国现代生物科学教育的领航人，胡先骕从1918年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的教授起，便选择了从事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终生未曾有所改变。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担任或兼任植物学的教授；1940-1944年，他曾受命执掌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为中国现代生物科学的发展壮大，胡先骕以毕生的心血，尽心竭力培养人才，严以育人诲人不倦，秉直公允奖掖后学，门墙桃李遍于天下。
作为中国生物科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胡先骕与任鸿隽（1886-1961）等留美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1915），并捐资编辑出版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他与秉志等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和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基础），与秦仁昌（1898-1986）、陈封怀（1900-1993）等共同创建了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与蔡希陶（1911-1981）等一道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1938，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他首先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1933）并创办《中国植物学杂志》，首先提出“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提案（1934）等。胡先骕的整个科学人生，经历了中国植物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难发展历程。
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享有世界性的知名度。他是国内最早用科学方法采集和研究植物的科学家之一。他的一生中共发现了1个新科、6个新属和数以百计的新种；出版了20多种专著，发表了140多篇植物学论文。1948年，胡先骕与郑万钧（1904-1983）共同发现并命名了植物界“活化石”水杉，被列为20世纪植物学最为重大的发现，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61年，他几经锤炼撰写的《水杉歌》科学诗，得到陈毅（1901-1972）的高度评价，被推荐发布在《人民日报》（1962年2月17日）上。该篇“科学内涵丰富，文学意境高远，实为亘古未有”之《水杉歌》科学诗的发表，体现了胡先骕的文学修养与生物学知识的广博，以及非凡的豪爽气概，也彰显了中国科学的发展。1948年，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翌年，第七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来函邀请他担任大会副主席。
作为高扬新人文主义大旗的著名文化学者，1921年，胡先骕与吴宓（1894-1978）、梅光迪（1890-1945）等人共同发起、创办了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他主张以古典主义的新人文主义眼光，重新弘扬与发掘传统人文精神和中国优秀文化遗产。
值此胡先骕先生诞辰125周年之际，本文仅就胡先骕与中国现代生物学教育的发生与发展，试做一个简要的历史追述，以激励与鞭策今天的学人，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奋图强、逐梦前行。
本文作者冯永康，四川省特级教师。
1 开创中国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学系
20世纪初期，中国的科学教育虽然已经推行了10多年，但社会各界对植物学、动物学等生物科学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模糊的，教学水平也非常低下。
胡先骕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植物学教学法》（1922）一文中谈到：他评阅的投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考生的三四百份试卷中，绝大部分都不及格。单就植物学试题而言，能够完整回答出光合作用中的水、二氧化碳、日光、叶绿素等四个要素的，100个里面找不到一两个。他分析了植物学教育如此之劣有三个原因：①一般社会甚至于办教育者皆不知植物学与人生之关系及其在教育上之价值；②博物学教师，滥竽尸位者过多，不能引起学生、办学者与一般重视博物学之观念；③部定课程表无实习时间，设备复不完善，教科书一律直接源自日本，截然分为形态、组织、生理、分类之旧，使学生不能贯通学理，躬亲实习，遂兴趣索然，成绩自劣。
在得出了中等学校包括生物学在内的博物学的教育成绩几乎等于零的结论之后，胡先骕认为：“今欲挽救于未来，必先于此数点有所纠正，方有希望也。”
根据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态势，胡先骕认为生物学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引领学科。由此，他与另一位中国生物学的开山宗师秉志等大力倡导、积极提议并具体谋划，在刚刚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的东南大学，酝酿组建设立专门的生物学系。
1921年，以“生物学系”为名称的国立大学生物学教学机构，在东南大学（1928年又改名为中央大学）的农科（前身为南京高等师范的农业专修科）内正式诞生。
作为在中国的国立大学中创建的第一个生物学系——东南大学生物学系，和以秉志、胡先骕等人之力，于翌年开创的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为几乎同时诞生的两个生物学教育与研究的学术机构。从此，在这里开创了中国现代生物学的一代新风。
当时的东南大学生物学系，不仅招揽了秉志、胡先骕、陈桢（1894-1957)、钱崇澍、陈焕镛（1890-1971）、戴芳澜（1893-1973）、张景钺（1895-1975）、胡经甫（1896-1972）等国内当时最好的生物学教授，汇集有最新的科学资讯，建立有南京最大的标本室，也有提倡科学的最佳环境，实施着现代生物学的教学，从事着举步维艰但成果丰硕的生物科学研究。
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生物学家的摇篮”里，先后培养出了王家楫（1898 -1976）、寿振黄（1899-1964）、张春霖（1897-1963）、耿以礼（1897-1975）、喻兆琦（1898-1941）、方文培（1899-1983）、郑集（1900-2010）、刘咸（1901-1987）、沈嘉瑞（1902-1975）、崔之兰（1902-1971）、张孟闻（1903-1993）、方炳文（1903-1944）等一大批卓越的生物学专业人才。这些科学大师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栋梁，为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在东南大学，“学习生物学成为一种风气，大家都想看看生物学研究者的模样。生物学是全校各系的必修课，以它为专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受教授们的影响形成了勤奋刻苦的学风。”
当时的“南京各高中之教师，也常于课务之暇，或冬夏假日，来所作长期之研讨，无锡、常州、沪、杭、宁波等处的高中教员，亦常来所攻读，以消度炎热自长夏……故来所之各校教员，即无暇作长期研究，而以常与研究者交游，浸润既久，见闻遂广，向学之心，勃然以兴，于其归去，辄挟为学之热忱以惧行，转以薰育其生徒，浸假面邻省诸校，好生物学者日以增多。”
东南大学生物学系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开拓我国生物科学事业的过程中，对推动我国早期的生物学研究、培养研究人才、普及生物学知识、帮助中学生物学教师业务水平提高，以及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引领和导航作用。
2 领航高等学校的植物学教育教学
1918-1952年期间，胡先骕在创办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研究机构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同时，曾先后应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东南大学（1921）、北京大学（1928-1940）、北京师范大学（1928-1940、1948-1952）、中国大学（1935）、中正大学（1940-1946）等多所著名高等学校，担任或兼任生物学教授、或研究部主任等职，主讲授植物学、高等植物分类学等课程。
胡先骕在高等学校长达数十年的教育和植物学教学工作中，大力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他不仅以“唯才是举、术德兼修”的教育理念，“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风格而著称，也以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为人生的快乐，而享誉国内外科学教育界。
在讲授植物学和高等植物分类学课程中，胡先骕虽然稍带口吃，但其声音洪亮，精力充沛，内容极为充实，并时时提醒学生做好笔记。他特别强调学习植物学要多做实验，学习植物分类学要多看标本、多采标本。他不仅利用静生生物调查所内的条件，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的大学生开设生物实验课，还经常率领学生及助教，到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并进行野外植被观察等活动。在课堂教学和课外的考察与采集活动中，他总是忘不了要给学生指定供阅读的参考书，介绍一些植物学家的传记、旅行记等课外读物，以此拓展学生的视野。
胡先骕热心教育和不知疲倦的治学精神，使他的弟子们至今记忆犹新。他不仅经常鼓励学生要努力钻研，自学成才，他更注重发现和培养人才。凡被他发现的人才，无论识与不识，皆尽力奖掖拔擢，不分畛域，并总是积极设法推荐到较高学府或科研机构继续进修深造。
1940-1944年，胡先骕在吴有训（1897 -1977）等著名学者的极力推荐下，应聘来到刚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担任校长之职。在这里，他不仅建立了包括生物学系在内的文理各科系，使学校的教学工作迅速走上正轨，还将静生生物研究所和庐山植物园观测站的工作人员，全部搬迁至中正大学所在地的江西泰和，使研究工作得以持续。在此期间，他常常利用开学典礼和全校每周一的周会，为在场的大学生亲自做学术报告或励志讲演。在《大学生所应抱之目的及进德修业之方针》的报告中，胡先骕对同学们在精神之改造方面提出了5点希望：①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②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③苟且偷安之习惯必须革除；④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⑤纠岐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他的这些学术报告、精彩讲演或提纲挈领的总结，总是受到在场听讲的各届各专业学子的欢迎，并使很多弟子受益终生。
在执教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胡先骕通过身先示范、言传身教，以其诲人不倦的学风、宽阔博大的胸怀、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爱生如子的师长亲情，赢得了历届弟子的拥戴。他培养了包括秦仁昌、陈封怀、杨惟义（1897-1972）、耿以礼、方文培、汪发缵（1899~1985）、孙雄才（1899-1964）、张肇骞（1900-1972）、严楚江（1900-1978）、刘咸、戴蕃瑨（1901-2003）、郑万钧、唐燿（1904-1998）、俞德浚（1908-1986）、卢于道（1906-1985）、丁瓒（1910-1968）、蔡希陶、王启无（1913-1987）、夏纬琨、林英（1914-2003）、傅书遐（1916-1986）、尹长民（1923-2009）、施浒、王文采（1926- ）等在内的众多中国生物学界的精英和才俊。
1937年，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由刘咸主编的《中国科学二十年》一书中，在对胡先骕精心栽培弟子这一点上，曾专门写到：“现国内后起之植物学者，十九皆出其门”。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3 编著和审校影响深远的生物学教科书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中的生物学教学水平并不高，使用的植物学教科书皆袭日本之编制法，内容枯索无味，结构与功能不能贯通，分类有悖植物进化之顺序等，没有适合中国学生使用的植物学教科书。
1922年，胡先骕针对当时国内的大学和中等学校都普遍重视生物学的教学但教学方法却十分落后的现象，在中国最早创办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植物学教学法”之文章。
在该文中，他不仅谈到了对于学生“观察”、“分类”与“试验”等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还就初中、高中等不同学段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具体施教之五大要点。这五大施教要点具体为：①无论初级还是高级中学，学生必须有实习时间，以躬正书籍与教师所讲授之理。②学校须有完善之仪器、书籍，藉以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③教师除教授功课外，必须时时研究与采集。④教授法必须改良，使学生理解植物生命之作用，不徒记忆若干条理而不相关连之事实。⑤教育行政人员与学校宜奖励教员研究，予以充分之书籍、仪器等，使有躬自策励之机会。可以看出，胡先骕提出的上述五大施教之要点，在时隔近10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为了使中国的大学生能够读到由自己国家的生物科学家编写的大学教科书，胡先骕与邹秉文（1893-1985）、钱崇澍一道，于1922年共同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供大学和专门学校使用的中文版生物教科书《高等植物学》。
▲《高等植物学》教科书
该教科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务馆出版发行，全书共462页，插图有306幅，书末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书中的理论及分类内容比较新颖，一改过去沿用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例。凭借着对汉语语言学的深厚修养，胡先骕改正和勘误了原来移用不当的日文术语，如将“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更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更正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等，这些更正译定的植物学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在由胡先骕等人合著的《高等植物学》教科书中，还将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列为重要的学习内容。该书专章讲述了“孟德尔遗传定律”等遗传学知识，这对于当时在高等学校中传播、普及并实施现代遗传学的教育，无疑也发挥了助推作用。
作为我国高等学校植物学早期教学的权威之作《高等植物学》问世后，迅即成为当时国内各高等学校植物学的主要教科书，在科学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几乎在同时（1923年），胡先骕还应邀担任了由李积新编著、被认为是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最早的《遗传学》教科书的审校工作。
▲《遗传学》教科书
在这本当时主要供高等农业学校及师范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中，对孟德尔遗传学说作了较为系统的讲述，“网络”了当时“最新学术详论生物遗传之理及其次序，以便改良畜种者得按此而进行”。该书首页印有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的照片，并对孟德尔生平作了简要介绍。全书共分10章，章末为附说，介绍了植物人工杂交方法，配图42幅，并列举参考文献及重要杂志9种。这对推动现代遗传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1951年，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各高校生物系的教学缺乏中文版教材的问题，胡先骕将他在30多年执教高等植物分类学中使用的自编讲义，经过修正编写出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一书。该讲义虽然最初是以英国人哈钦逊（J.Hutchinson，1884-1972）的《有花植物科志》为蓝本，胡先骕在修正时，则结合自己独创的《被子植物一个多元分类系统》，对目与科的排列，作了重大的变更。同时，他注意利用中国人自己研究的资料，增加了裸子植物各科的内容，共计361科。在科的描写中，他也补充了在中国分布的重要种属，从而使该书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
1953年，胡先骕应邀为高等农业院校编写了一部《经济植物学》。该书除花卉、森林和药用植物外，凡中国所有或在中国能见到的其他引进的经济植物，均作了详细记载，对各种经济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绍。该书至今仍然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
1954年，胡先骕应他的门人四川大学方文培和西南大学戴蕃瑨之联名函请，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科书《植物分类学简编》。该书不仅可作为高等师范学院和高等农林院校学生攻读植物分类学的入门教材，也适做中学教师和农林干部的参考书。该书对植物科、属的记载大为精简，重点增加了演化与分类的关系和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两章，还增加了高等植物鉴定方法、标本室建立、植物分类学术语词汇，植物命名法等4章。此书名为简编，但内容丰富、充实，配有若干精美插图，是一本颇受高校师生欢迎的植物分类学教科书。
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胡先骕针对前苏联农学家李森科（Т.Д.Лысенко，1898-1976）关于物种的一些荒谬论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提醒“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致于被引入迷途。”
1955年3月，《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
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一边倒”思潮之中，也影响到科学界和教育界。首先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位青年助教和讲师，写信状告高等教育出版社，批评该书“有严重政治性错误”，要求停止《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的发行，并对中国科学院也提出了无端指责。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也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
1955年10月，在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骕的“错误”进行了政治批判。其结果是，《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被停止销售，未售出的书被全部销毁。
直到1956年4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亲自到胡先骕家中，明确表示1955年对胡先骕的批判有过火之处，并正式邀请他参加当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至此，在当时国内科学界和教育界曾经轰动一时的“胡先骕事件”，才暂时告一段落。
1956年8月10-25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的遗传学座谈会，经过短暂的筹备之后，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市栖霞路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召开。在分为6个专题共14天的专题学术讨论中，共有56人、170人次进行了大会发言。作为植物分类学家的胡先骕，发言次数达到了11次，成了与会发言人的“冠军”。
胡先骕在座谈会的发言中，不仅从农业实践、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出发，依据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继续批判了李森科物种理论的荒谬。他还谈到高等学校要迅速恢复讲授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特别强调培养普通中学生物学师资的师范院校，更要尽早做好恢复讲授细胞遗传学的准备。
在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与会人员的留影照片中，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的胡先骕，还被安排在前排的正中座位，足以显示出他在中国科学界中享有的崇高学术地位。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与会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8位为胡先骕）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以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的生物学系率先恢复讲授细胞遗传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师范和北京农业大学等高等农林院校，随后也逐渐恢复了细胞遗传学和作物遗传育种学的教学。
在长达数十年的高等学校植物学教学与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中，胡先骕还时时刻刻关注并参与到中学生物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
早在1922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植物学教学法”一文中，就鲜明地提出了“对中学教师要有以专治中学教育之师范大学毕业生充任之”的观点。
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他曾多次亲力亲为中学生物学的教学研究，参与了初中植物学课本的审阅和校订工作。
1936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修正中学课程标准》中，正式规定了初中开设植物学课程。这是在我国的中学阶段，系统讲授植物学知识的开端。当时，国内的生物学者编写了多种不同版本的植物学教科书。其中由童致棱原编、周建人改编、经胡先骕审校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植物学》，是最受欢迎的。该教科书的编写内容比较系统和全面，附有插图182幅，被业界认为是当时编写水平最高的教科书之一，也是当时全国各地采用最多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
▲复兴初级中学《植物学》教科书（1936）
在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胡先骕曾专门针对当时中学生物教学现状，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批评。他讲到：“我认为这几年中学生物教学的成绩相当不好。其原因是达尔文主义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信任，先生也很烦恼，束手无策。我国的学生初中念动植物学，到高中一跳就要念纯理论的达尔文主义，结果是学生学不好，都不愿意学生物了。我认为要发动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一起来编写课本，写出一本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科学内容的教科书。高中的生物学，应该多讲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给学生广泛而又全面的生物学知识，并从发展的观念来看问题，把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教材中去，使学生能切切实实得到知识。”
正是胡先骕等生物学家的大力呼吁和积极建议，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后，中学生物学的教学和使用的教科书，也才改为使用重新编写的包括有“孟德尔遗传定律”的高中《生物学》，取代了在这之前强制推行的“达尔文主义”课程。
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第二个《中学生物学教学大纲》，编写了《十二年制初中学课本植物学》试教本，虽然该教本已经对原先采用的教材作了很大的改进, 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人教社的编辑们登门诚请胡先骕等生物学家参与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胡先骕以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对试教本作了大量的增改。修改内容主要包括：对全书大小标题改写或增删了84 处；229幅插图有101幅插图的图注作了改写，36 幅插图作了改画，并新增了21 幅插图，删去了29幅次要插图，最终成为正式使用的初中《植物学》课本。
▲人教版的初中《植物学》（1963年）
经过胡先骕亲自审校修改的《植物学》，以其“教材结构和章节系统性强、选材恰当、体例一致、标题醒目、概念明确、用词统一、文字简洁、插图直观、重视实验”等优点，受到广大中学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成为当时易教易学的好课本。
这之后，1963年版的《初中植物学课本》使用到1966年，便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暂停。到了1980-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继续编写新版的初中植物学教科书，以及高中生物学的教科书时，仍然继承和借鉴了1963年版初中《植物学》课本的很多编写风格和编写特点。
历史的脚步，即将迈入21世纪的20年代。回忆100年来，中国现代生物学教育的演变历程，追述胡先骕等先贤们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艰辛创业，必将进一步激励作为后辈的我们，继承与弘扬老一辈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的生命科学教育，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1 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2 俞德浚.胡先骕教授.植物杂志，1983（4）.
3 施浒.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胡先骕.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80周年所庆专题网站，
http://www.ibcas.ac.cn/80/expertsCharisma/huxiansu.html.
4 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胡先骕文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5 薛攀皋、季森卿、宋振能.胡先骕著《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和随后的批判.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鉴（1949-1956），1993.
6 遗传学座谈会会务小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内部发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7 李佩珊等.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 龚育之.陆定一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之七）. 学习时报，200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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