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2010年5月18日黃潤蘇教授在復旦大學正大北碚廳落成儀式上的發言，由古籍所2016級博士研究生鄭雄整理。文章較演講稿有所改動，經黃潤蘇先生授權發表，以紀念抗戰期間復旦大學遷往重慶80週年。文中按語為整理者所加。
復旦大學抗戰期間在重慶北碚的舊址
尊敬的館長、各位老師、各位老朋友：
今天，我的心情不知道該怎樣形容，我們每個人把過去的時間拉長，這個過程中便有豐富的寶藏。我現在已經是八九十歲的人了，回憶起六十幾年前在重慶復旦大學讀中文時的事情，依然可以給我很大很深的教益。當時，我的老師有陳子展、馬宗融、章靳以、方令儒等著名教授，還有盧前老師，我選修過他的詞曲課。那時我們的房子很簡單，是瓦蓋草蓬的平房，我們的教室只有這麼大，當時選修的只有十幾個人，而我們的盧前老師當時也才四十歲。上課時，人家是端一杯茶，而他端的是一壺酒。他很胖，（來教室時）就有人就給他搬來一個藤椅，（藤椅）來了，他往上面一坐，把酒壺放著，就開始給我們講課。他的課講得很好，我們看他一累了就喝酒，下課之後，我們都不想離開他。
現在的老復旦，嘉陵江邊的臺階上有一排梧桐樹。盧前先生常帶我們到江邊，五六月正是梧桐發芽的時候，我跟盧先生兩人坐在最高的臺階上，他就直接跟我教道：你看怎麼樣來寫詞，怎麼樣來寫曲。他是我（學習）詞曲過程中，最忘不了的一個恩師，所以我實際上對他最為親近。他曾寫過一封信來勉勵我，希望我能夠有所成就。現在想起來，真是非常慚愧，我沒有很好地達到他的期許，但是我還在努力著我的專業。所以，我今天帶來自己的一本詩集送給大家。
一個人到了八十多歲，就會有很多回憶。雖然當時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我覺得，在嘉陵江邊的復旦大學的生活，是我最燦爛的回憶之一。
我舉個例子，我們宿舍裡住著十一位女同學，大家用的是省油燈（就是小油燈），都很簡樸。我們怎麼溫課呢？大家把燈點起來，也不過是一隻燭光，但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禮堂，禮堂上面放了個煤氣燈，這個煤氣燈就照著我們溫習功課。但很多同學不願意在那裡，要回到寢室裡（溫習功課），就只能用一支燭光的省油燈。好艱苦！
還有一件事情是，我們的牆壁上堆滿了血痕。為什麼？都是臭蟲。臭蟲太多了，每個人抓到（臭蟲）就往牆上一扔，所以每個人的牆面上都有好多血痕——這也可以說明我們當時生活的艱苦。
再說一件事，我們女生宿舍後面是一條溝渠，但我們女生也不能到那裡去散步，為什麼呢？因為那是男同學們洗澡的地方。
雖說生活條件很艱苦，但我們在抗戰期間卻異常認真。那時正是青春年少，祖國正在抗戰，我們也充滿抗戰的熱情。司徒漢給我們唱了很好的歌，如《旗正飄飄》《嘉陵江上》，這些我現在都能唱。我們也參加播音臺，我們的愛國熱情就在這裡抒發。
還有一件事，當時有《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和《掃蕩報》，一個送報的孩子，大概十一二歲，長得胖乎乎的，每天賣報時經過我們寢室門口，他這麼喊：“賣報賣報，《新華日報》《掃蕩》《中央報》；賣報賣報賣報，《新華日報》《掃蕩》《中央報》。”把《掃蕩報》的“報”字省掉了，變成一個動詞，說我們《新華日報》可以“掃蕩”《中央報》。我們馬上跟他結成朋友，每天他來送報，我們就把他請到寢室裡來，誇他講得真好。
就這樣，好多好多的故事，串成了我這一生當中的燦爛回憶。
當時在校報、《獨立報》和“三青團”，我們常常聚會。他們開了茶館有錢，便常常在茶館裡議論。我們也會參加，聽他們怎樣議論，但我們是帶著我們的要求去，當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對於抗戰，我們要去宣傳，而這時的我們也用歌曲來抒發我們的感情，比如唱《嘉陵江上》，唱《流亡三部曲》。
還有我們的陳子展先生，他為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我記得正好是唐宋這一段。同時，他又讓我們修習“各體文習作”——是新文學派讓他去上課的——就是各種體裁文章的寫作，我也去聽，所以陳先生和我們的關係也很深。有幾個下午，我們看到陳先生和他的兒子陳志申（陳志申當時大概十一二歲，我們才大學二年級，也還不到二十五歲）一道，穿著都很樸素，就問：“陳老師，你們到哪裡去？”原來他們為了節省，就把飯煮成兩節，把這個飯送到他兒子的學校去，作為他們的中飯。你就知道，那時我們的教授的生活是多麼艱苦，把飯隨身帶著，背兒子去上學。
還有，我們食堂煮稀飯，每天早晨吃飯都要搶，去晚一點就吃不到了。有一天搶到最後，竟然發現一隻煮熟的老鼠，大家都倒胃口，但大家都說：你不能去怪廚房。我們吃的東西多糟啊！沒有辦法。當時，我們每個星期天坐船到北碚去，一人吃一碗排骨麵，就是一個禮拜的打牙祭。
（寢室裡）僅有一隻燭光照明，（禮堂裡）一個煤氣燈給全校的學生照明，我們的教授要帶飯上課，那日子真是太艱苦了。但是，這些艱苦都成為我的燦爛的回憶。
當時在大學裡不能談戀愛，更不能結婚，我和當時的男朋友只能暗中地談戀愛。我和我的丈夫劉鑄晉（當時是男朋友），還有我的朋友，新聞系的何宏鈞以及他的女朋友魏文鳳，還有幾對（男女朋友），我們經常在黃昏時去嘉陵江邊的梧桐樹下散步。我的丈夫（他已經去世了）是化學系林一民的學生，我是中文系的，是陳子展的學生。而且我也是盧前的學生，盧前很喜歡我，對我的期望很大。
我們散步也很有趣。看到梧桐樹發芽發青，當時我的男朋友很高興，散步的時候就說：“我們來作詩吧！”他本來以為我會寫詩的，就隨口唸了一句：“梧桐發了芽，梧桐發了芽了。”這兩句一出口，大家就鬨堂大笑。這說明那時我們的青春在燃燒，我們是快樂的，我們是無憂無慮的。但我們也會唱《流亡三部曲》，唱《嘉陵江上》，我們的愛國熱情就跟著起來了。
往事的回憶太多了，今天和大家見面，也見到幾位老同學，我特別高興。我們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了，見到我們的中年和青年後輩，我更高興。如今，我們的復旦發展得非常好，這是當時嘉陵江邊的復旦完全不能相比的。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們的一個軍事教官叫陳昺德，（個子）高高的，他的文化方面大概有限，有一次我們做早操，他去點名，說：“黃潤蘇。”我說：“到。”然後他點到我丈夫的名字，我的丈夫叫劉鑄晉，“釒”旁加個“壽”字，“晉”就是“晉朝”的“晉”，結果他喊道：“劉禱普”。原來他把“鑄”念成“禱告”的“禱”了，把“晉”字讀成“普通”的“普”，把兩個字都讀白了。他說：“請你們看看誰是劉禱普。”大家都說沒有“劉禱普”這個人啊，結果才知道是“劉鑄晉”，他也很為難。這是陳昺德當時鬧的一個笑話。
我們在那裡讀書是很認真的，哪怕是一隻燭光，哪怕是隻有煤氣燈，但我們每天都整理筆記。我們用的紙頭是什麼紙頭？那有這樣好的紙頭啊，用的都是“伽羅紙”。什麼是“伽羅紙”？顏色是黃的，和現在的報紙一樣，而且很粗糙的，字寫上去一個個都不清楚。我們的燈光也不好，紙頭也不好，教室也不好，我的教授也那麼辛苦。這就是抗日戰爭時，我所經歷的大學二三年（我是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的樣子。
1945年大學畢業時，我就回到成都，而我們的學校回到了上海（按，1946年夏，復旦大學陸續遷回上海）。我回去以後，我就到我的一個母校——華英女中去任教。在這個時候，我的丈夫就考起了留美的基金，而我還在我們的中學教學。我支持他去，他就從南京、上海辦手續到美國。時候還沒有飛機，只能坐輪船，坐了一個多月到美國。當時我們結婚一年多，我們的孩子才五個月大，我希望他去了以後，兩三年拿到博士學位就回來。哪想到發生了抗美援朝，我們跟美國對立起來了，他回不來了，特別是他們理工科的。
我們不斷爭取，但美國的移民局禁止他回來，我們就只能等。我讓他在那邊安心下來，我說我也不能出來，他說：“我一定會回來的”。最後，還是依靠我們政府的力量。美國在朝鮮打敗了以後，周總理在籤板門店協議時就提出來了。當時，我們幾個人寫信（給周總理）說，我的愛人是要回國，他是愛國的，我希望你們的板門店和談上能夠提到這個問題。周總理親自給我回了封信說，你要有希望他能夠回來。這樣，我的心裡就不怕了。結果日內瓦會議上就提了出來，當時有一千多留學生在那邊，但是要回來的就六七十個人，於是就把這六七十個人的名單報了上去。（我們在）抗美援朝時俘虜了對方挺高級的將領——是旅長還是師長——我們的留學生跟他們一對一交換。於是，我的愛人就回來了，從那以後就一直在有機所工作。
我今天帶了自己的一本詩詞集叫《澹園詩詞》送給大家，請大家指正。現在我想說，燦爛的回憶與光榮的歷史是復旦給我的，復旦使我有今天，又使我能來到這樣美好的復旦。復旦這麼好，可惜我去世的丈夫和一些老的校友沒有看見，如果他們能夠看到今天的復旦，他們一定會非常高興。抗日戰爭之後，我們復旦又回到了上海。所以我雖然年紀大了，精力各方面都下降了，但我還是要來。我覺得我以後要常常來，這裡是我的母校，有我的燦爛的回憶，有一些很好的老師和前輩。所以我今天特別高興，講話也語無倫次，請大家包涵。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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