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多才多藝，幽默活潑，人又心直口快，想什麼說什麼，批評起人來毫不留情面。費慰梅曾經這樣形容她的犀利言談：“她的談話同她的著作一樣充滿了創造性。話題從詼諧的軼事到敏銳地分析，從明智的忠告到突發的憤怒，從發狂的熱情到深刻的蔑視，幾乎無所不包。”照理說，這麼一個牙尖嘴利的女性，長得再漂亮，恐怕也會讓人敬而遠之。但林徽因和梁思成卻有許多共同的朋友，他們是一生的摯友和知己。
費正清費慰梅夫婦在這一群朋友中，因為是外國人而有些特殊。但參加了幾次聚會，就和大家都成了談得來的老朋友，他們的中文水平也就在這樣的聚會中飛快地提高。
不歡迎費氏夫婦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母親和僕人們，老太太總是用一雙疑惑的眼睛直盯著這一對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人。每當費氏夫婦扣響梁家的門環，開門的僕人總是隻把大門打開一道縫，從上到下把他們打量一會兒，然後才把他們放進院子，而老太太卻踮著小腳一直把他們追到客廳裡，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親推著送回她自己的屋裡。
有時候林徽因心情不好，費氏夫婦就拉上她去郊外騎馬，將城市裡的塵囂遠遠地隔在灰色的城牆和灰色的心情之外。林徽因很有騎師的天賦，她坐在馬背上的身姿看上去棒極了，連號稱美利堅騎士的費正清也嘖嘖稱讚。因為經常去騎馬，林徽因索性買了一對馬鞍，一套馬褲，穿上這身裝束，她儼然成了一位英姿勃發的巾幗騎師。
那段日子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值得留戀的一段時光之一。費氏夫婦回國後，她在信中對往事的回顧，依然是那樣神采飛揚：
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北總布衚衕）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麼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另一個問題，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麼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麼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鬱！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裡對我來說只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
費氏夫婦在中國時最先熟悉起來的除梁氏夫婦，就是邏輯學家金嶽霖了。大家都叫他“老金”。看上去他似乎是梁家的一個成員，住在梁家院後一座小房子裡，梁氏夫婦住宅的一扇小門，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每次聚會，老金總是第一個來。有時候，這樣的聚會也在老金家進行。作為一個邏輯學家，老金的幽默是獨特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免不了拌嘴，聞聲而來的老金從不問清紅皂白，而是大講特講其生活與哲學的關係，卻總能迅速讓兩口子“熄火”。
老金和梁家的關係有些特殊，因為不少人都認為他和林徽因有一段情緣。至於事實的真相早已不可考，老金也從未承認過他和林徽因之間有過愛情。但老金和梁家的確是莫逆之交。他可不是隻在安逸的年代才陪在你身邊高談闊論的朋友。梁家困頓李莊時，老金從昆明趕了過去，像在北平時一樣陪伴在他們身邊。為了給病重的林徽因滋補身體，他從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鎮上買了十幾只雞飼養，盼望著早日生蛋。老金養雞很厲害，在北平布總衚衕時就養著幾隻大斗雞。據梁從誡說，在李莊的時候“金爸在的時候老是坐在屋裡寫呀寫的。不寫的時候就在院子裡用玉米喂他的一大群雞。有一次說是雞鬧病了，他就把大蒜正瓣的塞進雞口裡，它們吞的時候總是伸長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覺得很可憐。”這十幾只雞，長勢很快，一隻都沒生病，後來還下蛋了，所有人都特別開心。
至於老金自己，他對生活的艱難和通貨膨脹總是用哲學家的觀點對待，他對梁思成和林徽因說：“在這艱難的歲月裡，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擁有的東西，它們是多麼有價值，有時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富有。同時，人最好儘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買不可的東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處在艱難困苦中的朋友們得到了精神上的寬慰。
林徽因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但是瞭解她的親友們都不會計較。林徽因和二姑子梁思莊的關係並不“符合”很多人理解的那種姑嫂之間必處不來的“定律”，梁思莊的女兒吳荔明女士回憶道：
我的媽媽，一直和二舅媽相處的很好，他們還在十幾歲的時候就相識了，後來又一起在國外留學。由於共同接受了西方教育，使他們有很多共同語言，親如姐妹。媽媽說二舅媽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別看她嘴巴很厲害，但心眼好。她喜怒形於色，絕對真實。正因為媽媽對二舅媽的性格為人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才能使她們姑嫂兩人始終是好朋友。
1936年1月，喪夫的梁思莊帶著女兒從廣州回到北平，初到北平時住在梁家，林徽因還寫信給費慰梅嘮叨了一番——事實上，林徽因面對瑣碎的家務事，經常會發牢騷。但是牢騷歸牢騷，林徽因當時對母女倆特別好，即使在外地考察也要特意寫信，詢問她們是否安頓好了。解放後，林徽因和梁思莊聯繫也很頻繁，吳荔明小時候愛吃雪糕，夏天的時候林徽因去梁思莊家，總是用一個小廣口暖瓶裝著滿滿的雪糕給孩子。梁思莊見到林徽因第一句話總是“Are you all right？”，林徽因身體不好，梁思莊一直放心不下。
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與我》中提到一件事，林洙以“同鄉”身份到清華先修班學習，，被介紹給林徽因，林徽因主動熱心地給她補習英文；後來，林洙要和在清華任教的男友結婚，但經濟困窘。林徽因知道後找到她，告訴她營造學社有一筆款項專門用來資助青年學生，讓她先用。看到對方一臉窘迫嗎，立刻安慰說：“不要緊的，你可以先借用，以後再還。”不由分說的把存摺塞給了她，還送了一套青花瓷杯盤做賀禮。後來林洙想還這筆錢，卻被林徽因“嚴厲”的推了回來。
“林徽因式”的熱誠，包裹著尖銳的刺。如果你不能接受這些尖利的表象，就無法觸及她的真心的柔軟。好在林徽因的朋友們都能寬容她最“壞”的那一面。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美麗的嘴上不饒人的女學者，“好”的那面是值得結交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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