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是林徽因的忌辰。1955年的4月1日，她病逝於同仁醫院，享年51歲。她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著“建築師林徽因墓”。墓碑下方有一塊刻著秀麗花圈的漢白玉。這原來是為天安門前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雕飾試刻的一個樣品，人民把它作為一篇獨特的無字墓誌銘，奉獻給它的創作者林徽因。
原標題：《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今天，讀書界記得她的人已經不多了。老一輩談起，總說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藝、美麗的女詩人。但是，對於我來說，她卻是一個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個忘我的學者，一個用對成年人的平等友誼來代替對孩子的撫愛（有時卻是脾氣急躁）的母親。
三十年代那位女詩人當然是有過的。可惜我並不認識，不記得。那個時代的母親，我只可能在後來逐步有所瞭解。當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長大後曾經同我們談起過，但也不常講。
母親的後半生，雖然飽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業上，她總有新的追求，極少以傷感的情緒單純地緬懷過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某些文壇舊事，我沒有資格評論。
但我有責任把母親當年親口講過的，和我自己直接瞭解的一些情況告訴關心這段文學史的人們。或許它們會比那些傳聞和臆測更有意義。
早年
少女時期，母親曾經和幾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會女子學校中讀過書，並跟著那裡的外國教員學會了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
一九二O年，當外祖父在北洋官場中受到排擠而被迫“出國考察”時，決定攜帶十六歲的母親同行。
關於這次歐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們住在倫敦，同時曾到歐洲大陸一些國家遊歷。母親還考入了一所倫敦女子學校暫讀。
年輕時的林徽因
在去英國之前，母親就已認識了當時剛剛進入“清華學堂”的父親。從英國回來，他們的來往更多了。
在我的祖父梁啟超和外祖父看來，這門親事是頗為相當的。但是兩個年輕人此時已經受到過相當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順從於父輩的意願，而確是憑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的。
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差異。父親喜歡動手，擅長繪畫和木工，又酷愛音樂和體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卻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
我的祖母一開始就對這位性格獨立不羈的新派的未來兒媳不大看得慣，而兩位熱戀中的年輕人當時也不懂得照顧和體貼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雙方關係曾經搞得十分緊張，從而使母親又逐漸捲入了另一組家庭矛盾之中。
這種局面更進一步強化了她內心那種潛在的反抗意識，並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
一九二四年，他們一同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父親入建築系，母親則因該系當時不收女生而改入美術學院，但選修的都是建築系的課程，後來被該系聘為“輔導員”。
一九二七年，父親獲賓州大學建築系碩士學位，母親獲美術學院學士學位。此後，他們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國建築師的事務所裡工作過一段。不久，父親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美術史。母親則到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隨貝克教授學舞臺美術。
據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臺美術的學生，可惜她後來只把這作為業餘愛好，沒有正式從事過舞臺美術活動。
母親始終是一個戲劇愛好者。一九二四年，當印度著名詩翁泰戈爾應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國訪問時，母親就曾用英語串演過泰翁名作《齊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寫過獨幕和多幕話劇。
1924年春，徐志摩、林徽因陪同泰戈爾遊覽北京法源寺
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當時我的大姑父在那裡任中國總領事。
母親不願意穿西式的白紗婚禮服，但又沒有中式“禮服”可穿，她便以構思舞臺服裝的想像力，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據說曾使加拿大新聞攝影記者大感興趣。這可以說是她後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創作。
婚後，他們到歐洲度蜜月，實際也是他們學習西方建築史之後的一次見習旅行。歐洲是母親少女時的舊遊之地，婚後的重訪使她感到親切。後來曾寫過一篇散文《貢納達之夜》，以紀念她在這個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北平
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裡寫成的。
母親寫作新詩，開始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徐志摩的影響和啟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過去文壇上許多人都知道，卻又訛傳很多的一段舊事。
在我和姐姐長大後，母親曾經斷斷續續地同我們講過他們的往事。
母親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倫敦結識的。當時徐是外祖父的年輕朋友，一位二十四歲的已婚者，在美國學過兩年經濟之後，轉到劍橋學文學，而母親則是一個還未脫離舊式大家庭的十六歲的女中學生。
據當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過林寓的張奚若伯伯多年以後對我們的說法：“你們的媽媽當時留著兩條小辮子，差一點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
因此，當徐志摩以西方式詩人的熱情突然對母親表示傾心的時候，母親無論在精神上、思想上、還是生活體驗上都處在與他完全不能對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產生相應的感情。
母親後來說過，那時，像她這麼一個在舊倫理教育薰陶下長大的姑娘，竟會像有人傳說地那樣去同一個比自己大八、九歲的已婚男子談戀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母親當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歡和敬佩這位詩人，尊重他所表露的愛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後來分析的：“徐志摩當時愛的並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音，可我其實並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
不久，母親回國，他們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國內時，母親同父親的關係已經十分親密，後來又雙雙出國留學，和徐志摩更沒有了直接聯繫。
父母留學期間，徐志摩的離婚和再娶，成了當時國內文化圈子裡幾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後來帶給他的痛苦竟多於歡樂。
一九二九年母親在北平與他重新相聚時，他正處在那樣的心境中，而母親卻滿懷美好的僮憬，正邁向新的生活。這時的母親當然早已不是倫敦時代那個留小辮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時對母親的感情顯然也越過了浪漫的幻想，變得沉著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個真摯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愛他，母親當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儘管母親後來也說過，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時也露出某種俗氣，她並不欣賞，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彼此成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親的摯友。
母親告訴過我們，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詩《偶然》是寫給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說明是為她而寫的，那是他遇難前不久的事。
從這前後兩首有代表性的詩中，可以體會出他們感情的脈絡，比之一般外面的傳說，確要崇高許多。
電視劇《人間四月天》中的林徽因和徐志摩
母親開始寫作時，已是“新月派”活動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並不深。她初期的作品發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
雖然她在風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卻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歡人家稱她為“新月派詩人”。
徐志摩遇難後，她與其他人的來往更少，不久，這個文學派別也就星散了。
文學上的這些最初的成就，其實並沒有成為母親當時生活的主旋律。對她後來一生的道路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是另一件事。
一九三一年四月，父親看到日本侵略勢力在東北日趨猖狂，便憤然辭去了東北大學建築系的職務，放棄了剛剛在瀋陽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應聘來到朱啟鈐先生創辦的一個私立學術機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中國營造學社”，並擔任了“法式部”主任，母親也在“學社”中任“校理”。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們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築的野外調查和實測。
我國許多有價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築，往往隱沒在如今已是人跡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於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
然而，這也給了他們這樣的長久生活於大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一種難得的機會，去觀察和體驗偏僻農村中勞動人民艱難的生活和淳樸的作風。這種經驗曾使母親的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的震動。
作為一個古建築學家，母親有她獨特的作風。她把科學家的縝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於一身。從她關於古建築的研究文章，特別是為父親所編《清式營造則例》撰寫的“緒論”中，可以看到她在這門科學上造詣之深。
她並不是那種僅會發思古之幽情，感嘆於“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古董愛好者；但又不是一個僅僅埋頭於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築技師。在她眼裡，古建築不僅是技術與美的結合，而且是歷史和人情的凝聚。
一處半圯的古剎，常會給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啟示，使她禁不住要創造出“建築意”這麼個“狂妄的”名詞來和“詩情”、“畫意”並列。
好在那個時代他們還真不拘於任何“框框”，使她敢於用那麼奔放的文學語言，乃至嬉笑怒罵的雜文筆法來寫她的學術報告。
母親在測量、繪圖和系統整理資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匯材料方面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采，發表極高明的議論。
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過色。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
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
三十年代是母親最好的年華，也是她一生中物質生活最優裕的時期，這使得她有條件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和才藝。
除了古建築和文學之外，她還做過裝幀設計、服裝設計；同父親一道設計了北京大學的女生宿舍，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設計過民族形式的店面。
她並單獨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據曹禺同志告訴我，母親還到南開大學幫助他設計過話劇佈景，那時他還是個年輕學生。
然而，這樣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結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臺山考察，騎著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顛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
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並確證其大殿仍是建於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新中國成立後，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
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臺山佛光寺測繪唐代經幢
直到許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面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
而對謙遜地隱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他一千年！
1937年林徽因在陝西耀縣藥王廟測繪佛像
可惜這竟是他們戰前事業的最後一個高潮。七月中旬，當他們從深山中走出時，等著他們的，卻是蘆溝橋事變的消息！
就這樣，他們在日軍佔領北平前夕，拋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適的四合院，帶著外婆和我們姐弟，幾隻皮箱，兩個鋪蓋卷，同一批北大、清華的教授們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後方”，開始了戰時半流亡的生活。
昆明
這確是一次歷盡艱辛的“逃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們在長沙首次接受了戰爭的洗禮。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日寇對長沙的第一次轟炸。
緊接著，在我們從長沙遷往昆明途中，母親又在湘黔交界的晃縣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記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親怎樣抱著我們，攙著高燒四十度的母親，在那只有一條滿是泥濘的街道的小縣城裡，到處尋找客店。
最後幸虧遇上一批也是過路的空軍航校學員，才勻了一個房間讓母親躺下。這也是戰爭期間我們家同那些飛行員之間特殊的友誼的開始。旅途中的這次重病對母親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埋下了幾年後的肺病再次復發的禍根。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我們終於到達了昆明。在這數千公里的逃難中，做出最大犧牲的是母親。
1938年初 林徽因與親友在昆明巡津街九號院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親短短一生中作為健康人的最後一個時期。在這裡，她開始嚐到了戰時大後方知識分子生活的艱辛。父親年輕時車禍受傷的後遺症時時發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親也不得不捲起袖子買菜、做飯、洗衣。
然而，母親的文學、藝術家氣質並沒有因此而改變。昆明這高原春城綺麗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記得她曾寫過幾首詩來吟詠那“荒唐的好風景”，一首題為《三月昆明》，可惜詩稿已經找不到了。
李莊
一九四〇年冬，由於日寇對昆明的空襲日益加劇，營造學社追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再度西遷到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小江村，李莊。
這裡距揚子江盡處只有三十公里（宜賓以上即稱金沙江），而離重慶卻有三天的水路，是個名副其實的窮鄉僻壤。
我們住進了一處篾條抹灰的簡陋農舍。艱苦的生活，旅途的勞頓和四川冬季潮溼、陰冷的氣候，終於使母親的舊病惡性發作，臥床不起。而同時父親脊椎軟組織灰質化的毛病也變得愈來愈嚴重。
李莊的四年，大概仍是母親情緒上最抑鬱的時期。戰爭和疾病無情地擊倒了她，而這裡又是那樣一個偏僻、單調的角落。老朋友們天各一方，難得有一兩封書信往還。可以想像，她的心境有時是多麼悲涼。
這時期，她讀了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記得她非常喜歡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而且要求我也當成功課去讀它（那時我只有十二歲），還要我們一句句地去體味屠格涅夫對自然景色的描寫，米開朗琪羅傳，因為是英文的，我們實在沒法子讀，她就讀一章，給我們講一章，特別詳細地為我們描述了米開朗琪羅為聖彼得教堂穹頂作畫時的艱辛。
講的時候很動感情，可能因為米開朗琪羅那種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特別引起了她的共鳴。
她偶爾也還寫詩，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悵。在她興致好的時候，間或喜歡讓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輕輕地為我們期讀她舊日的詩、文，她的詩本來講求韻律，比較“上口”，由她自己讀出，那聲音真是如歌。
她也常常讀古詩詞，並講給我們聽，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讀到杜甫和陸游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億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
她這位母親，幾乎從未給我們講過什麼小白兔、大灰狼之類的故事，除了給我們買了大量的書要我們自己去讀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對文學的理解來代替稚氣的童話，像對成年人一樣地來陶冶我們幼小的心靈。
在李莊生病中的林徽因與女兒梁再冰與兒子梁從誡
一九四一年，她非常疼愛的三弟，當時剛從航校畢業不久的空軍上尉飛行員林恆，在一次對日機的倉促應戰中，犧牲在成都上空。噩耗傳到她病榻上的時候，母親幾乎痛不欲生。
此後不到兩年，昆明那批空軍朋友中的最後一名倖存者，也是母親最喜歡的一個，又在衡陽戰役中被擊落後失蹤了。他們的死在母親精神上的反響，已不限於對亡故親人和摯友的懷念感傷。
她的悼亡詩《哭三弟恆》可以說不是隻給三舅一個人，而是獻給抗戰前期她所認識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國的飛行員朋友的。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她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和對統治當局的責難。
從母親一九四四年留下的幾首短詩中可以看出，她在李莊的最後兩年中心情是多麼惡劣、消沉。但這並不僅僅是自身病痛所致，更多的，也許還是出於“長安不見”的憂愁。
她這時愛讀杜、陸後期的詩詞，不是偶然的。在她和父親身上，常表現出中國漢族讀書人的那種傳統的“氣節”心理。
一九四六年，抗戰已經勝利，有一次我同母親談起一九四四年日軍攻佔貴州獨勻，直逼重慶的危局，我曾問母親，如果當時日本人真的打進四川，你們打算怎麼辦？
她若有所思地說：“中國唸書人總還有一條後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
我急了，又問：“我一個人在重慶上學，那你們就不管我啦？”
病中的母親深情地握著我的手，彷佛道歉似地小聲地說：“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顧不上你了！”
聽到這個回答，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這不僅是因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確是被母親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凜然之氣震動了。我第一次忽然覺得她好像不再是“媽媽”，而變成了一個“別人”。
重回北平
母親愛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這裡度過的。她早年的詩歌、文學作品和學術文章，無一不同北平血肉相關。九年的顛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來了，像個殘廢人似的貪婪地要重訪每一處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記憶裡那斷了線的珍珠。
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躪，北平也殘破、蒼老了，雖然古老的城牆下仍是那護城河，藍天上依舊有白鴿掠過，但母親知道，生活之水不會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勝利後在北平，母親的生活有了新的內容。父親應聘籌建清華大學建築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國去講學。開辦新系的許多工作暫時都落到了母親這個沒有任何名義的病人身上。她幾乎就在病床上，為創立建築系做了大量組織工作，同青年教師們建立了親密的同事情誼，熱心地在學術思想上同他們進行了許多毫無保留的探討和交流。
同時，她也交結了復原後清華、北大的許多文學、外語方面的中青年教師，經常興致勃勃地同他們在廣闊的學術領域中進行討論。從漢武帝到楊小樓，從曼斯斐爾到澳爾夫，她都有濃厚的興趣和自己的見解。
但是，這幾年裡，疾病仍在無情地侵蝕著地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地辜負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過一種雙重的生活。
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按：林洙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作為梁林夫婦多年學生助手程應銓的未婚妻，走入他們的世界的），談工作、談建築、談文學……有時興高采烈，滔滔不絕，以至自已和別人都忘記了她是個重病人；
可是，到了夜裡，卻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輟轉呻吟，半夜裡一次次地吃藥、喝水、咯痰……夜深人靜，當她這樣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時，再沒有人能幫助她。
一九四七年冬，結核菌侵入了她的一個腎，必須動大手術切除。母親帶著渺茫的希望入了醫院。手術雖然成功了，但她的整個健康狀況卻又惡化了一大步，因為體質太弱，傷口幾個月才勉強癒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華園北面徹夜響起槍炮聲。母親和父親當時還不知道，這炮擊正在預告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即將掀開新的一頁。
解放軍包圍北平近兩個月，守軍龜縮城內，清華園門口張貼瞭解放軍四野十三兵團政治部的佈告，要求全體軍民對這座最高學府嚴加保護，不得入內騷擾。同時，從北面開來的民工卻源源經過清華校園，把雲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運去。
看來，一場攻堅戰落在北平城頭已難以避免。憂心忡忡的父親每天站在門口往南眺望，諦聽著遠處隱隱的炮聲，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
他擔心的，不止是城裡親友和數十萬百姓的安危，而且還有他和母親的第二生命——這整座珍貴的古城。中國歷史上哪裡有那樣的軍隊，打仗還惦記著保護文物古蹟？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時中國真還有一支這樣的軍隊——就在四八年年底，幾位頭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幹部坐著吉普來到我們家，向父親請教一旦被迫攻城時，哪些文物必須設法保護，要父親把城裡最重要的文物古蹟一一標在他們帶來的軍用地圖上……
父親和母親激動了。“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值得信賴，值得擁護！”從這件事裡，他們樸素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直到他們各自生命結束，對此始終深信不疑。
解放後
解放了。母親的病沒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姐姐參軍南下，我進入大學，都不在家。對於母親那幾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沒有細緻的瞭解。只記得她和父親突然忙了起來，家裡常常來一些新的客人，興奮地同他們討論著、籌劃著……
過去，他們的活動大半限於營造學社和清華建築系，限於學術圈子，而現在，新政權突然給了他們機會，來參與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實際建設工作，特別是請他們參加並指導北京全市的規劃工作。
這是新中國成立前作夢也想不到的事。作為建築師，他們猛然感到實現宏偉抱負，把才能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時代奇蹟般地到來了。
對這一切，母親同父親一樣，興奮極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過去在建築、文物、美術、教育等等許多領域中積累的知識和多少年的抱負、理想，在一個早晨統統加以實現。
只有四十六歲的母親，病情再重也壓不住她那突然迸發出來的工作熱情。
母親有過強烈的解放感。因為新社會確實解放了她，給了她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會地位。
在舊時代，她雖然也在大學教過書，寫過詩，發表過學術文章，也頗有一點名氣，但始終只不過是“梁思成太太”，而沒有完全獨立的社會身份。
現在，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
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分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這不能不使她對新的政權、新的社會產生感激之情。“士為知己者用”，她當然要鞠躬盡瘁。
那幾年，母親做的事情很多，我並不全都清楚，但有幾件我是多少記得的。
一九五〇年，以父親為首的一個清華建築系教師小組，參加了國徽圖案的設計工作，母親是其中一個活躍的成員。為自己的國家設計國徽，這也許是一個美術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動人心的課題了。
在中國歷史上，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機會。她和父親當時都決心使我們的國徽具有最鮮明的民族特徵，不僅要表現革命的內容，還要體現出我們這文明古國悠久的文化傳統。
為了這個設計，母親做了很大貢獻，在設計過程中，許多新的構思都是她首先提出並勾畫成草圖的，她也曾多次親自帶著圖版，向政府領導人彙報、講解、聽取他們的意見……
正因為這樣，她才會在毛主席宣佈國徽圖案已經通過時，激動地落了淚。
1950年 林徽因與清華建築教師高莊共同討論國徽設計方案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所熱心從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導某些北京傳統手工藝品的設計改革。
當時有人來向她呼籲，要挽救當時已瀕於停頓、失傳的北京景泰藍、燒磁等手工業。她對這件事給與了極大的關注，曾和幾位年輕的工藝美術工作者一道，親自到工場、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藍等的製作工藝，觀看老工人的實際操作。
然後她又根據這些工藝特點，親自設計了一批新的構思簡潔、色調明快的民族形式圖案，還親自到作坊裡去指導工人燒製樣品。
在這個過程中，她還為工藝美院帶出了兩名研究生。可惜的是，她的試驗在當時的景泰藍等行業中未能推開，她的設計被採納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藍仍維持著原來那種陳舊的圖案。
盡瘁
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參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這裡，她和父親一道，也曾為堅持民族形式問題做過一番艱苦的鬥爭，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會被某種從蘇聯那裡抄得來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掉。
母親在“碑建會”裡，不是動口不動手的顧問，而是實幹者。除了組織工作，母親自己又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特別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為了這個設計，她曾對世界各地區、各時代的花草圖案進行過反覆對照、研究，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
我還記得那兩年裡，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邊的幾乎每一個紙片上，都有她靈感突來時所匆匆勾下的某個圖形，就像音樂家們匆匆記下的幾個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對於母親來說，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樂曲。
從五四年入秋以後，她的病情開始急劇惡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艱難地咳著、喘著，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雖仍然那樣深邃，但眼窩卻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臉上見不到一點血色。
大約在五五年初，父親得了重病入院，緊接著母親也住進了他隔壁的病房。父親病勢稍有好轉後，每天都到母親房中陪伴她，但母親衰弱得已難於講話。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親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父親。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然而，年僅五十一歲的母親已經沒有力氣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悄然地離開了人間。那最後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親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紀念碑建築委員會決定，把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做她的墓碑，墓體則由父親親自設計，以最樸實、簡潔的造型，體現了他們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一九五五年，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她的兩個幾十年的摯友——哲學教授金嶽霖和鄧以蜇聯名給她寫了一副輓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父親曾告訴我，《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這首詩是母親在我出生後的喜悅中為我而作的，但母親自己從未對我說起過這件事。
無論怎樣，今天，我要把這“一句愛的讚頌”重新奉獻給她自己。願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夠通過這本文集，化作中國讀書人的共同財富，如四月春風，常駐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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