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yasa

上古时期还是有的，但是到了西周开始，神权就变成王权的附庸了。

最典型的是《尚书·洪范》记载的商朝卜筮的制度，箕子对周武王提到解决疑问的方法。总结起来大概是：国王、龟卜、筮法、卿士、庶民都赞成，这就是最吉利的结果；只要龟卜、筮法赞同，再加上国王、卿士、庶民的任何一方，结果也是吉利的，就算国王反对也无妨；如果没有任何一方支持龟卜、筮法，那么要清静无为才吉利；如果龟卜、筮法打架了，那对于内事吉利，对于外事凶险。整体来看，神权是要重于王权的。

另外，从不少记载也能看出神权的重要性。《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代曾用大量人牲去祭祀各种神灵。商汤为了祈雨，居然以身自焚；直到西周初期，周武王病重，周公也为他祈祷，愿意替死。这都是对商代制度的延续。而从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之后，神权的作用就明显不如王权了。所以春秋中期子产会说“天道远，人道迩”，民事越来越受重视，相应的王权也越来越强化。

所以“太史”这个官职，作为文化宗教系统的首脑，在西周的地位还非常高，和太师、太保平起平坐被称“公”，而到了西汉时期，所谓的“太史公”不过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林屋公子

神权压制王权什么情况下才能出现呢，其实有一个现成的很好的例子可以直接做说明，那就是罗马帝国分裂以后的欧洲。

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还是很厉害的，一直坚挺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最高权力属于皇帝，信奉基督教，也是今天的东正教，后期教会权利增大但也没有凌驾皇权之上。

西罗马帝国就比较悲催了，476年就灭亡了，随后法兰克、伦巴德、勃艮第等等各色民族国家粉墨登场，各个小国林立，争斗不断，这段时期持续了有一千多年，就是黑暗的中世纪。这么多国家互相打，谁也搞不过谁，民众过的是苦不堪言，大家普遍对于国家是不信任的，这就需要一个精神寄托，这时候基督教会就成了共同的信仰，教会日益做大，教皇权力凌驾于王权之上。

东罗马、西罗马帝国本是同宗，也都信奉基督教，一个是中央集权统治，一个是分崩离析。要知道，那时候的欧洲罗马帝国是有文明的，后来的什么法兰克、日耳曼、勃艮第等等，在正统罗马文明眼里都是蛮邦夷族，跟野人差不多，但就是这些野人彻底摧毁了罗马文明。所以整个中世纪欧洲可以说没有文明根基的，又一直处于纷乱分裂状态，这时候的宗教是最容易控制人的精神和行为的，宗教势力做大不奇怪。可以看出来，即使是古欧洲那样混乱的地区，也只有在在正统文明极度衰落、各个政权分崩离析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神权高于王权的情况。

那我国为啥一直没有神权当道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样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先秦时期，一个是秦汉包括以后。

先秦时期时间很久，但是有详细史料记载的是西周和春秋战国，周天子推翻商王朝建立政权以后，特别注重礼法，虽然有祭祀占卜等行为，但没有过分的神道出现。周天子推行分封制，各个诸侯分派各地，定期朝贡但是各个诸侯国都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到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做大，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各个分封国各自为政，战乱四起。但是跟西罗马帝国不一样，西罗马帝国是野蛮人入侵，那些外族约等于野人没有自己文明，又没有足够力量建立统一。而春秋战国是周本身的诸侯国自己想要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各个诸侯国本身都有相当厉害的文明，战乱非但没有禁锢人们的思想，反而由于没有强制统一，大家思想十分开放。道儒墨法兵各门各派层出不穷，形成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局面。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反而是我国古代思想最活跃，文明进步最大的时期。这种情况下要出现统一神权那是不可能的。

而秦朝一统天下之后，废除分封制，施行郡县制，经历秦末战争以后建立了大汉，而在汉朝时候为了巩固皇权，出现了一个十分厉害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推行和深入，就彻底隔绝了神权在中国统治的土壤，尽管后世也有分崩离析、外族入侵的情况，但是儒家的正统地位从没动摇。而且儒教思想虽然深入人心，但它既没有自己固定的组织机构，也没有什么最高领导人，相反，它的推行必须依靠皇权和一群互相轻视的文人，对皇权只有辅助作用。

由于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并且跟各个政策互相融合，所以即使在少数民族政权入侵统治时，也会十分重视跟儒家的互动，儒家的正统思想即使在元代都没有动摇。而中国流行最广的两大宗教又如何呢，道教尊奉老庄，讲究的就是清修无为，所以它对统治者的影响至多停留在炼丹修仙一道上，比如汉武帝晚年追求仙道，嘉靖皇帝更是练了一辈子道，但是统治手段和御下大臣全是儒家的一套，道教始终就成不了气候。

佛教是外域传进的，它就要厉害一些了，在某些阶段会盛行一时，可是统治者对于过于盛行的宗教都会小心提防的，所以历史上出现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比如有名的三武灭佛。分别是说在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时期，佛教特别兴盛，而且已经有点得意忘形，妄图插足朝纲了，结果怎样，几个武帝以铁腕手段分分钟让他们知道自己姓什么。帝王手段是十分残酷而且雷厉风行的：摧毁寺庙，焚烧经卷，强逼还俗，不听就杀。可以看出来，历代统治者对于神权都报以谨慎态度，而且每次灭佛运动都有儒家的推动，儒家的目的和口号都是保卫皇权，这跟统治者的步调是一致的，所以宗教神权永远折腾不起什么水花。

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已经深入到古人各个阶层的骨子里，而且与统治王权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大家对宗教永远保持一种亲而不佞的态度，无论自下而上还是从上到下神权就占据不了主动地位，更别提凌驾王权之上了。

一览众河小

主要有两个原因：

1. 中国的历史，在周朝转了一个弯。

2. 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

先说第一点。商朝是一个重视鬼神的王朝。不但有祭司，还有国王。有点类似于东罗马时代的大牧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虽然是法理上的最高宗教领袖，但是因为皇帝日理万机，所以必然有很多宗教权力下放给了专职的宗教官。

如果没有商周易代，沿着这条轨迹发展下去，那倒是可能会出现神权和王权在乱世有制衡的情况，就类似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周朝对商的取代，对中华文明的大方向上的扭转是巨大的。周朝重宗法，在周朝的世界观里，天是非常抽象的的存在，而真正在政治和生活起作用的是祖先的传承——也就是儒家一脉。所以后来儒家发扬光大，到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已经没有神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了。

第二点，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法国、英国、神罗在欧洲大陆各执一端，这个时候就有了神权在其中折冲樽俎运作的空间；而当其中一个国家独大的时候，神权往往是被压制的，比如教皇就曾经被法国挟持了七十年，称为“阿维农之囚”。而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处在或者至少名义上处在大一统的皇朝下，神权能够运作的空间非常有限。

举个具体的例子，当朱元璋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对龙虎山上的张天师特别客气，直接称呼其为“嗣汉天师”；而当自己当上皇帝之后，则以“天岂有师”为理由，直接让天师改称“大真人”来贬抑之。这就是分裂和大一统的情况下最明显的区别。

经史通义

目前为止的世界，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们对所谓宗教的质疑在日渐攀升。宗教对人的教条已经从鼎盛时期的规定、不可逾越变为一个人人可谈，人人可质疑，甚至人人可逾越的大显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实行的同性恋可结婚政策。要知道在圣经里，繁衍人类的亚当夏娃，可是一男一女。这样的事情放在中古时代，漫说受到谴责，发生战争也大有可能。比如，意大利科学家采科·达斯科里就因为说地球是球形，另一半也有人类居住，被教会烧死。

换言之，在当前的科技时代，东西方的权力中心已然从以前上古、中古时代的神权、王权发展到了人权的地步。宗教不再是世界的权威，人类自己才是。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打破了宗教的神秘性，人类通过自身的进步改变世界，信仰的能力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变得越来越务实。来世终归太遥远、荒诞，活在当下才是目前人类的追求。

也就是说，宗教的弱化源于它不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这点，东西方之间的变革，西方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此之前的西方封建世界，宗教权威最重，王权次之，教会凌驾于政府。而中国自有历史记载，宗教却从来不是主流，属于君主的陪衬，王权才是中心。并且中国的宗教鼎盛期多发生在乱世，比如，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南北朝的佛教，晚清的太平天国。

造成这种区别的，其一跟中国先进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关。

例如，我国的君权神授不同于西方的君权神授。西方的神可以受所有人祭拜，而中国的天地，只可受皇帝一人祭拜。西方的信众都可成为上帝的子民，中国则只有皇帝可以自称天子，普通百姓不可称天子，都属于天子（皇帝）的子民。远在奴隶制时期，周朝的始祖后稷，商朝的始祖契，就都是通过异象诞生，不是男女交配而生，属于天之子。

中国奉行“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说法，其白话说得是神不接受易于本身血统的人祭祀，民众不祭祀不是本族的人。所以，古代中国的神只跟皇帝有关系，跟普通老百姓距离其实很遥远。老天既然不平易近人，亲疏有别。那么普通人也就只跟身为万民之主的皇帝扯关系了。高度发达的君主政治，神权变相的成为皇家私有，民众不可随意祭拜，否则有造反的罪名。那么神权的权威虽明面上凌驾皇帝之上，但真正掌握权威的实际在王权。

在西方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民众都生活在宗教的庇护下，所以教会的权利自然要大于王权。在中国，皇帝是老天的代言人，宗教离民众很远，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王权自然大于神权。这期间儒家所倡导的又是一些忠孝礼义廉耻等个人塑造的东西。人们向往君子，对于来世或神这些神秘东西就少有人问津了。（君子这种可实现的追求跟宗教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其二跟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有关。

中国不像西方那种小国寡民，长久的中央集权下，政权稳定，生长环境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造就大量的物质文明发展。可宗教的发展往往来源于苦难、战争等人们无法克服的事情。所以，才有很多人打着宗教的幌子在乱世称雄。佛说，人生皆苦。和平年代，人们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玩，何来信服一说？当然，中国也并不是无宗教国家，只是中国人的宗教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神圣，比如，我们春节前夕会举行灶王爷上天的活动，家家户户买糖祭祀灶王爷，用糖堵住他的嘴省得他到天上说自己的坏话。

痛苦和弱小的政治制度是宗教发展的最好契机，显然，古代中国的土壤不适合它。西方以前适合，文艺复兴后，也不适合了。

王老先僧

今天我来讲一个西藏地方政权被神权威胁，君主愤而反抗的例子。

首先，你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汉族政权为什么没有出现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历史上中国的政权不是只有汉族人建立的，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权。在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神权压制王权或者说威胁到王权的例子并不少见。

松赞干布毫无疑问是西藏名片式的人物，他和吐蕃王朝是西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松赞干布并不是吐蕃国家的缔造者，在其之前吐蕃还有32代赞普。

只不过吐蕃，从松赞干布开始一统西藏，才能真正称其为“王朝”，而之前的，不过算是一个王国而已。

首先有一点需要强调，现在虽然藏传佛教在西藏居于当仁不让的领导地位，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苯教曾有一段无比光辉荣耀的岁月。在整个吐蕃王国时期，掌控藏族精神领域的信仰恰恰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有历史记载可查的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便是被当时的苯教势力扶上王座的（史称“十二智苯”）。

因而，松赞干布之前的32代吐蕃赞普，每一位都拜苯教法师为护国上师，修建自己的苯教拜堂，而国内的大小政事都有苯教上师参与，出现了所谓“王辛同治”的现象。

止贡赞普也不例外，他继位时也是一位苯教信徒，拜帕瓦财角为上师（辛布），并修建了萨利西仓为自己的宗教拜堂。

但教权的极度膨胀，已经到达了没有“辛苯发话，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议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的程度。

这就让性格强悍的止贡赞普有点坐不住了，大臣乐赞协曾向他进谏：“头上的帽子过大，会累得汗流浃背；美食吃得太多，也会引起反胃；听任别人的虱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后它会爬到你的头顶。现在赞普与法师的权势相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到了赞普子孙之时，权力肯定将被苯教夺去。”

最后，他直言不讳的说道：“赞普如果不忍下令杀死法师们，就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地方去吧。”

止贡赞普也对教权的滔天权势再难忍受，他将诸辛苯召来，说出了他的决定：“此地域，无法容纳我的国政和你们的苯政，故将苯神、四苯门以及辛布格考铁盘和角解布兰察二人等留下来守护我。其余诸辛苯要么离开吐蕃地区，要么在我的国度里不许行苯之仪轨，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此两路的任何一条！”

应该说止贡赞普驱逐苯教的手法还算温和，他至少在雅砻地区保存了苯神和一定数量的苯教法师，可能他也考虑到民间对于苯教依旧有信仰需求。令他厌恶的，很有可能是那些盘踞上层的苯教法师们（苯辛）。

但已经长久品尝权利甘美的苯教势力不干了，他们挑动联盟内部另一个首领罗昂达孜，杀死了止贡赞普、放逐了他的妻儿。

持续了七年的止贡灭苯事件，以王权被颠覆告终。又过了十三年，经过艰险的努力，止贡赞普的儿子“布德贡杰”复国成功，重新登上了赞普的王位。

初登王位的布德贡杰赞普，马上宣布了自己对苯教的态度，他向主持父亲葬礼的苯教法师深深鞠躬，并献上美酒，说道：“父王虽憎恨苯教，而我却要兴苯。请你们继续诵经，为去世的赞普送去安详，为在世的赞普，祈求福泽永恒不灭。”

吐蕃王国的君权和教权在经过二十年的流血博弈后，再度因为互相需要而达成平衡。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西藏神话中，止贡赞普因为祭祀中的误会，起了个歹名（止贡的意思是“死于刀下”），导致他性情暴孽、行为乖张，喜欢和人单挑比武，最终死于比武的记述，都是为了掩盖灭苯篡位而幻化描摹的。

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如果止贡赞普只是在比武中偶然失手被杀，他的妻子儿女有必要马上逃走吗？而且，一逃就是13年。

其次，止贡灭苯的失败，给了吐蕃王室一个重要的教训。让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西藏地区的社会生活没有宗教参与是万万不行的。因而，佛教的引入其实是平衡苯教的一种政治手段。

最简单的证据就是，之后吐蕃历史上佛苯之间的绞杀，每次兴佛抑苯都是赞普推动的（唯一例外是朗达玛赞普灭佛），而每次兴笨抑佛都是假大臣之手。（如果大家对西藏历史上佛苯之间绵延数百年的绞杀有兴趣，我们找个机会仔细讲讲）

再次，苯教经过了止贡事件后，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反思和调整。

止贡赞普之后，苯教开始注重了典籍的系统性整理，逐渐剔除了一些早期原始崇拜神秘主义的内容，在葬俗仪轨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因为苯教出现了这些改变，止贡灭苯也成了苯教历史上，前弘期和中弘期的分界点，之前的苯教称为“笃本”，而之后中弘期的苯教称为“恰笨”。

最后，我们看待古代涉及宗教的问题，不能将其简单看成信仰问题。古人科学知识的匮乏，导致对很多现象充满畏惧，而宗教成了解释未知的一种途径。

所以很多时候，先民们恭顺宗教来源于对未知的敬畏，这也算是人类对恐惧的一种本能。

我们在这里探讨宗教问题，都是以历史作为视角的，首先要将所有历史人物都先定义为“是一个人”。如果，您是一位信众，认为某位宗教领袖是“行走在人间的神”，那我们就没有讨论问题的逻辑基础了。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马克思曾经在《导言》里面说：“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马克思并没有说“早熟的儿童”是哪个文明，但一般人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是中国文明。

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和艺术为后来欧洲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为什么这么说？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看一下马克思对正常儿童，也就是希腊文明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希腊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童年时代，就在于它们有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和信仰，“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正是有了希腊艺术，后来的欧洲人才有了思考人类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形象化。

那么，与此相反，我们可以推论，早熟的儿童一定是想象力和艺术不丰富的民族，所以他们没有产生出征服自然的力量。

中国统一过早导致无法出现丰富的神话和信仰

古代中国的确如此。不过，我们首先要说一下，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虽然批判欧洲的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是斯大林后来对马克思的总结）却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因此，马克思其实对中国的评价并不高。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明所提供下来的丰厚财富，这里暂且不说太多。

为什么中国的神话想象力比较薄弱呢？根据西方学者魏特夫和钱穆、黄仁宇等人的说法，就在于中国是农业文明和统一太早。

先说农业文明。中国与欧洲不同，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的几个岛屿，土地很少，面对大海，所以他们不得不要发展海运和贸易，通过战争的方式去掠夺资源。但是，中国这片土地却非常封闭，却又广大。东面是海，北面是沙漠，因此，我们的祖先都是埋头耕种。

此外，中国还有一条黄河。我们知道，在古代，黄河经常泛滥，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去治理，由此，中国过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王朝。比如，商朝（虽然地域很小）和周朝。

国家统一，就必须有一个绝对权力的君主。有了君主，意识、思想就要统一。那么，古代的神话里面那些神就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知道，所有人类文明几乎都起源于巫术，正是因为巫师可以沟通天地，所以被很多人奉为神。

各个文明早期的君主其实都是从大巫师而来。然而，中国却过早的掐断了这一源流，导致人们不能有丰富的想象。因此，中国几乎没有强有力的神权。

虽然后来佛教入华，让中国人有了信仰，但是，佛教很快被王权压制和收编，导致中国很多文人士大夫只在失意的时候，跑到佛教里面求解脱。

因此，中国古代神权不发达，自然也就无法压制王权。

兮兮说事儿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相比于欧洲那些牛气冲天的教皇和主教，中国从未出现可以和皇权对抗的神权领袖，更不要说和皇权斗争了。

原因用一句话解释就是——中国没有全民性宗教，也没有全民宗教生长的土壤。

先秦时期，中国虽然将祭祀看的很重，却没有像同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搞出一个宗教来，而是一种很原始的祭祀活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确定了中国神权的主体——天。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说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一切的政治文化思想。

秦始皇在玉玺上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大字，这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神权的基本看法——皇帝人间最大，那么谁比皇帝大呢？天，天比皇帝大。

在基督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上帝。在伊斯兰教文明里，至高无上的是真主，在亚伯拉罕宗教里，真主和上帝都是同一个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真主也好上帝也好，在人间是有代言人的！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上帝的儿子是耶稣。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穆罕默德是先知，引导我们信奉真主。发展到后来，教皇成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阿訇们成了伊斯兰教的权威。这些教权神权在人间的代表，就构成了这些文明里神权存在的基础——神仙他老人家再厉害，也是要在人间有代言人的嘛。

而秦始皇就很聪明，他巧妙的把“天”的代言人变成了自己，皇帝就是天子，将周朝的天子名号完美的过度到了自己的身上，皇帝集人间皇权和老天的神权于一身，你们都消停了吧！

如果在封建时期有谁说自己也是老天的代言人，那么他一定是活腻了。

到了汉武帝时期，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简单的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为老百姓规定了一个官方信仰——儒家思想。

这就彻底断送了“国教”的可能性，要知道，基督教的全面发展，就是在罗马帝国将其定为国教之后的。

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来说，简直好的不得了。首先，他有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礼义廉耻忠孝悌信，思想完整度照宗教丝毫不差。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他没有神！孔子他老人家虽然在中国的地位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但中国人从来没拿他当过神，他只是圣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固化了今后两千年中国的官方思想，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这之后，无论是佛教（或者喇嘛教）还是道教（全真教），在汉族知识分子里，就俩字——异端。

事实上，中国并非没有宗教流行的时候，统治者也并非从来没尊崇过宗教。在历史上，佛教就曾数次流行，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就是一个佛教徒，还曾经见过达摩老祖，对佛教极其推崇，以至整个南北朝时期佛教一直繁荣昌盛。到了隋唐，佛教也一度相当昌盛，天下处处都是礼佛之声，到了唐宪宗时，皇帝甚至要亲自迎接佛祖舍利子入长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国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写下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节选如下：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愈看到了唐宪宗推崇佛家，痛心疾首，用一句话来彻底否定了佛家思想的合法性——夷狄之人（印度传来），不学习儒家思想，不拜祖宗，不知道儒家的君臣父子，礼义廉耻，所以断断不能推崇佛家。

韩愈说的话，得到了当时大臣们的一致认同，唐宪宗的礼佛行动只能恨恨作罢。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的大规模打击佛教的运动——“三武灭佛”，孝武帝，武则天，唐武宗。三个皇帝打击佛教的原因基本一致：佛家不事生产，却拥有大量田地，让大量的劳动力放弃生产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宗教活动中，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圣旨一下，天下的和尚都强制还俗，宗教在皇权面前不堪一击。

实际上，中国的宗教不兴盛绝非坏事，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中国人没有信仰”的屁话。我们中国人不信神，信自己。我们来了大洪水，有大禹治水，不用祈求上帝给自己一个诺亚方舟。我们来了瘟疫，写医书炼草药，而不是像欧洲教皇一样去鞭打自己祈求上帝的原谅。我们两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不是像印度教教徒一样认为高种姓的人天生就应该高于自己。中国人不信教，但我们懂得如何通过奋斗为自己谋幸福，而不是信仰虚无缥缈的神，这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民族精神！

小约翰

因为中国人会用大粪发酵作肥料。

中世纪在欧洲，你信别的教，甚至他认为你信的不对，就把你绑到火刑架上，一把火烧了你没商量；在中东你敢吃点不该吃的东西，石刑伺候，骆驼踏死；在印度严格地分为四种姓，低种姓不小心碰着了高种姓，手就得砍下来；在古罗斯，经常剥人皮作X卡，用人头骨作碗等。并且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神权都无与伦比地强大。但在中原汉地却是个例外，谁敢这样做，那就是妖僧、妖道，官府砍了你没商量。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关公、黄大仙想信啥信啥。

在外国十字军东征，骆驼弯刀出征等，宗教势力发动圣战，整城整城地屠杀司空见惯。在中国却从来没听说过，你信哪吒，我信弥勒佛，你就要攻打我的事。

为啥出现这样的差别?因为古代中国有个强大的世俗中央朝廷，可以对宗教势力强有力地控制。欧洲小国林立征战不休，中东只出现过短暂统一，印度一直几十上百个邦国，直到英国人帮他们统一。从来没有那个势力能强有力地控制全国，所以给了宗教势力许多发展空间。而宗教的影响显然是全国（洲）性的，世俗政权的影响却只能在一个小国或小城邦，宗教势力比一个小国势力大的多，所以出现了神权压制王权的现象。而中国纵使世俗政权分裂，也顶多分为南北朝，再多三国，对宗教势力仍是碾压性的。他们永远搞不出“宗教裁判所”的幺蛾子，只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现。

至于有人说皇帝叫天子什么的，所以中国也是神权统治。叫天子只不过是借“天”的名义，给自己的合法性背书，治理起国家来都按世俗的礼法，哪个神棍敢来插嘴?像宋钦宗那样相信神神鬼鬼，借六兵六甲破敌，受到了千古耻笑。

那为何古中国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呢？当然是生产力的关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是需要大量的钱和粮食的，以供应中央直接控制的官僚和军队。如果粮食产量小了，根本供应不起，甚至运输途中就被消耗光了。

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无疑是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的。当时欧洲贵族也不能天天吃到白面包，一个餐桌只有一个杯子，一家人一年洗一次澡。所以，那时都流传欧洲的一个国王，还没宋朝的一个守城门的士兵收入高。

而中国粮产量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懂得把大粪发酵了当肥料使。在同时期的欧洲等地，大粪纯粹是当废物看，所以丢得到处都是——满大街厚厚的一层大粪，发明高跟鞋就是为了不踩粪；护城河外，粪墙比城墙还高；开次舞会，房间里城堡里都是大小便。但在中国，大粪一发酵就是很好的肥料，能提高明年的收成，所以农民都把大粪当宝贝看，有机会就去捡，甚至为了抢粪而斗殴。所以街道上干净得太多，而土地里肥沃太多。

因为粪肥的使用，让中国生产力也很大的提高，产生大量财富，建立有力的世俗政权，压制了神权。

待我施为地煞变

中国（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华文明体系）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神权没有压倒王权的。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所以西方有很多学者都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不信神的国家是如何实现统治稳定的。

在诸子百家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但是没有一家是讲鬼神迷信的。各家提出的治国方略都是研究人性、研究规律的。都提出江山社稷、王权至上，中国提出的真命天子这个概念的目的，就是不让任何力量有逾越王权的可能。

抱持着崇礼守法、尊王攘夷这个基本观念，中华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与世界四大文明的其他三大文明完全不同。正因为中华文明不信鬼神，所以他的政治哲学更加世俗化，也更加重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观。

在中国封建王朝长期的统治过程中，虽然有个别帝王阶段性的重视某一宗教，但是也没有允许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比如两晋时期，佛教思想一度渗透政治，有凌驾王权的趋势，最后王权开始反弹， 开始了灭佛的过程。明朝时期，嘉靖皇帝貌似避政修玄，闭门修道炼丹，但是只限于他个人爱好，既没有让道教渗透进政治，还用他特殊的方式掌握朝政，维系着王权的尊严。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独特的对世界、宇宙认识的哲学视觉。比如传承数千年的周易，他就从自己的认识角度描述了天、地、人的关系，宇宙的规律。甚至包括做人、治世的一些理念。周易的很多观念被诸子百家研究、承袭，最后成了儒家学说的一部分。

实际上中国哲学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哲学奉行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讲究天人二分，哲学出发点上的根本不同造成了两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方式和制度上的巨大差异，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永远是王权至上，神权一直没有翻身的原因。因为身为人君者都以天子自居，而且也保持着这种基本哲学思维，既然身为天子，自己就是代天治世，那么普世间一切魑魅魍魉、神佛魔道都应该在自己统治之下，而不是凌驾于自己之上。

谢金澎

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神权一家独大，乃至于压过君权的时期呢？即使是梁武帝，佛教大好基友，把自己都给捐献给寺院了，也没有出现过教权一统天下的局面。

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中国的国土虽然广阔，但民族成分比较单一，比如95%以上都是汉族人口，这样比较容易管理，不易分裂。而分裂，则给宗教壮大势力提供良机。第二，中国的地形比较平坦，虽然局部看沟壑很多，也有很多大江大河，但与欧洲比较，则属于温和的地貌。看看欧洲，地貌比中国复杂多了，地形呈现破裂状。中国地形好，则容易造就大一统王朝。而在大一统的国家，君权都是非常强悍的，国家的体型越庞大，皇帝的力量越大，不像小国家，抵御不了神权。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或者说儒教在中国朝堂上具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

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争论很大，比如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所长，任继愈先生，他就认为儒家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任先生的弟子，儒学会会长，李申教授也认可这个结论。这个暂且不表。无可否认，儒家的力量很大，在中国2000年的思想史里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因为儒家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资源。即使是皇帝，也要拜孔子，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只要你读儒家经典，孔子就是你的老师，包括皇帝。通过科举，儒家弟子牢牢把握了做官的资源，使得世俗的力量呈现压倒性态势。而神权不具备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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