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中

感受這種“呼愁”等於觀看一幕幕景象，喚起回憶，城市本身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呼愁”的本質。

——奧爾罕·帕慕克

遠處的天際線，那由許多圓頂和尖塔勾畫出的伊斯坦布爾，被薄靄暈染著而顯得有些模糊。掠過臉邊的是從馬爾馬拉海亦或是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吹來的風，輕柔而悄無聲響，帶著鹹溼的海的氣息。

從馬爾馬拉海乘船過來，進入金角灣，會看見加拉塔橋和橋上垂釣的人，驀然想起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曾提及，從他住所的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橫跨亞歐大陸的博斯普魯斯大橋。望著堆疊在海灣之上那些高低錯落有著紅色屋頂的房子，還有各式高層的公寓樓，我無從知曉帕慕克所居住的三層小洋樓是其中的哪幢，卻想象在遠處一扇窗戶裡，可能正有一雙慧眼眯縫著透過鏡片朝向博斯普魯斯海峽，這讓我有一種幻覺，自己就是在帕慕克的目之所及中踏上了這片城市的土地。

我為這座享有盛譽的世界歷史名城而來，被它擁有的眾多的人類文化遺產所吸引。行走在蘇丹穆罕默德區，我恍然覺察，一切之於我卻並不陌生，這是帕慕克所眷戀的老城舊街區，藉助於他的描摹，我已初識了舊時光裡的古都，儘管我無法走遍整個伊斯坦布爾，但卻從帕慕克的作品中，熟知了這一幕幕景象，他喚起的對城市的舊日印象一點點地融入了我的記憶。有人說帕慕克是伊斯坦布爾最會講故事的人，一個城市的漫遊者，只有他才能帶我們看盡伊斯坦布爾。我想，這所謂的看盡不只是他講述的故事，或像他所說的在伊斯坦布爾看穿了的人性，而是如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所稱：“帕慕克在追求他故鄉憂鬱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錯的新象徵。”這就是帕慕克的魅力，他讓全世界的目光都追隨著自己看到了伊斯坦布爾的“呼愁”（土耳其語“憂傷”）。

帕慕克說過“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座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從1952年起，他一生最好的時光都停駐在這裡。伊斯坦布爾不僅塑造了這位世界級的作家，而且也成為他最鍾愛的敘事主角，被他從不同角度用多種表現方式進行摹寫。我驚異於他在想象的世界裡，把伊斯坦布爾變為那些鮮活的可觸摸的人物、細節、場景，變為超越國界打動人心的文字。帕慕克的文字充滿了對伊斯坦布爾的具象感覺，韻味往往就在細節之中，即使寫大社會，他也是著重於生活細節，寫的是社會的微變遷。尤其是讓你感受到的“呼愁”，在歷史的廢墟上隨性生長，在尋常的街景中無處不在。與他一起漫步書中，在夜的漆黑與沉默中，“凝神體會城市的灰暗街角、碎石瓦礫和朦朧陰影所激發的情緒”，若不走神，你就會合上帕慕克的節奏走進某個敘事現場。聽見他在說“我可否以挑釁的態度請教各位，在書的每一個轉折點，你們有沒有投注全部注意力用心思考？咱們來看看，你是不是記得幾個場景的描寫……”他的小說中總有些意象會不斷地復現，“伊斯坦布爾”、“紅”、“白色城堡”、“雪”、“博物館”等等，這既是小說故事信息的傳達媒介，也成為敘事關注的重要內容。再看看這些句子，“伊斯坦布爾神聖的街道好似充滿神秘身影的墓園”，的確，遊人如織的大教堂和清真寺的庭院便是聖人們的墓地，還有些在歷史的疊加中埋沒於廢墟，可能就在腳下。“在街道的盡頭，一群狗在等待他歸來”，這裡街頭的流浪貓和狗都足夠多，像城市主人一樣優哉遊哉。伊斯坦布爾就像是帕慕克的一面鏡子，讓這個世界裡面的每一個細微的事物、場景，以至於每個人的內心都盡顯通透。而帕慕克的小說，是伊斯坦布爾的城市圖景，如他所說“我的小說都是作為真實的經驗而呈現的，請相信小說家，他們總是說實話的”。我相信他說的，但要提醒的是，必須小心那些隱藏著的誘人的想法。

我知道，自己是在用兩種方式行走於伊斯坦布爾。像許多擦身而過的遊客一樣按圖索驥涉足於景點之間，用一個愛好旅行的外來者的眼睛，以在場的切身體悟去了解伊斯坦布爾。而在遊走中那些觸手可及、無處不在的可以激發故事的各種物件和場景，又會讓我穿越到帕慕克小說的片段中去，將讀他小說的印象還原到現場，或是從小說提供的線索中，去再度認知和印證此在——我正腳踏實地的伊斯坦布爾。讀過《純真博物館》，很多人會去尋找這座已經有120年曆史、外牆被粉刷成紅色的三層小樓，它藏身於布爾楚庫爾主麻大街一個交叉路口的拐角處。伊斯坦布爾有四十多座博物館，展示的都是史上的輝煌與瑰麗，純真博物館很不一樣，它的展品是上世紀普通人的生活擁有物，無形中以“讀者”與“知者”的身份限定了參觀者。這是帕慕克借小說之名用諾貝爾文學獎獎金刻意打造的博物館，收集有各種民間舊物，那些所謂的與小說女主芙頌相關的蝴蝶胸針，還有帕慕克說是芙頌留下的，實際卻是他自己積攢的那4213個菸頭。雖然通過格蘭特執導的紀錄片《純真記憶》可以去了解純真博物館，但到場仍然有誘惑力，因為可以看到帕慕克的手稿，沒準也會碰到館長帕慕克。一直很疑惑他為何會為一部小說裡虛構的人物去購置房產，造一座博物館來紀念芙頌和她的純真年代，也給沒處接吻的伊斯坦布爾的情侶一個去處。在這個有關芙頌的故事裡，出身富庶、來自西化家庭的男主凱末爾與帕慕克很有些貼近。帕慕克的小說喜歡用個人回憶的方式和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真實與虛構的界限比較模糊，他很親近的人，包括他的祖母、母親等都曾被寫進小說，這也許與他的文體特點、與他慣用的敘事方式有直接的關係。

不論去哪裡，我都不會是單一的旅行者的眼光，會不自覺地切換到帕慕克的敘事視角，成為小說閱讀者的在場觀照。就如在託普卡帕老皇宮的後宮中，看到那些天庭門廊牆壁上所繪的繁複細密、色彩豔麗的奧斯曼風格的裝飾畫，以及圖書館現存的最古老的塞克柱時代的書籍中，由當時著名的細密畫師阿布杜姆米·埃爾霍伊所做的插圖，便極自然會聯想到《我的名字叫紅》的開篇，“如今我已是個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屍。儘管我已經死了，心臟也早已停止了跳動，但除了那個卑鄙的兇手之外沒人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這個承擔了死亡視角敘事的主人公便是叫高雅的細密畫師，這個帶有荒誕色彩的死亡視角製造了故事的懸疑，讓讀者有了去探秘追查兇手的興趣。正是小說中對細密畫畫技衝突的描述，才使我特別關注了細密畫藏品。

土耳其人擅長做生意又喜歡與人搭腔，街邊老有糾纏著你買東西的小販，看著那些少年就像是看到了《我腦袋裡的怪東西》中的麥夫魯特，只是他們現在賣的不是缽扎，而是泡在桶裡的瓶裝水，伸出手指比畫著要一個土耳其里拉。與初來乍到的小商販麥夫魯特一樣，我也是在用外來者的目光去打量著伊斯坦布爾，不同之處是麥夫魯特是個外省人，而我卻是個逾越了國界與文化、語言界限的他者。麥夫魯特來自孔亞省下面的小村莊，孔亞很出名，上面提到的畫插圖的著名的細密畫師就是在孔亞完成了他的繪製工作。孔亞因旋轉的托缽僧的創始人梅夫拉納的小屋和陵墓而吸引了大量的遊客，這座城市由羅馬人在公元前二世紀建立，但現在供遊客參觀的基本是代表了土耳其穆斯林早期建築風格的古蹟。孔亞雖然是安那託利亞中部地區第二大城市，但在我的印象中，城市不繁華民風很保守，用阿拉伯頭巾長袍包裹嚴實的女性要多於其他地方。在這個托缽僧的故鄉，傳統得以更多的保留，我才能看到身穿白色長裙戴著高筒的紅色帽子的托缽僧旋轉起舞，這些男性舞者不停旋轉的角度和手動的姿勢，還有表情不一的神態。他們被做成了可按個人喜好去挑選的旅遊紀念品，在各地市場都能看到。

麥夫魯特十二歲來到伊斯坦布爾，在街頭賣缽扎。我曾在穿民族盛裝戴著紅色高筒帽的小販手裡買過蘋果茶，而缽扎街上已很少看見，據說這種用麥芽發酵的傳統飲品在夏天極易變質，口感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不像果香味很濃的蘋果茶很容易地被我接受了，在各家紅茶店裡喝了再喝。帕慕克說他與麥夫魯特是無比貼近、契合的，儘管兩人在身份、地位、文化素養方面都相差懸殊，但帕慕克喜歡麥夫魯特對萬物的繾綣之情，還有浪漫的想象力。借麥夫魯特的視角，帕慕克努力講述著伊斯坦布爾四十多年裡的城市變遷，舊的建築被拆毀，然後是不斷地拆了建，建了拆。麥夫魯特覺得他以往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份，他對過去的回憶都丟失了。唯有他賣的缽扎，雖然已沒有多少人會買，但還是決定一直賣下去。從外省來的麥夫魯特沒有對伊斯坦布爾過去的記憶和留戀，他不懷舊。而我作為外來的過客，也沒有對過去的感性記憶。伊斯坦布爾是一個讓我產生許多新奇感的城市，當然我更喜歡的是有著古老歷史感的伊斯坦布爾，它充分地滿足了我對逝去的歷史文明的懷舊情緒。這座曾是幾大世界帝國之都、烙有不同文化印記的城市，不僅讓我產生了要去了解這段歷史的興趣，而且也看到了一個傑出作家誕生的歷史緣由與文化現實。

叮噹車聲中轉身回望，一列輕軌電車正從身後駛近，色彩亮麗的紅色車頭在大清真寺的圓頂與尖塔的陰影中顯得格外扎眼。古老的帝國遺蹟和歲月斑駁的街道，與現代都市感十足的輕軌電車同框在一個街景畫面中，同入我鏡頭的還有街邊戴著阿拉伯頭巾被長袍包裹的老婦與身穿吊帶衣衫的時髦少女。這瞬間印象似乎在不經意之中以最具象的方式昭示著伊斯坦布爾駁雜的身份，古老與現代、傳統與時尚、東方與西方、亞洲與歐洲……所有這一切既對峙疏離，又圓融拼接。這一瞥，竟成為我對伊斯坦布爾抹不去的記憶。由這瞬間所生髮出來的感悟，在我對伊斯坦布爾的數天行走中，一點點地變得透徹與飽滿起來，也使得伊斯坦布爾成為我所喜歡的如耶路撒冷、布拉格、克拉科夫等世界名城中第一個想要重返的地方。

伊斯坦布爾是一座堆砌了無數戲劇性歷史的古老名城，在兩千多年的歲月長河中曾經有幾個影響了世界的強大帝國在此建都。公元323年它成為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曾經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羅馬帝國的東半部分，人稱東羅馬帝國，“只有啟蒙時代的學者們相對偏好將他們的根源歸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拒絕承認東部帝國的‘羅馬’之名，而是將之命名為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古代名稱”。西方歷史學家認為西方文明的繁榮有極大一部分都要歸功於這座城市，是拜占庭帝國拯救了西方文明，它在延續了十一個世紀後陷落。1453年它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都城，改名為伊斯坦布爾。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榮衰，這座舊日榮光不復的老城，至今留存著帝國雄風的遺蹟仍隨處可見。蘇丹阿赫邁特廣場原先是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時期的競技場，曾經可以容納十萬人，現在只剩下三座石碑與銅柱，還有一座噴泉。據說競技場的石頭被挪去建造藍色清真寺了，那些大理石曾經是競技場的座位。這讓我想起意大利羅馬的鬥獸場，也曾拆下大理石的石塊去修建聖彼得大教堂，不知道是因為鬥獸場已經殘破了才被拆，還是因為拆才變得殘破。離這不遠，是拜占庭帝國建於6世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褐紅色的立面，壯觀的穹頂。這座由安提繆斯（Anthemiush）和伊西多爾（Isidorus）設計建造的大教堂，是世界上公認的拜占庭建築的傑作，從金碧輝煌的建於中世紀的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到文藝復興全盛時期的聖彼得大教堂，在建築風格上都曾受到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影響。這座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建築奇蹟，從6世紀到現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保持著完好狀態的古建築，儘管它曾經歷了數次的地震與火災。大教堂雖然建造時期很早，但在它建成之後的一千多年裡，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直到16世紀初被西班牙塞維利亞主教堂超越。在我所見過的世界著名的大教堂中，沒有幾座穹頂能像聖索菲亞大教堂一樣巨大壯觀，一進去就會明白為什麼史書上說大教堂的建造，實現了東羅馬帝國國王查士丁尼的夢想。1453年5月29日，在大教堂穹頂下舉辦了近千年的聖餐會歸於寂靜，人物壁畫被粉刷覆蓋，馬賽克鑲嵌圖案被幾何圖案所遮掩，聖索菲亞大教堂被改造成安亞索菲亞清真寺，添加了四柱尖頂的宣禮塔，穹頂之下的柱頭上掛上了六個墨綠底色的巨大圓形掛牌，用金色的阿拉伯書法寫著真主安拉、先知穆罕默德、早期哈里發及穆罕默德兩位孫兒的名字。與大教堂命運相同的還有卡瑞耶博物館，它的彩色馬賽克鑲嵌的壁畫非常珍貴，也曾被覆蓋改作清真寺使用。出門走不遠就是地下水宮，是當年東羅馬帝國為了給城市提供水源，也為了防範被外敵圍困所修建的蓄水池。支撐著磚砌的巨大拱頂的336根高9米的科林斯式的石柱，都是從分佈在安那託利亞不同區域的神殿中搬運過來的。水宮儲水量達十萬噸之多，由瓦倫斯（Valens）國王修建的城市高架水渠，現今還保留有九百多米，乘車在路上就能看見。

到此，我已經看過了拜占庭帝國在這座古都漫長曆史中留存的主要遺蹟。在伊斯坦布爾至今仍然能看到破敗而屹立不倒的君士坦丁堡的城牆，有兩次我從舊城城牆的殘垣間穿過，不由得會想，到底是因哪段城牆的豁口造成了拜占庭帝國悲壯的結局。這道大致有12.5英里的城牆曾經在數個世紀成功地將進攻者拒之城外，從圖冊上看狄奧多西城牆的構建分為幾道，設計複雜而又周全細密，如史書所評價凝聚了火藥時代之前希臘與羅馬時期關於城防軍事工程的全部智慧，但卻敗於奧斯曼大軍的火炮轟擊，而這火藥正是東方古國中國的發明。由匈牙利人烏爾班鑄造的巨型火炮改變了帝國的命運，轟擊，修復，再轟擊，再修復。持續兩個月後，終於使一段城牆轟然坍塌。城破，君士坦丁十一世拋下自己的皇權節杖，力戰至死。“他同樣名為君士坦丁，有一位名為海倫娜的母親，在國家危亡的時刻，他當之無愧能夠與查士丁尼大帝比肩”。在延續了1123年又十八天之後，拜占庭帝國的歷史終於畫上了句號。

“在攻佔了君士坦丁堡之後，年僅21歲的征服者穆罕默德騎著他的白色戰馬，進入了這座宏偉的城市。”“這位征服者入主君士坦丁堡後的第一個舉動便是摧毀了查士丁尼皇帝的巨型雕像，這座雕像曾經佔據了聖索菲亞大教堂前廣場的巨大空間。”我在路邊買了本土耳其出版的旅遊書，上面說要感謝年輕寬容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是他才使得聖索菲亞大教堂得以完好地保存。在土耳其電影《征服1453》中有這樣的場景，蘇丹走進了聖索菲亞大教堂，抱起一個金髮嬰兒對曾經的君士坦丁堡的子民表示，從今而後，我們同屬一國，共享財富，你們信仰自由。但我在幾部不同國籍的歷史學家所著的史書中都讀到了破城後的屠殺，也包括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裡的流血。其實作為東羅馬帝國舊有屬地的新主人，並自詡為羅馬的愷撒大帝的蘇丹，聖索菲亞大教堂應該算是他繼承的東羅馬帝國最值得炫耀的財產，這座查士丁尼大帝投入了一萬名工匠建造的美輪美奐的建築，仍然可用以誇示新帝國的權力與財富。很快在入城第二天，也有說是在第一天晚些時候，他就宣佈將它改建為清真寺，在“巨大的木盾上懸掛著《古蘭經》詩篇，在牆上的恰當角度也打通了米哈拉布（壁龕）”，繼而加蓋四座宣禮塔。而對前朝皇帝的宮殿，他卻徹底地遺棄了，另行建造了自己的王宮，一座是入城主門附近的七層塔城堡，另一處在現在的伊斯坦布爾大學區，但不久他就厭倦了，又開始建造新的宮殿託普卡帕皇宮。

託普卡帕皇宮是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在長達四個世紀的漫長曆史中，一直統治著亞、歐、非三塊大陸。皇宮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馬爾馬拉海的銜接處狹小的半島上，佔地面積很大，各個部分是由各代蘇丹在不同時期建造，延綿了幾個世紀完成，所以沒有統一的建築風格。託普卡帕皇宮有很多精美絕倫的藝術品，著名的86克拉的Kasikci鑽石，鑲嵌著彩色寶石的各種用品，牆壁、廊柱、天庭色彩豔麗，體現出阿拉伯細密繁複的裝飾風格。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坐落著幾座從前屬於奧斯曼王朝的皇宮，尤其是多莫巴切宮很是顯眼，屬於奧斯曼帝國晚期的建築，有些歐化的巴洛克風格，鎮宮之寶是盞巨大的重四噸多的歐洲水晶吊燈，還有些繪畫珍品。

在伊斯坦布爾，最能體現奧斯曼民族特色和建築風格的是清真寺。在城市的天際線上不論白天還是晚上，最醒目的便是清真寺的圓頂和高聳的宣禮塔，並且在不同時段會準點從宣禮塔上傳來做禮拜的呼喚。全城有四百五十多座清真寺，海邊、街旁都可以看到，但遊客常去的也就是兩三個。依地勢而顯得格外宏偉的蘇萊曼尼清真寺那巨大的銀色的圓形拱頂，穿越了五個世紀的興衰仍在陽光下反射著眩目的亮光。不論是從被稱為“歷史的半島”的舊城街區去遠觀近看，或是乘船從海上進入金角灣，蘇萊曼尼清真寺的巨大穹隆和四柱像要刺破天幕的尖頂的宣禮塔，都不受遮擋地在藍天之下海灣之上呈現出它的全貌，成為觀光客喜歡拍攝的地標式的景觀。這個坐落在伊斯坦布爾宗教教區中心，始建於16世紀中葉的清真寺，由世界歷史上著名的建築大師希南設計建造，堪稱是古典奧斯曼風格的建築典範。尤其是用純錫打造的巨形拱頂最抓人眼目，蘇萊曼尼清真寺具有極高建築和藝術價值，其內部裝飾和彩色的玻璃窗美輪美奐，被譽為伊斯坦布爾最美的清真寺，而且也是伊斯坦布爾清真寺建築的鼻祖。享有盛譽的是藍色清真寺，這是伊斯坦布爾最重要的標誌性建築。它原本叫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因為內牆用了兩萬多塊伊茲尼克藍、白兩色瓷磚裝飾而得名藍色清真寺，這是希南的學生嘗試超越他的老師而創造出的傑作。藍色清真寺的名氣大，是因為它有六座尖頂的宣禮塔，與聖地麥加清真寺規格一樣達到了最高級別。耶尼清真寺遊客去的也比較多，而且不受時間的限制，全天開放。晚上各大清真寺的宣禮塔的塔身，還有外部輪廓都被黃色的景觀燈照亮，十分醒目壯觀。來過伊斯坦布爾的遊客，幾乎都不吝惜對它的讚美，尤其喜歡充滿了歷史感的破敗的老城區。但這種讚譽，正像帕慕克說的，“只有不住在這裡的人有權對伊斯坦布爾的美大加頌揚，而且不無內疚”，“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時候，感興趣的是異國情調或美景”。其實我也知道走出老城區，伊斯坦布爾跟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面臨的問題一樣，堵車、汙染、經濟衰退、市場不景氣，還有社會撕裂的動盪。我在三五天後會帶著對伊斯坦布爾最美好的印象離開，而對當地人來說，則是“美景之美，在其憂傷”，“沉浸於城市與博斯普魯斯之美，就等於想起自己悲慘的生活和往昔的風光，兩者差距甚遠”。

漫遊於城市的古蹟中，如同在滔滔而去的歲月之流中逆行而上，從奧斯曼帝國，上溯到拜占庭帝國，世界上沒有哪座城市像伊斯坦布爾這樣曾做過幾大帝國的都城，也沒有哪個城市像它一樣歷史構成如此複雜，不論是宗教、文化、歷史，還是建築、族群等等。先後成為城市正統的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習俗和建築，再看眼前這些古蹟，羅馬人修建了聖索菲亞大教堂和瓦倫斯水道橋，奧斯曼人蓋了蘇萊曼尼和藍色清真寺，希臘人造了美麗的少女塔，熱那亞人興建了高高的加拉太塔。也正因此，這座城市才顯得歷史層次豐富，文化屬性多元化，也更具有包容性，在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穹頂下有伊斯蘭教的裝飾，在街市上既有用聖索菲亞、卡瑞耶大教堂的基督和聖母像做成的紀念品，也有純粹土耳其風格的玻璃燈、辟邪的藍眼、托缽僧人偶等。聖索菲亞大教堂，是拜占庭黃金時代的象徵，延續千年帝國的昌盛。蘇萊曼尼清真寺，由強大的蘇萊曼一世為自己建造，奧斯曼帝國的勢力在他統治的時代達到巔峰，隨後百年更是奧斯曼帝國的鼎盛時代，四處征戰，征服塞爾維亞、雅典、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敘利亞、埃及、貝爾格萊德、塞浦路斯、巴格達等，成為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強大帝國。這種複合疊加的文化、宗教，這樣的征戰、流血、殺戮、興盛、衰落的歷史，註定會給這座城市子民內在的精神氣質上留下印記。作為伊斯坦布爾人，生命中流淌著祖先遙遠時代的血液，與當下沉重而綿長的失落心緒糅合在一起，自然會形成一種沉鬱的“呼愁”。這種複雜、沉重的歷史負載，幾乎是宿命般地定性了帕慕克的個性、思想與寫作的旨趣，也足以說明或是印證帕慕克之所以會成為世界級作家的歷史緣由，這座城市的“呼愁”，在帕慕克那裡演繹出征服了世界的文學，也吸引了世界對伊斯坦布爾的關注。相信這在讀過帕慕克的讀者那裡會得到確認，讀了帕慕克，你就熟悉了伊斯坦布爾;熟悉了伊斯坦布爾，你也就真正地讀懂了帕慕克。

其實在古老帝國遺留的古蹟中穿梭行走時，就已經有一種感傷的情緒開始包圍我，曾經無比強大的帝國，載於史冊的前世榮光，都湮沒在歷史的廢墟中，所有的一切都逝水東去，眼前看到的只是物是人非。破敗的舊城街區，滿牆的塗鴉，塵俗的困頓背景，動盪的政治格局，都可以讓人體悟到帕慕克所感受到的“呼愁”，這種“呼愁”，正是源於伊斯坦布爾在歷史與當下，傳統與現代失衡中產生的現代哀愁，源於在東方與西方的較量中奧斯曼文明的衰落和自我身份的迷失，源於土耳其人也包括伊斯坦布爾人在追尋西方文明和現代化過程中試圖抹掉近百年的衰敗、擺脫落後的痛苦記憶。處在歐亞兩塊大陸的伊斯坦布爾追求西化的步伐未能趕上西方，國父凱末爾為堅持西化和世俗化的改革遷都安卡拉，使得伊斯坦布爾又增添了中心旁落的“呼愁”。所以，帕慕克小說表現的不是個人的“呼愁”，而是伊斯坦布爾人面對巨大的歷史失落感而產生的一種普遍的情感，他“試著解釋的是伊斯坦布爾整個城市的呼愁”。就像他小說中那些詩性的語言：“隆冬之晨，當陽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魯斯海，微微的水霧從海面升起時，你幾乎觸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幾乎看得見它像一層薄膜覆蓋著居民與景觀。”

帕慕克說從他家的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橫跨亞歐大陸的博斯普魯斯大橋，他還說過從他家另一面能看到託普卡帕皇宮，這對帕慕克的寫作姿態真是一個具象的寫照。面對託普卡帕老皇宮，猶如面對著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的歷史，而博斯普魯斯大橋，更確切地說是博斯普魯斯海峽，卻象徵著一種開放和走向世界的自由，就像他在少年時代數著駛向黑海、或是進入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各國的大船一樣，對外面世界充滿了渴望。的確，在小說內容的構架上，帕慕克始終持有著一種東方式的文學思維，非常土耳其化，如他說的“從本質上講，我關心我的土耳其主題，我的土耳其人民，或者說土耳其的舊文本。不過我也很高興全世界的其他人能夠在我的小說中享受到閱讀土耳其的樂趣”。他的主要作品，幾乎都充滿了對舊往的回憶，《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最為典型，“感受這種‘呼愁’等於觀看一幕幕景象，喚起回憶，城市本身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呼愁’的本質。我所說的是太陽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後街街燈下提著塑料袋回家的父親們。隆冬停泊在廢棄渡口的博斯普魯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員擦洗甲板，一隻手提水桶，一隻眼看著遠處的黑白電視……於是，若想知道主人公的故事並分擔他的憂傷，似乎只需看那風景”。歷史上盛極一時的伊斯坦布爾，而今卻變得如此衰落，在回憶中成為“呼愁”的寫照，傳達出無盡的傷感與哀愁。

梳理一下帕慕克小說的故事情節，也包括人物的姓氏和名字，其實都有相關土耳其的隱喻意義。《純真博物館》的凱末爾，與土耳其國父同名。《新人生》中男主人公叫奧斯曼，女主人公是嘉娜，音譯“天堂”，實際是一個精神的隱喻。嘉娜是奧斯曼愛戀的人，也是奧斯曼追尋新的人生的象徵。《黑書》中的卡利普和耶拉，一個是奧斯曼蘇菲神秘主義詩人謝赫·卡利普的名字，而“耶拉”是波斯蘇菲神秘主義詩人魯米的名字。兩人同姓“撒力克”，意思是“奔波在尋求之路上的蘇菲修行者”，兩人的姓氏與名字就隱喻了小說的主題。還有“奧斯曼”，名字本身就隱喻了奧斯曼文明，成為傳統土耳其文化的象徵。《我的名字叫紅》中的土耳其細密畫大師奧斯曼，不願看到土耳其繪畫傳統遭受西方繪畫風格的侵襲而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表現了東西方兩種文明之間的激烈衝突。《我腦袋裡的怪東西》中的缽扎，一種快要消失的從古老的奧斯曼時代傳承下來的傳統飲品，作為懷舊的象徵物已經具有了一種文化意義，在小說結尾有兩句富含意蘊的話，“別放棄，賣缽扎的。別說在這些塔樓、混凝土當中有誰會買。你要一直賣下去。”“我會永遠賣下去的。”這裡不論是賣或是買缽扎，都成為一種對土耳其傳統的守護。在《白色城堡》中，被俘的威尼斯學者“我”與霍加分別隱喻了西方與東方，他們愈來愈相象，最後互換了身份，霍加去了西方，這種身份的互換，似乎在預示著東西方文明交融共存的可能性。帕慕克幾乎在每部小說中的故事和人物身上發掘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錯，他的小說更像是文學寓言。因為他明白，“土耳其必須要創造自己文化的現代版本，甚至要創造自己的身份”。必須對過去舊的東西進行改造和重寫，讓它變得更現代，讓過去變得更浪漫。很慶幸，從帕慕克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兩種風景，一邊是古老帝國輝煌的歷史，它的衰敗令人憂鬱傷感;另一邊是通向世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它帶來了自由和開放的風的力量。

帕慕克藉助於文字、修辭和敘事形式所表現還原的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不單是孤獨者的憂傷，而是千百萬人心中所共有的憂鬱情結，承載了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駁雜的歷史與多種文化碰撞匯聚的厚重底蘊，也“是當地的有識之士的一種思想狀態，對自己文明的既肯定又否定，對自己歷史的一種痛苦的親歷方式”。但這恰恰對於一個城市的文化，對於一個城市的藝術，對於一個作家的創造力無比重要。帕慕克在對城市的回憶中敘寫著伊斯坦布爾的“呼愁”，而從這種“呼愁”的寫照和本質中，透達出的是歷史的長度、知識的厚度、經驗的密度和思考的深度，尤其是在敘事表達上體現出的創意的力度，又將西方的小說敘事技巧在融入東方元素後向前推進了一步。因此，這種“呼愁”的書寫，帶給我們的就不是一種消極的憂傷，相反，我們會從中獲得一種歷史的力量、文化和文學的力量。

在離開伊斯坦布爾時，我對這個城市已經有了以往所從未有過的感悟與理解，但也只是局部，僅限於自己所愛，遊走於帝國的遺蹟之間，對其文化仍不究精義。應該感謝帕慕克，正是他對伊斯坦布爾“呼愁”的書寫，讓我比單純地行走更容易地抵近了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的靈魂，也因為他的作品，讓我更有了喜歡這座城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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