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日本京都舉辦“仁澤無疆——中日著名書法家作品邀請展”期間，中國書協顧問、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際藝術交流院院長言恭達與日本全國美展常務理事、日本書藝院理事長杭迫柏樹進行了書法文化上的交流對話。

書法見證了中日文化交流歷史

言恭達（以下簡稱言）：非常高興，在日本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京都和杭迫柏樹先生來進行書藝對話交流。我們今天交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就是從書法藝術本體精神高度，從歷史與當前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來看待中日兩國關係，這是因為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兩國書法藝術的交流通過漢字的傳播，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了。現在可以看到在日本出土的東漢時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就是兩國較早建立交流關係的實證。西晉太康年間的百濟人王仁，他帶著《論語》和《千字文》去到了日本，開始把中國文化傳播到日本。真正書法藝術的交流，應該是在隋唐時代，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僅帶回去書法，而且把中國文化帶到日本，尤其在盛唐時代，也就是日本聖武天皇的天平文化興盛期。中國國內崇尚流行王羲之書法，來中國學習的僧人、遣唐使們也將“二王”書風帶到了日本，日本掀起了學習王羲之書法的熱潮。我注意到，按照歷史記載，日本最早的歌集《萬葉集》中就有將“羲之”二字，讀作“手師”，說明是書法老師了。在平安時代，日本書法史中最為著名的當屬“三筆三跡”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與後來的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筆三跡”均宗王羲之書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從唐代開始，日本已經按照從中國帶來的文化和書法藝術，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習性進行改良，整理研究後確立了假名文字和假名書法，開日本書法之先河。宋元時期，黃庭堅的書法對日本的影響比較大，因為此時日本文化審美從秀美轉向剛健、豪放。明末到清代中期260多年間，日本朝野開始推行儒教，漢詩文也形成了整個日本從民間到官方的流行熱潮。道光年間，中國的金石學和碑學已經影響了整個中華大地。在此情勢下，我國著名的金石學書家、道光年間清政府派到日本大使館的秘書楊守敬，把漢魏六朝晉唐碑帖一萬三千多冊的資料帶到了日本，在日本掀起了“金石學”熱，改變了日本從唐代開始的單一的書法傳承。原來單純地學習“二王”，變成學習碑版和金石，包括北魏造像的一些書風，共同融合變成今天日本書法的多元風貌。但是不管怎麼樣，日本和中國的書法藝術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我們需要在這個基礎上互相認知和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要互信與互動。這個互動也構成了這幾十年來中日兩國書法藝術的交流。我們今天談書法，不是單純地談書法藝術，更重要的是推動我們兩國人民的友好交流，使中日兩國永遠和平發展，也推動世界的和平發展。

杭迫柏樹（以下簡稱杭）：日本文化和日本的歷史是相重疊的，日本的歷史某種意義上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對於日本來說，最大的收穫是從中國傳來了文字，讓我們學到了文字。剛才您也談到了文字最早是由《論語》和《千字文》逐漸展開來的。在 4 世紀的時候，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時代，當時中國誕生了王羲之這個偉大的書法家，後來通過遣隋使、遣唐使將古中國的書法和藝術帶到了日本。我記得在我們日本《萬葉集》的著作裡有手師，也就是您剛剛講到的手師這一寫法，它的意思也就是王羲之的羲之。可以說王羲之的書法對日本來說是有絕對的影響的。再晚一個時代，到了平安時代，這個時代受到了中國唐代的文化影響比較深。到了鎌倉時代主要受宋代的影響很大。因為我是搞書法的，對王羲之的書法和文字的美我是非常感動的，而且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覺得一旦書法的歷史形成了之後，也許它在形式上會留下一些典型的印象，這點我對王羲之書法的形式和意韻看得比較多一些，注重得比較多一些。

言：我知道杭迫先生在日本是享有盛名的研究王羲之書法的專家。您編寫的《王羲之書法字典》很早就傳到我們中國來了。

杭：到了後來我對宋代蘇東坡、米芾是非常感興趣的，也非常喜歡。在明治時期，當時有很多石碑、碑學進入到了日本，當時也比較盛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從書法上開始了新的時代，日本的日展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當時日展受到明末書風的影響比較大一些。到了現在，我覺得目前我們日本的書法到了一個需要反省的時代。在這個特別的時期，言先生帶來了中日名家書法展，並且還舉辦了三千年漢字文物展，這對我們是一個推進。它可以提醒我們重新反思，真正去理解書法的思想和意義，重新回到原點，站在最初的基礎上來考慮和研究學習書法和文化。

言：我感到，不但日本書壇需要反省，中國當代書壇也需要反省。那麼反省什麼呢？我想，反省反思的根本意義，在於要將書法藝術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國書法從遣隋使，尤其遣唐使傳到日本，在平安時期已經出現了日本的“三筆三跡”，日本的書家將中國文化拿過去以後和日本民族的本土人文與生活以及審美心理結合，創變而形成新的日本書風。在清代，楊守敬到達日本傳播了中華的碑學文化，“金石學”在日本書壇又起了一個重要的推動作用。從1868年開始，日本的明治維新已經開始轉向向西方學習，但它沒有丟棄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書法藝術方面的交流。每一個時代在日本地域上都有書風的變化或者說是創造，中國同樣是這樣。通過半個世紀的書法藝術的探索與實踐，我們需要對書法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就是書法藝術的核心價值是什麼的問題。

用“道”來涵養書法

言：剛才引出了第二個話題，就是書法藝術的核心價值，它的道德精神。我和杭迫先生這半個世紀的藝術探索，可看成是一種自然生命的體驗，這種體驗讓我們共同認識到：書法是養出來的、修出來的。漢字活著，文化就活著，書法就活著。中國書法藝術的核心價值就是古人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思以其道而易天下”。這裡思想、精神、信仰構成了“道”的內涵。而中國書法的背後，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和精神特色。孔子要求君子“志於道 ，據於德 ，依於仁 ，遊於藝 ”。 對“道”的追求無疑是中華傳統文化最具特色的價值取向，從而形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品質。中華文化講究明心見性，修身、齊家、正德、養心，通 過 自 我 的 修 煉 來 達 到 精 神 的 豐滿。書法，是一個人一生的修煉。我三次去黃帝陵，黃帝陵上有一塊匾，叫“人文始祖”。我經常在想：什麼是人文？首先是人，人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真正成為人？第二是文，通過什麼樣的形式來完成人性的陶冶和完善？中國人理想的人性是“仁”，昇華出民族“道”的精神。中國人的“文”是“禮”，中國古人是以“禮”來實現為“仁”服務的。在這一點上，我想中國書法藝術它的內質是通過思想情感的寄託，完成一個書家對人類原始生命和自我生命的雙重感悟。這裡絕不是單一的技法訓練，它完全是一個人的生命體驗。

杭：我個人認為一個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它的文化、風俗習慣各方面都是有關係的。我們兩國同樣處在東亞地區，但是兩國在審美和認知上還是有很大區別。以書法為例，中國好像是以直線開始進入學習書法，這是基礎。日本是以草書的那種曲線開始進入，這樣形成了日文的假名。也許受這些影響，所以兩國在審美各方面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我個人有一些小小的疑問，一直是我想請教的：日本有很多僧侶曾經到中國去學習，然後把中國的文化帶回了日本，這些往來都是眾所周知的，如此眾多的僧人和留學生去學習然後又帶回文化，但是為什麼沒有把中國的科舉制度帶過來，這個我一直不可思議，不知道言先生您對此有什麼見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日本在明治初期，因為同時有鎖國政策的影響，當時一部分人有接受西洋文化的，也有推崇東方文化的。在這裡，當時日本有一部分人認為書法不是藝術，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位叫小山的先生。而另外一派以岡倉為代表的，他認為書法應該是作為藝術門類的。當時他們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了今天還沒有得到結論，所以目前日本大學或者美術學院裡是不設書法這個專業的，這一點對我來說是人生一個遺憾。我知道中國的大學裡有書法專業，所以通過這次交流，很希望言先生能夠為我們日本的書法篆刻開設藝術專業這方面起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希望日本大學裡今後也能夠設置書法專業。

言：剛才您提的兩個問題非常有趣。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剛才回顧到兩國的歷史交往首先是文化，包括書法藝術。這種互動交流也形成了兩國人民友誼的傳承。然而，如您講的，由於中日兩國民族精神、生活習性和生存方式存在較大的差異，遣唐使帶回中國的漢語、漢字和漢字藝術書法，包括佛經、造像等，但沒有帶回中國的科舉制度，我們知道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從隋代開始的，這個科舉制度憑藉中國的政體，以一種民族的道統精神與訴求來進行國家機器的運作包括各級人才的選拔，它顯示了適合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農耕文明和宗法社會為特色的中華民族“內足文明”的生存環境，即適合於我們今天講的國情，但它不一定適合日本。日本主要地域臨海，發展有限，海洋與農耕並舉的生存形態不能排除民族的擴張性。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治國理政制度由他的國情決定。國情不同，選擇制度和管理方式也不會相同。我們中華民族經過百年艱苦奮鬥，現在已找到了解決自己國家發展和人民富裕的一條路，找到了一種規律，一種人民生存狀態中積極向上的“道”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民族精神。比如仁義、誠信、敬業、奉獻、寬容、擔當等。一個民族要維護好自己的尊嚴，首先要對它的人民進行優秀的道統教育，以德為先，通過“道”來引領，同時對世界也要有道義，所謂“道義”就是利他，而不是單純利己。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你要利己同時要利他，這也就是今天我們國家說的雙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體的核心就是“道”的一種精神，這是傳統文化進入到今天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種理念。第二個問題是目前日本的大學當中有美術課，卻沒有把書法作為其中的學科。我們在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主要是將蘇聯的藝術教學的理念與體系引進來。當時潘天壽力主在高等藝術教育中要有書法教程，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大專院校的藝術學科中書法已普遍設立起來，至今已有近百所高校有書法學科建設，書法已上升為二級學科。因此，現在一方面我們普遍推行恢復中小學書法教育，另一方面，加強高等藝術教育中書法學科的建設。可能，我們兩個國家傳統教育理念不同，對書法藝術的認知也有不同。目前中國大陸對書法這麼重視，因為中國書法藝術中有一個基本精神。這就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達“極高明”，這是《禮記》中所說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 大 而 盡 精 微 ，極 高 明 而 道 中庸”。因此，中國書法藝術中庸也好、高明也好、德性也好，最終，反映在一個體現中華文化核心的“仁”，也就是這一次展覽主題“ 仁澤無疆 ”的“仁”。這個“仁”是中華民族精神最寶貴最核心的價值體系，深化了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精神。真正要做到“愛人”。所謂愛人就是要給予，要奉獻，要和諧。這種精神貫穿在我們從少兒一直到成人的書法學習過程中，這不僅是技法教學，更重要的是一種道德教育、精神教育。

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精神主義一邊倒，當時把所有文化都加上道，比方說：書道、劍道、茶道、花道。在初期覺得是正確的，經過一段時間明治維新之後，就覺得這個有點過激。之後也有不同的意見和分歧，覺得應該反省這件事情。所謂反省，不是說前面的文化立馬要去反對，比如說加“道”。在日本做反省的同時，就馬上會把這個改掉，而不是把它長遠地追溯到歷史的緣由去考慮提法中的問題，卻是馬上把此前的問題推翻了。比方說現在書法把日展裡以前稱的書道這個“道”去掉了，不允許加這個字，以單字來表現。追溯時代的那種“道”，我覺得應該給它一個新的含義，就是正確的“道”。正像您說的那樣，我們應該追求人性的道義。所以，我想在我這個時代或者在今後把這個新的概念——“道”的概念重新加入到書法裡。

言：如果說我用“人性的覺醒”您是不是同意？“道”關鍵是一種人文精神的提升和弘揚。人人都應該把這個作為一生追求與目標。作為中日書法藝術家，我們一方面要提升技藝和境界，從而完成一 時代的文化創造。另一個方面，我們都必須擁有一種社會責任，以藝術的力量，推動中日兩國的和平發展。

（本文發表於《中國藝術報》2018年1月29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