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雅与母亲的照片。（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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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王凤雅事件”迎来反转。
河南省太康县警方及水滴筹平台等多方介入后的调查结果为：小凤雅之母杨美琴通过水滴筹等平台筹集的善款合计3.8万元，并非一些志愿者所指15万元，结余1301元已由小凤雅爷爷转捐出去；小凤雅弟弟赴京治疗和复查兔唇的费用系李亚鹏、王菲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承担，没要家属掏半文钱。一些志愿者指摘的杨美琴诈捐——重男轻女挪用善款治弟弟，对小凤雅消极治疗放任死亡的情况，压根子虚乌有，并不存在。
反转不奇怪。第一，虎毒且不食子，身为人母放任女儿死亡的概率有多大？整件事情这不显得很蹊跷吗？第二，家属刚遭遇丧女之痛，加以痛诋合适吗？是否面临伦理困境？第三，指斥诈捐、挪用善款，难道不是一项严重的道德指控吗？第四，更有微信公众号作者措辞犀利，直斥杨美琴故意杀人，难道这不是一项极其严厉的指控吗？但凡心有敬畏，对这四点中的任何一点存有疑虑，相信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志愿者，或者爱心人士，都该秉持相当审慎的态度。
质疑诈捐并非不可以；但是，需有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得拿事实，拿证据说话。可这些志愿者、“爱心人士”，却是满脑子的想当然，光凭臆测就发起“倒杨风潮”，血口喷人。知名的微信公众号冲锋在前；一众网友跟风在后，局面遂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最终，就是被冰冷的反转打脸。这又何异于在小凤雅家属血淋淋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这些志愿者、“爱心人士”及起哄网友的思维判断能力，以及道德素养、法律意识，真是令人堪忧。
而要追根溯源到家属和志愿者的产生裂痕之始，则源于一些志愿者的哄骗。顾虑家属不把小凤雅送到大医院医治，这些志愿者就哄骗家属，说是北京的大医院已经给联系好了，住院手续都办好了，只差人过去。结果家属把小凤雅带去北京后，却发现这些志愿者开的是空头支票，连挂个号都难，也就不再信任。
志愿者想帮小凤雅，初衷固然不错；但又怎能行事不择手段？小凤雅离京后，受制于经济因素、医生病情诊断等多种因素，就给留在太康县基层医疗机构进行保守治疗，志愿者再想劝说把小凤雅送去京沪大医院，家属自然会觉得上过一次当不想再上第二次，不愿意让小凤雅受折腾，双方由此就不欢而散，裂痕扩大，误解加深……
家属受制于经济窘迫伸手向社会求助，并不意味就低人一等。其人格尊严必须予以尊重。一些志愿者虽出于助人目的，但又怎能失却平等待人、开诚布公之心，而打着慈善的旗号，站到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就高高在上，忘乎所以，为所欲为？这只能说是一种霸凌行为。包括一些“爱心大V”无凭无据就指人诈捐，发起“倒杨风潮”，同样当作如是观。这只能让行善，异化为作恶。
由个人求助引发的一地鸡毛风波，近年屡有发生。论诈捐或疑似诈捐，有广西隆林县“杨六斤事件”、深圳市“罗尔事件”、安徽利辛县“狗咬人诈捐事件”之类；而这回，则又相反，趋另一极端：一众志愿者、“爱心人士”，把没诈捐的，诬成诈捐的，在经历丧女之痛的家属心头插刀子。不是这边做过了头，就是那边做过了头。又如何避免这般行善异化为作恶事件的上演？
我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才有公募资质；但并不限制个人自发求助的权利。
小凤雅家属通过水滴筹平台等发起求助，爱心人士的赠与善款，权属是归于小凤雅的。不过，由于求助有特定事由——为给小凤雅治眼癌，善款就需要将约定用途，收支、使用、结余情况向社会公布，对捐赠者负责，接受公众监督。
由于求助者本身是利害关联方，而人性有善恶，光指望求助者自觉接受监督，未必靠得住。水滴筹等平台固然设有善款可追溯机制，但要其调配人力资源全程跟进善款使用情况，恐怕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不妨尝试建立这样的机制：对于接收善款金额达一定标准的求助者，由水滴筹之类平台，在助力其求助同时，联系(或招募)其所在地的专业性公益慈善组织，甚至民政部门，派专业人员跟进诊疗过程，既对善款使用起到监督、见证作用，同时也对求助者提供专业指导、帮助。
这样，就可既有效避免诈捐事件的上演；同时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误会等因素，志愿者或“爱心人士”误伤求助者，令求助者蒙受不白之冤的情况发生。
此外，一些志愿者、“爱心人士”，确实也亟需提升自身道德修为和法律素养，做到尊重求助者，对求助者坦诚相待，做事有分寸，质疑有依据，以免把好端端的行善，给生生异化成作恶、造孽。
(作者系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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