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云南的外地人或许都听说过“云南十八怪”的顺口溜，虽然十八怪的内容不尽相同，但这个地处西南边陲的多民族省份，在习俗上确实与中国内地的其它地方有着明显的差异，也可以说给初到云南的外地人一种特殊的“文化震撼”。
1938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从1938年9月开始，日本飞机对昆明进行了不断的空袭，老城内频频被炸，警报声声，人心惶惶。相对于昆明老城的紧张气氛，二十多公里外的北郊龙泉镇还相对安全一些。
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原来从内地迁到昆明的学术机构陆续搬到了龙泉镇。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也来到了龙泉镇。龙泉镇没有比较大的建筑，史语所就分散在镇内各村办公。棕皮营的响应寺当时就成为史语所办公地与西文图书的场所。
龙泉镇的瓦窑村是中央地质调查所驻地，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北平历史研究所都搬迁到落索坡，北平研究院在黑龙潭，“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设在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也在麦地村安定下来。随着许多学术机构的迁入，一时之间，古老的龙泉镇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龙泉镇将近两年的时光里，文字语言学家石璋如先生利用闲暇时间，在龙泉镇周边的田间地头拍摄了四百多张黑白照片，记录了当年龙泉镇周边的乡村生活场景。
石璋如(1902～2004)，是中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之一。2004年，石璋如先生去世之后，这批老照片由他的儿子石磊先生整理了2年才得以公布于世。本文仅摘取了石磊先生编辑出版的《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中的部分照片进行展示，让我们重拾八十多年前昆明的那些乡土记忆。
龙泉镇主要村落示意图。
龙头村的南门门楼。
龙头村是昆明北郊有名的集市。
每到龙头村赶街子，附近村庄的村民都汇集到龙头街。
龙头街只有路的中央是铺石板，两侧是泥土路，手推车是主要的运输工具。
集市上卖柴火的摊位。当时龙头街，有菜市、猪市、米市、碗市、竹市等，各有其群聚的位置。
一户村民的全家福。
一位村民和他的四个孩子。孩子们都光着脚，衣服比较破旧。
一对母子在家里的合影。从衣着上看，这是一个殷实之家。
背小孩的妇女。云南乡村的妇女是用布条把孩子捆在背上，便于干农活或者做家务。
村里的小孩。那时的小孩大多数都是穿开裆裤，赤脚或穿布鞋。手上戴着手镯，脖子上戴着银项圈。
在集市上弹奏月琴的彝族村民。彝族的月琴又成为弦子，曲调丰富，弹奏手法多样，是云南彝族喜爱的传统乐器之一。
一个花灯戏班在村里唱戏。当地人叫做“唱灯”，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光。
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龙泉小学演出抗战话剧《热血忠魂》。
剧团演员们演出结束后在龙泉小学合影。
龙泉小学毕业班学生和老师的合影。
村民们在用锄头挖地。采收后的豆田，村民们把豆梗翻入土中作为肥料。
一个村民在用木制的水车扯水，灌溉地势较高的农田。
两个村民赶着水牛在犁田。
平整水田，准备插秧。
水牛是耕田的主要劳动力。
把秧苗一捆一捆的分开撒在水田里，等待下一步的插秧。
站在田埂上撒秧苗的村民。
用竹筐挑秧苗的汉子。
头顶烈日，在水田里插秧的妇女。那时男人主要负责犁田，平整水田，女人负责插秧。
用箩筐背麦子的妇女。
坐在田埂上吃午饭的妇女。春耕农忙季节，妇女们都带着小孩下地干活。
在盘龙江里淘洗麦子的妇女。
带着小孩在地里干农活的妇女。
用水牛拉石碾子在碾压收割回来的麦子。
陶器作坊。
椿粑粑（饵块）。
碗窑村。
铁匠铺。
手工刺绣。
编织草鞋。
编织草席。
修补瓷器的工匠。
乡村饵块作坊。
饵块作坊里泡米的大缸。
传统酿酒坊。
赶着猪仔来集市上卖的村民。
抱着小孩卖草鞋的妇女。
集市上卖花的老人。
乡村搬运工。
龙泉镇响应寺。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在龙泉镇进行了2年的研究工作。
云南人的各种方言给了这些北方来的学者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云南人所讲的话是西南官话，与四川、贵州大部分居民所讲的相同。所谓官话，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吏之间所讲的语言。
传统的中国有一种不在自己故乡做官的惯例，每个离开自己故土做官的人都不太可能熟悉他地的语言，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在官吏间流通的语言，这就是官话的由来。官话在不同地区发展的结果又形成了不同的支派，那就是西南官话、北方官话与下江(江淮)官话之间的分别。官话之间虽有差别,但也有其相似性。十八怪与西南官话同时在云南社会的存在就说明了云南社会的地域特性。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馆长办公室。图片中的人是图书馆长那廉君先生(1908-1997)。
石璋如先生和素贞族妹在龙泉镇的合影。 从1938年秋天迁到昆明龙泉镇，到1940年因中缅边境战争情势吃紧，历史语言研究所才奉命内迁至四川李庄。在龙泉镇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和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一道，在昆明度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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