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3 原創論文:《寫詩,已成為難題》

原創論文:《寫詩,已成為難題》


詩人為什麼寫詩“你為什麼寫詩?”多少年來,遇到許多人朝我發問,我無言。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理由,如“為了拯救人的精神”,“為了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傳承古老而輝煌的傳統”,還有“為這個非正義的世界立法” 不著邊際的堂皇的大話。這真是一個詩人寫詩最原始、最真實、最隱秘的動機嗎?我懷疑。它更多是一種辯護,辯護有時夾雜著虛偽的因素,浮誇的因素,它直接嘲弄了詩人最珍貴的素質——真誠。寫詩就是源於對詩的熱愛。熱愛是非理性的,它超越功利主義,惟有熱愛創造人間奇蹟,惟有熱愛塑造勇敢無畏的心靈,惟有熱愛和死的陰影抗衡,讓我們成為詩的獻身者和詩的捍衛者,詩的瘋狂的寫作者。在瘋狂的熱愛中你的詩必越寫越好。一個瘋狂的人,因他的瘋狂偉大;一個智慧的人,會因他的智慧而渺小。當然我不是說全部。不要拷問你為什麼寫作,它會窒息你寫詩的激情和慾望,取消你寫詩的價值和意義。它對於詩真正的創造,其實是有害的。真正的詩人:“生命不息,寫詩不止”。在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寫詩,在一個金錢至上的國度寫詩,在一片大眾的麻將聲中和卡啦OK的低吟淺唱中寫詩,詩人肯定是悲壯的,怪誕的,滑稽的。但對於一個被命運註定的詩人,這一切包圍他籠罩他影響他,而他最終不屑一顧並懷著隱秘而強大的自尊一意孤行!他不奢望在寫詩中獲得世俗意義上的價值——“無欲則剛”,讓這一切隨風飄去吧。“讀者的理解”、“文化的傳承”、“歷史的肯定”、“文學史的位置”,也是虛幻、空洞且無足輕重的。或只是一種阿Q式的自欺欺人。寫詩不可替代的價值就在寫詩這種特殊的個人化的行為裡。做到這一點,詩人才牢固地確立起信仰——對詩的信仰。他的精神王國不可征服。 

原創論文:《寫詩,已成為難題》​   形形色色的詩人詩人,詩人——詩人真是形形色色。有的詩人勤奮有餘才華不足,有的詩人才華有餘勤奮不足他二十年沒寫詩了,有的詩人墮落為小圈子搖旗吶喊的批評家,有的詩人轉變為每天為晨報晚報閒談鳥獸蟲魚的小品作家,有的詩人言必稱屈原但從未完整讀過《離騷》,有的詩人照相時也擺出大師的姿勢,有的詩人吞吃了七十隻蒼蠅然後痛飲青島啤酒,有的詩人說鬼話說神話就是不說人話,有的詩 人以為廢話就是詩,有的詩人名為病夫實則壯丁患上糖尿病,有的詩人激情澎湃讚美女詩人口水漣漣,有的詩人耳朵發生故障但仍能聽到田野上布穀鳥叫了叫了,有的詩人胖如楊玉環,有的詩人瘦如趙飛燕,有的詩人詩和他的詩論背道而馳,有的詩人被警察打掉一顆牙,有的詩人因中風把他吞吃恐龍蛋炮彈的櫻桃小嘴扭向黑暗的北方,有的詩人臥軌自殺被稱為“詩歌烈士” 金童玉女為他獻花獻紙錢,有的詩人靠幾首打油詩在作協混了一輩子,有的詩人一首打油詩也不寫自命為“不著文字盡得風流”,唉,此種風流乃下流,有的詩人長得像土匪其實有一顆柔軟的心,有的詩人真成為土匪浪蕩金三角,有的詩人把《詩刊》上發一首爛詩當為生命中輝煌時刻,有的詩人獲取魯迅文學獎無異於在魯迅頭上撒尿,有的詩人二十歲極其牛逼但沒能把牛逼堅持到五十歲,有的詩人騎自行車撞擊大卡車,有的詩人哥哥是一個詩人,有的詩人妹夫是一個詩人,有的詩人的二奶也是一個詩人崇拜徐志摩,有的詩人鑽進終南山種土豆,有的詩人爬上斷頭臺打鞦韆去了,一個詩人的另一重身份是賺了幾億的大老闆,有的詩人餓得只能吃自己的奶了,有的詩人佇立於天安門揮舞紅袖章八次檢閱紅衛兵 ,有的詩人與另一個詩人狼狽為奸,有的詩人與學者不共戴天,有的詩人每天訓練小豬天上飛,吼出口齒不清的最強音,有的詩人號稱詩仙,有的詩人號稱詩鬼,有的詩人號稱詩魔,有的詩人作為嫖客名垂千古,有的詩人以夢為馬四分五裂倒在山海關下,有的詩人壽命比烏龜更長——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詩人,詩人,各各不同的異類,花枝招展的妖精,噴雲吐霧的巫師,擔水砍柴的隱士……我以一個詩人的名義朝你們敬禮,但始終有一個疑問折磨著我睡不著覺——“你,你們寫詩是為了什麼?你,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所以,沒有什麼絕對的詩人形象,沒有固定的詩人氣質,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言:“存在先於本質”,詩千姿百態的存在永遠大於子無虛有的詩的本質。詩江湖闖蕩多少年,見識過多少奇形怪狀的各類詩人,真是萬紫千紅總是春,牛鬼蛇神齊出動!而這一切並不能決定他們寫出好詩,或寫出壞詩。 詩,憑藉自身的神奇之光照耀這暗淡的灰黑生活。詩人的強大力量顯現於自己的詩裡。離開作品,沒有作家;離開詩,沒有詩人。一滴水閃耀太陽的光輝。從詩之外的人格、修養、身份, 道德勇氣、生活方式,知識分子立場、民間等來評價一個詩人,不過是隔靴搔癢,仍是詩的門外漢而已。

原創論文:《寫詩,已成為難題》​詩人,成為你自己新詩內部存在危機,在古典詩歌的參照下,新詩在形式等方面的不完善乃是事實,對此應有深刻的、嚴肅的反省。但新詩的方向正確.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新經驗,它需要詩人給予新表達。如果我們活在唐朝,會像唐朝詩人那樣寫詩;唐朝詩人活在今天,他們也會像我們這樣寫詩。對20世紀初誕生的中國新詩的攻擊,一直伴隨新詩的發展。正是這些攻擊,從另一方面證明新詩的不容置疑的“革命性”及“獨立性”。在對新詩的攻擊中,活躍著兩類人。一種是所謂“新詩的叛徒”,他們本來是新詩的鼓吹者實踐者,後來因才華的枯竭或沒才華而反戈一擊,對新詩一筆抹殺。更多是詩歌上的復古主義者保守主義者,他們被唐詩宋詞的光芒刺痛了眼睛,看不到這光芒在明清之際的極度黯淡乃至熄滅,因此對新詩在歷史和詩學的雙重意義上都不能理解、不能認識,以一種非理性的、盲目的態度,一概排斥、一概仇恨、一概咒罵,有人甚至譁眾取寵稱新詩為“世紀之騙”,妄想拉中國詩歌回到根本無法回到的舊軌道上去。這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建立在無知的基礎上,不具備理論的意義。“成為你自己”,才是最高目標。也最困難重重 。否則, 寫上一輩子也是浪費生命。每種獨特的生活都孕育著一種詩。或者說,這不同生活乃是不同詩得以產生的深厚土壤。詩學上的矛盾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誰也不能主宰全部真理,誰也在“盲人摸象”,誰也不敢自詡為洞察了宇宙的奧秘。每個人,都可以為“生活”下定義。前提是:那是他的“一個人的生活”。除此之外,他就鞭長莫及了。你的眼睛,看不到我眼睛看到的;你的耳朵聽不到我耳朵聽到的。反過來也如此。每個人都在宿命的與生俱來的“侷限性”中生存。對此,他只能嘆息一聲,不,嘆息三聲!語言的力量是微弱的,每個人都活在自己觀念固若金湯的城堡中。聖人說服不了乞丐,烈士遭到叛徒嘲弄,妓女蔑視蘇格拉底。一個詩人,他必然在美學的意義上同別的詩人構成強有力對抗,否則他不能成為他自己。我們注意到不同詩人在精神上明顯的繼承延伸關係,更應該看到他們之間更深刻、更劇烈、也更永恆的疏離、斷裂以及叛逆關係。中國詩歌史上,陶淵明對抗屈原,李白對抗陶淵明,李賀韓愈又對抗李白。而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這種對抗精神更是激盪在當代詩人的心中。對抗李白、杜甫、蘇東坡們的輝煌寫作,是我們寫作的背景,是我們寫作的語境,是我們寫作的前提。同時我們還得對抗來自西方的傳統,我們之間也得互相對抗。所謂“傳統”本身就是不斷更新、不斷變異的結果。正是一個一代又一代的詩人們孜孜以求,探索著詩廣闊的可能性,我們才擁有了名篇疊出的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期。《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被屈原上天入地的浪漫主義激情突破,《古詩十九首》又將對人生和時間及痛苦的詠歎納入到精緻的五言,然後陶淵明慧眼發現了田園生活詩意,然後李白五杜甫各自以天才橫流的詩篇登上中國古典詩人的高峰…… 傳統的旺盛的活力乃是潛伏在內部的自我演化之中。因此,“五四”時期中國新詩的孕育,表面上看來是胡適“登高一呼”令一批老朽不可思議的產物,其實乃是出於詩歌內部規律的驅使。胡適正是以一個敏銳的文學革命家的膽量和氣魄,順應時代潮流,順應歷史呼喚,然後才有了新詩與舊詩的所謂“斷裂”,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西方詩歌的作用和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西方文學的各種觀念也紛湧而至,直接或間接塑造著詩人的表達方式。但所謂 “新詩的全盤西化”卻是一種極端片面的看法。它絕不是事實。我們不能不看到,新詩運動中一批優秀詩人正是通過融匯民族影響及外來影響才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作品也深入人心,並在擊破固有傳統的同時,締造了嶄新傳統:郭沫若《女神》激盪著惠特曼和莊子的雙重氣息,聞一多的《死水》的民族特徵異常明顯,艾青詩歌的時代性、民族性更是他受到讀者熱烈歡迎的主要之一。可能除了象徵主義的先驅李金髮之外,我們的詩人都深深置身於中國文化的土壤中,接受著也發揚光大著傳統。隨心所欲指責新詩“全盤西化”,“跟著洋人的屁股走”,態度是極其粗暴的,思維是極其片面的。不顧客觀事實而指手劃腳,陶醉於主觀幻象而大放厥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除了證明對新詩根深蒂固的偏見之外,又能證明什麼?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滲透、文化衝突、文化融合才使詩越出地域的界限,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尤其是近代、現代和當代,躺在本民族的文化遺產中抱殘守缺、固步自封是絕對狹隘的。魯迅的“拿來主義”並不是崇洋媚外,對外國文化的學習和利用,更是壯大民族文化的必需。我們學習外國,外國也在學習中國:魯迅小說受到尼采的啟示,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佩服得五體投地,博爾赫斯卡夫卡更把中國的傳說、神話當作寫作的素材,這又有何稀奇?而簡單化、偏執地強調“民族化”,最起碼視野是有限的,何況這些鼓吹“民族化”的人,對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有多少了解和認識,也是值得懷疑的。不過是會背誦幾首教科書裡的唐詩!詩與生俱來的精神特質、美學特質及詩的先鋒性、超越性、純粹性,註定詩是一種“少數人的藝術”,它必然高高凌駕於大眾的平庸趣味上,不是大眾拋棄了詩,而是詩拋棄了大眾 就讀者而言,也有合格讀者、不合格讀者。前者不存在“懂與不懂”的問題,後者才迷惘地陷落於這個問題之中。由於他們不能進入詩的奇妙世界,只能在詩的門外茫茫然徘徊、遊蕩,然後發出“我看不懂”的淒涼喊聲,並把責任歸於詩人。有時我感到非常驚訝,不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是我的愚昧;我也不懂高等數學、醫學、天文學地理學,這是我的無知;但一些人叫喊:“看不懂詩歌”的時候,何以這樣理直氣壯、咄咄逼人,好像是一種驕傲似的。我也常常被指責:“你的詩我看不懂”,我只能說:“看不懂不要看了,何必苦苦折磨自己,看一看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地攤小報,明星的豔照 ,名人的微博,這些東西大概還能看懂吧!”每一個詩人在說“你”與“他” 時,都是在說“我”。每一個詩人在論述某種詩學理念時,他都是潛意識下意識為自我辯護。離不開自己的第三隻眼看世界,離不開自己的耳朵聽眾聲喧譁的萬物之音。“代表全人類發言”,做不到也不必做,它更多是政治騙子的謊言。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必把個人的“差異性”當成最珍貴的精神尺度和價值。站在某個集團的立場上說話,對他是一種恥辱,更是一種墜落。構成對詩人形象的嚴重抹殺。“個人性”驅使他關注自己甚於關注他者,先於關注他者,他活著,他聽著自己的心跳,呼吸,血的奔湧,一次疾病也導致他打開精神深處的一扇眾妙之門,時代、社會、政治、歷史,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只有通過進入他的敏感體驗才被他深刻理解,認知並賦予個人化的表達 ,客觀外物與自我的相遇,自我的糾纏,制約著,支配著,決定著他的書寫。他只能寫下他的詩!或許,少數人從中獲得感情的震盪,心靈的共鳴,但那依然是茫茫人世間和他類似但決不混同的少數人。

原創論文:《寫詩,已成為難題》​ 每一個詩人都在偏執地、激烈地、頑固地說 “我”,不同 “我”之間必互相對立、抗爭,互相敵視、排斥、互相疏遠互相漠視,互相誤解互相懷疑,這正是最偉大的詩人,也讓許多人反感的內在原因。但丁的《神曲》不是讓好多詩人轉身而去嗎?魯迅《野草》,更有多少人恨不得咬牙切齒連根拔掉。當然,它必擁有那些眾多愛它愛得如痴如醉的人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詩人,他最高要求是用詩充分表達自己。帶著這最內在最強大的的慾望,一個詩人讓自己潛伏進深不可測的精神之海。容納口語但反對口語的狹隘單調平淡,容納書面語但抵抗書面語的優雅光滑僵化與蒼白,一切語言的形態構成詩人寫作的資源,“語言雜交”才能孕育現代詩這偉大的怪胎。“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道出詩人必然承擔的的某種特殊使命。為了達到這樣一種銘心刻骨的審美效果,詩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精心錘鍊著自己的言說。迫使語言從日常的平淡無奇與循規蹈矩中解脫出來,在精神的高處凌風舞蹈,在浩瀚幽暗的潛意識深處熠熠閃耀。消費時代的眾聲喧譁中,他開口說話了,但那樣怪異、費解, 陌生,彷彿來自另一個星球,另一個我們不曾到達的國度——他激烈地說,極端地說,片面地說,誇張地說,偏執地說,自我矛盾前言不搭後語地說,互相否定互相顛覆地說,充滿悖論地說,獨斷地說,專制地說,確實,他就是用“詞語”塑造成的人。他的榮耀與恥辱都決定於此。對於一個被創造力驅使的永不安寧的強力詩人而言。他和語言是敵對而非親密的關係。讓那些小詩人沾沾自喜小心翼翼隨波逐流去充當語言的僕人吧。他被命運註定要成為“語言之王”!他主宰著語言,支配著語言,奴役著語言,傷害著語言,壓迫著語言。當然,語言也對他進行著反支配,反奴役,反傷害,反壓迫。詩的偉大魔力就這樣神秘地產生了,且不可磨滅。寫詩,是一種不可阻擋的精神搏鬥。這驚心動魄的精神搏鬥中,你能留下光芒四射的不朽之作嗎?

原創論文:《寫詩,已成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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