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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为什么写诗“你为什么写诗？”多少年来，遇到许多人朝我发问，我无言。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如“为了拯救人的精神”，“为了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传承古老而辉煌的传统”，还有“为这个非正义的世界立法” 不着边际的堂皇的大话。这真是一个诗人写诗最原始、最真实、最隐秘的动机吗？我怀疑。它更多是一种辩护，辩护有时夹杂着虚伪的因素，浮夸的因素，它直接嘲弄了诗人最珍贵的素质——真诚。写诗就是源于对诗的热爱。热爱是非理性的，它超越功利主义，惟有热爱创造人间奇迹，惟有热爱塑造勇敢无畏的心灵，惟有热爱和死的阴影抗衡，让我们成为诗的献身者和诗的捍卫者，诗的疯狂的写作者。在疯狂的热爱中你的诗必越写越好。一个疯狂的人，因他的疯狂伟大；一个智慧的人，会因他的智慧而渺小。当然我不是说全部。不要拷问你为什么写作，它会窒息你写诗的激情和欲望，取消你写诗的价值和意义。它对于诗真正的创造，其实是有害的。真正的诗人：“生命不息，写诗不止”。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写诗，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度写诗，在一片大众的麻将声中和卡啦OK的低吟浅唱中写诗，诗人肯定是悲壮的，怪诞的，滑稽的。但对于一个被命运注定的诗人，这一切包围他笼罩他影响他，而他最终不屑一顾并怀着隐秘而强大的自尊一意孤行！他不奢望在写诗中获得世俗意义上的价值——“无欲则刚”，让这一切随风飘去吧。“读者的理解”、“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肯定”、“文学史的位置”，也是虚幻、空洞且无足轻重的。或只是一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写诗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在写诗这种特殊的个人化的行为里。做到这一点，诗人才牢固地确立起信仰——对诗的信仰。他的精神王国不可征服。　

​ 　 形形色色的诗人诗人，诗人——诗人真是形形色色。有的诗人勤奋有余才华不足，有的诗人才华有余勤奋不足他二十年没写诗了，有的诗人堕落为小圈子摇旗呐喊的批评家，有的诗人转变为每天为晨报晚报闲谈鸟兽虫鱼的小品作家，有的诗人言必称屈原但从未完整读过《离骚》，有的诗人照相时也摆出大师的姿势，有的诗人吞吃了七十只苍蝇然后痛饮青岛啤酒，有的诗人说鬼话说神话就是不说人话，有的诗 人以为废话就是诗，有的诗人名为病夫实则壮丁患上糖尿病，有的诗人激情澎湃赞美女诗人口水涟涟，有的诗人耳朵发生故障但仍能听到田野上布谷鸟叫了叫了，有的诗人胖如杨玉环，有的诗人瘦如赵飞燕，有的诗人诗和他的诗论背道而驰，有的诗人被警察打掉一颗牙，有的诗人因中风把他吞吃恐龙蛋炮弹的樱桃小嘴扭向黑暗的北方，有的诗人卧轨自杀被称为“诗歌烈士” 金童玉女为他献花献纸钱，有的诗人靠几首打油诗在作协混了一辈子，有的诗人一首打油诗也不写自命为“不着文字尽得风流”，唉，此种风流乃下流，有的诗人长得像土匪其实有一颗柔软的心，有的诗人真成为土匪浪荡金三角，有的诗人把《诗刊》上发一首烂诗当为生命中辉煌时刻，有的诗人获取鲁迅文学奖无异于在鲁迅头上撒尿，有的诗人二十岁极其牛逼但没能把牛逼坚持到五十岁，有的诗人骑自行车撞击大卡车，有的诗人哥哥是一个诗人，有的诗人妹夫是一个诗人，有的诗人的二奶也是一个诗人崇拜徐志摩，有的诗人钻进终南山种土豆，有的诗人爬上断头台打秋千去了，一个诗人的另一重身份是赚了几亿的大老板，有的诗人饿得只能吃自己的奶了，有的诗人伫立于天安门挥舞红袖章八次检阅红卫兵 ，有的诗人与另一个诗人狼狈为奸，有的诗人与学者不共戴天，有的诗人每天训练小猪天上飞，吼出口齿不清的最强音，有的诗人号称诗仙，有的诗人号称诗鬼，有的诗人号称诗魔，有的诗人作为嫖客名垂千古，有的诗人以梦为马四分五裂倒在山海关下，有的诗人寿命比乌龟更长——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诗人，诗人，各各不同的异类，花枝招展的妖精，喷云吐雾的巫师，担水砍柴的隐士……我以一个诗人的名义朝你们敬礼，但始终有一个疑问折磨着我睡不着觉——“你，你们写诗是为了什么？你，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诗人形象，没有固定的诗人气质，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言：“存在先于本质”，诗千姿百态的存在永远大于子无虚有的诗的本质。诗江湖闯荡多少年，见识过多少奇形怪状的各类诗人，真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牛鬼蛇神齐出动！而这一切并不能决定他们写出好诗，或写出坏诗。 诗，凭借自身的神奇之光照耀这暗淡的灰黑生活。诗人的强大力量显现于自己的诗里。离开作品，没有作家；离开诗，没有诗人。一滴水闪耀太阳的光辉。从诗之外的人格、修养、身份, 道德勇气、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立场、民间等来评价一个诗人，不过是隔靴搔痒，仍是诗的门外汉而已。

​诗人，成为你自己新诗内部存在危机，在古典诗歌的参照下，新诗在形式等方面的不完善乃是事实，对此应有深刻的、严肃的反省。但新诗的方向正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新经验，它需要诗人给予新表达。如果我们活在唐朝，会像唐朝诗人那样写诗；唐朝诗人活在今天，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写诗。对20世纪初诞生的中国新诗的攻击，一直伴随新诗的发展。正是这些攻击，从另一方面证明新诗的不容置疑的“革命性”及“独立性”。在对新诗的攻击中，活跃着两类人。一种是所谓“新诗的叛徒”，他们本来是新诗的鼓吹者实践者，后来因才华的枯竭或没才华而反戈一击，对新诗一笔抹杀。更多是诗歌上的复古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他们被唐诗宋词的光芒刺痛了眼睛，看不到这光芒在明清之际的极度黯淡乃至熄灭，因此对新诗在历史和诗学的双重意义上都不能理解、不能认识，以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态度，一概排斥、一概仇恨、一概咒骂，有人甚至哗众取宠称新诗为“世纪之骗”，妄想拉中国诗歌回到根本无法回到的旧轨道上去。这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不具备理论的意义。“成为你自己”，才是最高目标。也最困难重重 。否则, 写上一辈子也是浪费生命。每种独特的生活都孕育着一种诗。或者说，这不同生活乃是不同诗得以产生的深厚土壤。诗学上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能主宰全部真理，谁也在“盲人摸象”，谁也不敢自诩为洞察了宇宙的奥秘。每个人，都可以为“生活”下定义。前提是：那是他的“一个人的生活”。除此之外，他就鞭长莫及了。你的眼睛，看不到我眼睛看到的；你的耳朵听不到我耳朵听到的。反过来也如此。每个人都在宿命的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中生存。对此，他只能叹息一声，不，叹息三声！语言的力量是微弱的，每个人都活在自己观念固若金汤的城堡中。圣人说服不了乞丐，烈士遭到叛徒嘲弄，妓女蔑视苏格拉底。一个诗人，他必然在美学的意义上同别的诗人构成强有力对抗，否则他不能成为他自己。我们注意到不同诗人在精神上明显的继承延伸关系，更应该看到他们之间更深刻、更剧烈、也更永恒的疏离、断裂以及叛逆关系。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对抗屈原，李白对抗陶渊明，李贺韩愈又对抗李白。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对抗精神更是激荡在当代诗人的心中。对抗李白、杜甫、苏东坡们的辉煌写作，是我们写作的背景,是我们写作的语境，是我们写作的前提。同时我们还得对抗来自西方的传统，我们之间也得互相对抗。所谓“传统”本身就是不断更新、不断变异的结果。正是一个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孜孜以求，探索着诗广阔的可能性，我们才拥有了名篇叠出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被屈原上天入地的浪漫主义激情突破，《古诗十九首》又将对人生和时间及痛苦的咏叹纳入到精致的五言，然后陶渊明慧眼发现了田园生活诗意，然后李白五杜甫各自以天才横流的诗篇登上中国古典诗人的高峰…… 传统的旺盛的活力乃是潜伏在内部的自我演化之中。因此，“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孕育，表面上看来是胡适“登高一呼”令一批老朽不可思议的产物，其实乃是出于诗歌内部规律的驱使。胡适正是以一个敏锐的文学革命家的胆量和气魄，顺应时代潮流，顺应历史呼唤，然后才有了新诗与旧诗的所谓“断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西方诗歌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西方文学的各种观念也纷涌而至，直接或间接塑造着诗人的表达方式。但所谓 “新诗的全盘西化”却是一种极端片面的看法。它绝不是事实。我们不能不看到，新诗运动中一批优秀诗人正是通过融汇民族影响及外来影响才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作品也深入人心，并在击破固有传统的同时，缔造了崭新传统：郭沫若《女神》激荡着惠特曼和庄子的双重气息，闻一多的《死水》的民族特征异常明显，艾青诗歌的时代性、民族性更是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主要之一。可能除了象征主义的先驱李金发之外，我们的诗人都深深置身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接受着也发扬光大着传统。随心所欲指责新诗“全盘西化”，“跟着洋人的屁股走”，态度是极其粗暴的，思维是极其片面的。不顾客观事实而指手划脚，陶醉于主观幻象而大放厥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除了证明对新诗根深蒂固的偏见之外，又能证明什么？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才使诗越出地域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尤其是近代、现代和当代，躺在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绝对狭隘的。鲁迅的“拿来主义”并不是崇洋媚外，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利用，更是壮大民族文化的必需。我们学习外国，外国也在学习中国：鲁迅小说受到尼采的启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佩服得五体投地，博尔赫斯卡夫卡更把中国的传说、神话当作写作的素材，这又有何稀奇？而简单化、偏执地强调“民族化”，最起码视野是有限的，何况这些鼓吹“民族化”的人，对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多少了解和认识，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是会背诵几首教科书里的唐诗！诗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美学特质及诗的先锋性、超越性、纯粹性，注定诗是一种“少数人的艺术”，它必然高高凌驾于大众的平庸趣味上，不是大众抛弃了诗，而是诗抛弃了大众 就读者而言，也有合格读者、不合格读者。前者不存在“懂与不懂”的问题，后者才迷惘地陷落于这个问题之中。由于他们不能进入诗的奇妙世界，只能在诗的门外茫茫然徘徊、游荡，然后发出“我看不懂”的凄凉喊声，并把责任归于诗人。有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不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是我的愚昧；我也不懂高等数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这是我的无知；但一些人叫喊：“看不懂诗歌”的时候，何以这样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好像是一种骄傲似的。我也常常被指责：“你的诗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不懂不要看了，何必苦苦折磨自己，看一看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地摊小报，明星的艳照 ,名人的微博,这些东西大概还能看懂吧!”每一个诗人在说“你”与“他” 时，都是在说“我”。每一个诗人在论述某种诗学理念时，他都是潜意识下意识为自我辩护。离不开自己的第三只眼看世界，离不开自己的耳朵听众声喧哗的万物之音。“代表全人类发言”，做不到也不必做，它更多是政治骗子的谎言。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必把个人的“差异性”当成最珍贵的精神尺度和价值。站在某个集团的立场上说话，对他是一种耻辱，更是一种坠落。构成对诗人形象的严重抹杀。“个人性”驱使他关注自己甚于关注他者，先于关注他者，他活着，他听着自己的心跳，呼吸，血的奔涌，一次疾病也导致他打开精神深处的一扇众妙之门，时代、社会、政治、历史，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只有通过进入他的敏感体验才被他深刻理解，认知并赋予个人化的表达 ,客观外物与自我的相遇，自我的纠缠，制约着，支配着，决定着他的书写。他只能写下他的诗！或许，少数人从中获得感情的震荡，心灵的共鸣，但那依然是茫茫人世间和他类似但决不混同的少数人。

​ 每一个诗人都在偏执地、激烈地、顽固地说 “我”，不同 “我”之间必互相对立、抗争，互相敌视、排斥、互相疏远互相漠视，互相误解互相怀疑，这正是最伟大的诗人，也让许多人反感的内在原因。但丁的《神曲》不是让好多诗人转身而去吗？鲁迅《野草》，更有多少人恨不得咬牙切齿连根拔掉。当然，它必拥有那些众多爱它爱得如痴如醉的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人，他最高要求是用诗充分表达自己。带着这最内在最强大的的欲望，一个诗人让自己潜伏进深不可测的精神之海。容纳口语但反对口语的狭隘单调平淡，容纳书面语但抵抗书面语的优雅光滑僵化与苍白，一切语言的形态构成诗人写作的资源，“语言杂交”才能孕育现代诗这伟大的怪胎。“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道出诗人必然承担的的某种特殊使命。为了达到这样一种铭心刻骨的审美效果，诗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精心锤炼着自己的言说。迫使语言从日常的平淡无奇与循规蹈矩中解脱出来，在精神的高处凌风舞蹈，在浩瀚幽暗的潜意识深处熠熠闪耀。消费时代的众声喧哗中，他开口说话了，但那样怪异、费解, 陌生，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另一个我们不曾到达的国度——他激烈地说，极端地说，片面地说，夸张地说，偏执地说，自我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互相否定互相颠覆地说，充满悖论地说，独断地说，专制地说，确实，他就是用“词语”塑造成的人。他的荣耀与耻辱都决定于此。对于一个被创造力驱使的永不安宁的强力诗人而言。他和语言是敌对而非亲密的关系。让那些小诗人沾沾自喜小心翼翼随波逐流去充当语言的仆人吧。他被命运注定要成为“语言之王”！他主宰着语言，支配着语言，奴役着语言，伤害着语言，压迫着语言。当然，语言也对他进行着反支配，反奴役，反伤害,反压迫。诗的伟大魔力就这样神秘地产生了，且不可磨灭。写诗,是一种不可阻挡的精神搏斗。这惊心动魄的精神搏斗中，你能留下光芒四射的不朽之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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