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又稱"泥封"。
封泥區別於印章，
是古人用印的遺蹟──
蓋有古代印章的乾燥堅硬的泥團──保留下來的珍貴實物、
古代文書都用刀刻或用漆寫在竹木簡上，
封發時裝在一定形式的鬥槽裡，
用繩捆上，在打結的地方，
填進一塊膠泥，在膠泥上打璽印；
如果簡札較多，則裝在一個口袋裡，
在扎繩的地方填泥打印，作為信驗，以防私拆。
版別各異的“篤”字封泥是商貿過程中誠信的標誌
封泥，又稱'泥封'。封泥區別於印章，是古人用印的遺蹟──蓋有古代印章的乾燥堅硬的泥團──保留下來的珍貴實物、古代文書都用刀刻或用漆寫在竹木簡上，封發時裝在一定形式的鬥槽裡，用繩捆上，在打結的地方，填進一塊膠泥，在膠泥上打璽印；如果簡札較多，則裝在一個口袋裡，在扎繩的地方填泥打印，作為信驗，以防私拆。
尚未啟封的佉盧文木牘上的封泥
對於現代人，封泥已經陌生，然而其意義和價值卻非同一般。封泥被專家稱為是可以彌補《史記》、《漢書》缺憾的珍貴文獻，是統一的中國封建王朝第一部百官表和地理志。已發掘出的秦封泥完整地勾畫了"三公九卿"秦官僚機構的網絡圖，系統地揭示了一批鮮為人知的"亭裡郡縣"及"宮殿苑囿"名稱。
封泥用法還原
秦封泥，關鍵在於泥封的官印。通過這些中央機關公卿璽印，可以瞭解秦代中央機關三公九卿的基本框架。通過各郡守縣的璽印可以確定秦代郡守縣的設置情況，專家們從中發現了眾多與宦官有關的機構與職官名稱。而且有許多過去文字所未記載，這些材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當時宦官機構的不斷增加，宦官勢力不斷擴大的發展趨勢。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大建咸陽宮，其中一處名章臺，秦始皇曾在這裡“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於是，中央各公卿機關、全國各郡縣的奏章便向這裡源源彙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簡，作為當時的一種保密措施，上奏官員要將竹簡捆好，並糊上泥團，再在泥上鈐上自己的璽印，然後放在火上燒烤，促其乾硬。奏章被送到章臺，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親自驗查，封泥完好，確未被奸人私拆偷閱，才敲掉泥封殼御覽。
經研究發現，秦封泥涉及的秦朝縣名近140個，這對於重新解讀秦代官僚機構和中國縣域發展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如果把封泥上的縣的分佈區域標註在地圖上，就會發現它們並非是凌亂不堪的，而是趨近於秦始皇巡遊全國路線附近的縣。
廷府
以第五次巡遊為例，在所經的藍田、上洛、商、鄧、蔡陽之後，就出現了雲夢、廬山的封泥，在經歷陽、堂邑、海陵後，就出現了琅琊、黃等封泥，這對於秦始皇巡遊路線的選擇與政治、社會意義等都具有間接的價值指向。
已定級的一批封泥中，“右丞相印”“廷尉之印”“四川太守”“少府”“西鹽”等5件為國家一級文物。當時的“右丞相”為輔佐君王的最高行政長官，相當於國家總理，而“廷尉”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另外，“四川太守”即四川省省長，但這裡的“四川”不是今天的四川省，而是秦泗水郡，太守是郡一級的最高長官。
“少府”就是皇宮事務管理部部長，“西鹽”是秦時設於西縣的主鹽稅的官署。此外，“陽陵禁丞”“驪山飤官”“內史之印”“蜀左織官”等15件封泥被確定為二級文物，“少府榦丞”“芷陽丞印”“上林丞印”“高章宦丞”“白水之苑”“公車司馬丞”等57件封泥為三級文物。
封泥的形式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比歐洲人發明的火漆要早上至少1700年。封泥是我國古代三大文書程式之一，主要用於以竹簡(或木櫝)為載體的典籍和往來文書上。魏晉紙張出現以後，改為了“鈐朱”形式，“印封”這一程式便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封泥的藝術價值首先在於它是圖章之源，其外部形狀和篆刻形式，到現在基本上還在沿用。由於當時封泥基本上是官府用於公文往來，所以刻得很規整，字的密度差不多，必須四平八穩，正正規規，為後世的印章樹立了典範。其次，封泥的價值還在文字方面。封泥上的字體多用篆書。秦統一六國，文字上通用篆書，漢承秦制，官府的封泥上使用的也是篆書。
在改用隸書的漢朝，篆書是普通百姓看不懂的，這樣做就顯示出了官府印章的神秘與威嚴。其三，封泥盛於秦漢，魏晉之後紙張盛行，替代了簡牘，印色取代了封泥。其在歷史長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不能忘記。
古文獻中記錄封泥使用情況的不乏其例。《周禮·秋官·職金》載：“辨其物之美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即為在財貨上壓印封泥之制。《雲楚睡虎地秦簡》中也形象地敘述了印與封泥的關係。“封泥”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百官志》守宮令本注：“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但從文物發現的角度，封泥的發現並不太早，直到清晚期，金石學家才確認了曾被誤作“印範”的文物為漢代封泥。
封泥的發現與甲骨文一樣，都是偶然之間為農人首先採集到的。清代道光二年(1822)，四川一位農民在田間挖掘山藥時，發現一個坑窖，從中起出不少比銅錢略大的扁泥塊，這些泥塊上都有隆起的文字，看上去十分古奧。農人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遂一揀出帶回家中。
消息逐漸傳開，在當地走門串戶的古董商販將這一百多枚泥塊攜至京師，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劉喜海、龔自珍以及山西閻帖軒等人首先敏感地看中了這些有字泥塊，認為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金石文物，便各自從商賈手中買回若干枚，珍藏賞玩。
隨著晚清以來封泥的不斷出土，一百多年來針對封泥實物中所傳遞的種種信息的研究，使人們對古代封泥的使用範圍及使用的方法有了比較具體、清晰的瞭解。在春秋戰國以後長達千餘年時間裡，官私印章的使用及其徵信、標記功能主要是藉助封泥這一物質形態表現出來的，可以說，璽印的使用與封泥不可分離，以印封泥，也即是璽印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主要實用意義。
光緒二十九年(1903)，著名學者羅振玉在《鄭廠所藏封泥》一書的序中有一段話，道出了封泥的價值所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古泥封於金石學諸品中最晚出，無專書紀錄之，玉以為此物有數益焉：可考見古代官制以補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證古文字，有裨六書，二也;刻畫精善，可考見古藝術，三也。
封泥獨特的印文形式引起了篆刻家的重視：清代金石家陳介祺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漢印少朱文，近來出泥封之多…真足為朱文之矩鑊，松雪(趙孟頫)不足道矣。”晚清的印人徐三庚、吳昌碩和當代的趙古泥、鄧散木等人也都先後模仿過封泥的藝術樣式。在吳昌碩的多處印跋中可以看到他自注“擬古封泥”的字樣，他曾說“方勁處兼圓轉，古封泥時或見之”，又說“刀拙而鋒銳，貌古而神虛，學封泥者宜守此二語”。
封泥在線條形態、邊沿樣式等方面為後世篆刻家的取法提供了豐富的參照。經過藝術家的體驗和提煉，融形質特點於各自的個性創作中，最終形成了各具風采的新的表現語言。
細看，除了記載了千年歷史的文字，封泥的邊緣也極具意趣，是當時鈐印時無意形成，加上年代久遠，泥質乾燥變形而成，並非有意的藝術創作，卻形態各異、姿態萬千，更給人一種率真、稚拙的美感。慢慢品味封泥上的篆刻，秦風漢韻，顧盼呼應，偶有隻言片語相識，便令人浮想聯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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