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又称"泥封"。
封泥区别于印章，
是古人用印的遗迹──
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
古代文书都用刀刻或用漆写在竹木简上，
封发时装在一定形式的斗槽里，
用绳捆上，在打结的地方，
填进一块胶泥，在胶泥上打玺印；
如果简札较多，则装在一个口袋里，
在扎绳的地方填泥打印，作为信验，以防私拆。
版别各异的“笃”字封泥是商贸过程中诚信的标志
封泥，又称'泥封'。封泥区别于印章，是古人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古代文书都用刀刻或用漆写在竹木简上，封发时装在一定形式的斗槽里，用绳捆上，在打结的地方，填进一块胶泥，在胶泥上打玺印；如果简札较多，则装在一个口袋里，在扎绳的地方填泥打印，作为信验，以防私拆。
尚未启封的佉卢文木牍上的封泥
对于现代人，封泥已经陌生，然而其意义和价值却非同一般。封泥被专家称为是可以弥补《史记》、《汉书》缺憾的珍贵文献，是统一的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百官表和地理志。已发掘出的秦封泥完整地勾画了"三公九卿"秦官僚机构的网络图，系统地揭示了一批鲜为人知的"亭里郡县"及"宫殿苑囿"名称。
封泥用法还原
秦封泥，关键在于泥封的官印。通过这些中央机关公卿玺印，可以了解秦代中央机关三公九卿的基本框架。通过各郡守县的玺印可以确定秦代郡守县的设置情况，专家们从中发现了众多与宦官有关的机构与职官名称。而且有许多过去文字所未记载，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宦官机构的不断增加，宦官势力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建咸阳宫，其中一处名章台，秦始皇曾在这里“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于是，中央各公卿机关、全国各郡县的奏章便向这里源源汇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简，作为当时的一种保密措施，上奏官员要将竹简捆好，并糊上泥团，再在泥上钤上自己的玺印，然后放在火上烧烤，促其干硬。奏章被送到章台，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亲自验查，封泥完好，确未被奸人私拆偷阅，才敲掉泥封壳御览。
经研究发现，秦封泥涉及的秦朝县名近140个，这对于重新解读秦代官僚机构和中国县域发展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如果把封泥上的县的分布区域标注在地图上，就会发现它们并非是凌乱不堪的，而是趋近于秦始皇巡游全国路线附近的县。
廷府
以第五次巡游为例，在所经的蓝田、上洛、商、邓、蔡阳之后，就出现了云梦、庐山的封泥，在经历阳、堂邑、海陵后，就出现了琅琊、黄等封泥，这对于秦始皇巡游路线的选择与政治、社会意义等都具有间接的价值指向。
已定级的一批封泥中，“右丞相印”“廷尉之印”“四川太守”“少府”“西盐”等5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的“右丞相”为辅佐君王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国家总理，而“廷尉”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另外，“四川太守”即四川省省长，但这里的“四川”不是今天的四川省，而是秦泗水郡，太守是郡一级的最高长官。
“少府”就是皇宫事务管理部部长，“西盐”是秦时设于西县的主盐税的官署。此外，“阳陵禁丞”“骊山飤官”“内史之印”“蜀左织官”等15件封泥被确定为二级文物，“少府榦丞”“芷阳丞印”“上林丞印”“高章宦丞”“白水之苑”“公车司马丞”等57件封泥为三级文物。
封泥的形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比欧洲人发明的火漆要早上至少1700年。封泥是我国古代三大文书程式之一，主要用于以竹简(或木椟)为载体的典籍和往来文书上。魏晋纸张出现以后，改为了“钤朱”形式，“印封”这一程式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封泥的艺术价值首先在于它是图章之源，其外部形状和篆刻形式，到现在基本上还在沿用。由于当时封泥基本上是官府用于公文往来，所以刻得很规整，字的密度差不多，必须四平八稳，正正规规，为后世的印章树立了典范。其次，封泥的价值还在文字方面。封泥上的字体多用篆书。秦统一六国，文字上通用篆书，汉承秦制，官府的封泥上使用的也是篆书。
在改用隶书的汉朝，篆书是普通百姓看不懂的，这样做就显示出了官府印章的神秘与威严。其三，封泥盛于秦汉，魏晋之后纸张盛行，替代了简牍，印色取代了封泥。其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不能忘记。
古文献中记录封泥使用情况的不乏其例。《周礼·秋官·职金》载：“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即为在财货上压印封泥之制。《云楚睡虎地秦简》中也形象地叙述了印与封泥的关系。“封泥”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但从文物发现的角度，封泥的发现并不太早，直到清晚期，金石学家才确认了曾被误作“印范”的文物为汉代封泥。
封泥的发现与甲骨文一样，都是偶然之间为农人首先采集到的。清代道光二年(1822)，四川一位农民在田间挖掘山药时，发现一个坑窖，从中起出不少比铜钱略大的扁泥块，这些泥块上都有隆起的文字，看上去十分古奥。农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遂一拣出带回家中。
消息逐渐传开，在当地走门串户的古董商贩将这一百多枚泥块携至京师，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刘喜海、龚自珍以及山西阎帖轩等人首先敏感地看中了这些有字泥块，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金石文物，便各自从商贾手中买回若干枚，珍藏赏玩。
随着晚清以来封泥的不断出土，一百多年来针对封泥实物中所传递的种种信息的研究，使人们对古代封泥的使用范围及使用的方法有了比较具体、清晰的了解。在春秋战国以后长达千余年时间里，官私印章的使用及其征信、标记功能主要是借助封泥这一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可以说，玺印的使用与封泥不可分离，以印封泥，也即是玺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实用意义。
光绪二十九年(1903)，著名学者罗振玉在《郑厂所藏封泥》一书的序中有一段话，道出了封泥的价值所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古泥封于金石学诸品中最晚出，无专书纪录之，玉以为此物有数益焉：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刻画精善，可考见古艺术，三也。
封泥独特的印文形式引起了篆刻家的重视：清代金石家陈介祺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印少朱文，近来出泥封之多…真足为朱文之矩镬，松雪(赵孟頫)不足道矣。”晚清的印人徐三庚、吴昌硕和当代的赵古泥、邓散木等人也都先后模仿过封泥的艺术样式。在吴昌硕的多处印跋中可以看到他自注“拟古封泥”的字样，他曾说“方劲处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又说“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
封泥在线条形态、边沿样式等方面为后世篆刻家的取法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经过艺术家的体验和提炼，融形质特点于各自的个性创作中，最终形成了各具风采的新的表现语言。
细看，除了记载了千年历史的文字，封泥的边缘也极具意趣，是当时钤印时无意形成，加上年代久远，泥质干燥变形而成，并非有意的艺术创作，却形态各异、姿态万千，更给人一种率真、稚拙的美感。慢慢品味封泥上的篆刻，秦风汉韵，顾盼呼应，偶有只言片语相识，便令人浮想联翩。
閱讀更多 山東美術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