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到光绪元年三十五年间，国人亲历东西洋的记载甚为寥寥，此时期出洋有两个类型：个人谋生和国家遣使，其后者因为派出者大都隶属八旗，思想见解常无足称道，价值主要在客观记录方面。
这段时期涉足西方，并具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除了容闳，便是王韬。这个生于太湖之滨甫里（今苏州市甪直镇）乡间的不第秀才，却拥有胸怀天下的见识，他曾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王韬的父亲是乡村私孰先生，他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经学基础，但他青年时代就喜欢读“域外书”，常作“汗漫游”之想。
他自己曾回忆说：“余年未壮，即喜读域外诸书，而蠢乘风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风俗奇异，辄为神往；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游。”汗漫游，典出《淮南子》卷十二，“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后遂以“汗漫游”等指世外之游。
或许有时候潜在的愿望会带来机缘，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伦敦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他对活字版印刷机很感兴趣，种下日后自己办书馆的种子。
次年，王韬父亲病故，他便在麦都思邀请下，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从乡间教书匠变为西人报馆的译者，得以密切接触西方人，了解他们的所见所闻、思想经验。
1862年2月4日，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从战略上为太平军献策，后来东窗事发，他的陈条落入清军手中。王韬不得已而出逃，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道路。这是他离家外游之始，只不过目的地尚在中国范围内。
1862年10月4日，王韬搭乘一艘英国邮轮“鲁纳”号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尽管从来都有着远行的梦想，如此被迫飘零远地还是令他感到凄凉，在甲板上，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
香港记
当时的香港，开埠还不过二十来年，远称不上繁华。王韬在《漫游随录·香海羁踪》中写道：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中环有“保罗书院”，上、下交界有“英华书院”，上环有“大书院”……
1860年，从何文田一带的山岭远眺香港九龙半岛。
他在这里的年月里，结交了一位西人好友——香港英华书院院长、汉学家理雅各。理雅各当时正着手翻译中国“四书五经”，王韬便协助之。
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工余之暇，勤涉书史，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
他当时和理雅各关系融洽，常常住其别墅，“理君于课经馀闲，时招余作竟日流连。一榻临风，凉飚飒至，把卷长吟，襟怀闲旷，余谓此乐虽神仙不啻也。理君不敢独享，必欲分饷，真爱我哉！”
去往欧洲
旅居香港4年，1867年初，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因事回国，回国后写信约王韬来访，王韬通过译书对外面世界早有所了解，很想亲自游历一番。因此他于同年12月15日搭乘普鲁士轮船离开香港，开始了他在欧洲为时两年的游历，从少年时代而发的游兴大为满足。
其路线是：自中国香港南下，经新加坡、槟榔屿、锡兰，入红海亚丁湾，至苏伊士运河。然后改乘火车至开罗。再由开罗换车至亚历山大港，易船过地中海，经意大利港口墨西拿，到法国马赛港上岸。
又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在巴黎游览卢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戛雷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再由伦敦乘火车到理雅各家乡苏格兰杜拉村。
王韬此行横越数万里，“历行数十国”，路途中，王韬在略通华言的“法国医生备德”和“普国船主坚吴”陪同下，每至一地总喜欢上岸“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观其兵力之强弱”。并将所见所闻及其观感笔录下来，以备开启国人眼界之用，这些笔记后来编辑成《漫游随录》刊行于世。
这本书成为今天我们窥见19世纪末欧洲盛景，以及这位著名的清末改良派思想家复杂内心世界的重要资料。
王韬此次海外之行的第一个踏足之地是新加坡。因有当地上海籍华侨友人宋佛俭的招待和导游，王韬得以环游一周，并深入市区考察华侨在新加坡生活与工作情形。
王韬对清朝政府视海外华人为异邦之民而不闻不问的政策提出了异议。他后来在办《循环日报》时，多次发表相关文章，要求清政府“选公使、派领事”，其思想主张产生的最早触点大概亦在于此。
过苏门答腊和锡兰时他分别记道：“东南洋诸小国，列于职方，岁时朝贡，以备共球。自明中叶至今，尽为欧洲列国所分踞，视为东来要道，蚕食鲸吞，几无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与备德言之，亦为欷嘘不置。为言此间如新加坡等处亦有藩王，即古之君于其国者；为英官所节制，仅拥虚位、食廪禄而已。”
王韬在法国盘桓达十日之久。法国文明使他觉得事事新鲜，笔记里充满了对新奇事物的生动描述。
王韬对格致之学颇有兴趣，特别留心考察法国的文化与科学状况，他先后参观了拿破伦用“历战所得大炮”熔铸的铁炮展览馆、卢浮宫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兵器博物馆、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会场和巴黎女子学校。
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幕，这是在埃菲尔铁塔下所见。
这些不曾遇见过的文教与科学设施给王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参观了卢浮宫博物馆后这样写道：“法京博物院非止一所，其尤著者曰‘鲁哇’（卢浮宫），栋字巍峨，崇饰精丽，他院均未能及。其中无物不备，分门区种，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广搜博采，务求其全，精粗毕贯，巨细靡遗。非凡近耳目所逮，询可谓天下之大观矣。”
游观法国后，王韬乘火车由巴黎至戛雷（即加莱）海口，换乘轮船至英国多佛尔，再换车至伦敦。在伦敦，王韬因等待理雅各来接，小有盘桓，由是“每日出游，遍历各处。尝观典于大学，品瑰奇于名院”。
在伦敦，王韬看到的水晶宫令他目眩神迷，他描写道：“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旃，建于其上，逶迤联翩，雾阁云窗，缥缈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汉。北塔凡十四级，高四十丈。砖瓦榱桷，窗牖栏槛，悉玻璃也；目光注射，一片精莹。其中台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毕备……”
理雅各来伦敦接他，王韬随理雅各一同前往其家乡——苏格兰中部克拉克罗南夏郡的杜拉。在杜拉，王韬深深体味到宁静的英国乡村之美。杜拉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镇，历史上其地也确以风景优美和时出学术闻人而著名。
王韬在日记中这样记道，“其地万山环合，苍翠万状，冈阜婉蜒，树木丛茂”，是理想的潜心做学问的地方。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王韬在此的主要工作仍是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经过他与理雅各两人的合作努力，《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等书的翻译工作相继完竣。
苏格兰小村少有东方面孔出现，因此王韬在英国乡间行走时，居然会出现“男妇聚观者塞途，随其后者辄数百人，啧啧叹异，巡丁恐其惊远客也，辄随地弹压”的情形。
但王韬并不介意，在理雅各的招待下，他一边译书，一边不时“偕二三朋俦”，到各地去旅游，扩充见闻，“车辙所至，辄穷其胜”。在英两年多时间，他先后游历了伦敦、爱丁堡、阿贝丁、格拉斯哥等处，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眼界为之大开。
旅居苏格兰期间，应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日食记录，王韬写出了《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闰至日考》等天文学著作。其间，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根据现有的记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文人在牛津大学演讲。
他用中文给学生讲中国和西方相互认识的开端，讲到快意处，王韬还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
在英国共度过两年零四个月，长时间地孤身在外做客，不免使他他思家心切。刚好此时理雅各接到香港英华书院来信，于是王韬便与理雅各联袂在1870年1月5日起程离开杜拉，转道伦敦、巴黎返回香港。
在伦敦，他将所携一万一千卷中国书籍赠给大英博物馆。伦敦文化界对王韬此举“无不同声嘉叹”。
他们的回程辗转到1870年冬天才到，王韬在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上海《申报》转载。
后来王韬《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访日本
几年后，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
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
伍廷芳、王韬等人创办的《循环日报》，广州黄埔区长洲岛辛亥革命纪念馆。
由于这些政论时文影响颇大，引起当时正锐意求新、立意变法的日本知识界注意，他的《普法战纪》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世界大势必读之书。1879年3月，他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
这次出行，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他在《扶桑游记》中逐日记载了这次往日之行。他还见到许多日本学术界名人，包括《栈云峡雨日记》的作者竹添光鸿，著《清史揽要》的增田贡，热情追求西学的中村正直、栗本化鹏等。
可惜，他的扶桑之游有些令人失望，王韬在那里同日本的女人与酒一见如故，难解难分，在《扶桑游记》中留下很多此类内容，对山川人文的观察反而不多。
但尽管如此，王韬的欧洲之行仍然是中国文化知识精英第一次自由地对欧洲进行实地考察。虽然在王韬出发前往欧洲的前一年，中国有总理衙门的满人斌椿父子随同英人赫德前往欧洲游历。
但这次旅行为官派，活动不自由，所言所行极其谨慎。又由于游历国家太多，且前后只有五个多月的时间，斌椿一行对所经之国也只能作走马观花式的浮泛了解，斌椿的游历笔记《乘槎笔记》中大多是对西洋事物的表面现象的勾勒，有时甚至有透过哈哈镜看世界的扭曲观感。
而王韬则不然，他本与西方人交往许久，对其文化风俗有不少了解，又是在理雅各陪同下赴欧，不仅无所谓“官纪”束缚，还借由理雅各的方便得以广泛游览，拜会各地汉学大师，和欧洲学界精英直接交流。此后在英国乡村居住游历达两年半之久，其见闻自然比斌椿一行要广泛而深入，他的笔记《漫游随录》则常常点评寥寥却中其实质。
此后，直到1875年，离王韬赴欧8年之后，清政府才正式委派郭嵩焘为中国驻欧公使，陈兰彬为中国驻美国兼驻西班牙、秘鲁大使，其时王韬已被世人尊为“欧洲通”，郭、陈二人临行前均特赴香港拜见王韬，了解海外情形，这大概便是先行者的福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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