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留学生中，有一位秀才出身的王韬随同传教士理雅各前往英国。不过，他不是专事留学，而是通过旅居的方式，寻找到中国的出路。王韬，1828年11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里镇一个塾师家庭，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之家。王韬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虽然，他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对那些枯燥的八股文并不感兴趣。王韬虽然讨厌八股文，但由于自身天资聪明，记忆力超强，又加上父亲的严厉，到少年时代，他已是饱经诗书，十分博学之人了。到了1844年王韬17岁那年，他的父亲让他去参加科考。
考场设在昆山，昆山在苏州和上海之间。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乡试，他却临场发挥得很好。考卷要求学生作一篇策论。王韬凭着平日所学，引经据典，一个时辰就完成了老师的命题。他的策论很有见地，江苏学政张芾在审阅学生的考卷时，看到王韬的书法工整，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很是高兴，便给了他一个秀才。王韬做了秀才后，进入县学。
王韬像
王韬虽然聪明，但他并不喜欢那种死记硬背的儒学教育方法。到了县学以后，他感到这里的一切更加枯燥。虽然父亲对他期望很大，期望光宗耀祖。但王韬到县学后，对四书五经的课程渐渐厌倦。他为此无数次地怀疑科举考试不问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唯以僵硬死板的八股文取人，使得一班年轻人整天低首下吟，毫无生气，一旦中举做官，便又蝇营狗苟，置国计民生于不顾。难道说这就是一个人的前途？
虽然王韬对科举入仕产生怀疑，但在当时他还无法放弃科举这块敲门砖。1846年秋天，江苏省3年一度的乡试在南京举行，带着父母的期望和自己的抱负，王韬走进了考场。
然而，在昆山应试中洋洋万言高中秀才的王韬这一次却吃了瘪，考卷没有引起考官大人的兴趣，所以他名落孙山了。经过这次科场的失意，王韬从此绝意科举。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他进一步看清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他由此前对科举考试的怀疑，进而发展到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猛烈批判。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大多是井蛙式的鼠目寸光之辈，他们或是迂腐苟且，或者奢靡无耻，因此声言，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今后一定要走一条有补于国、有益于民的人生道路。
王韬1867年曾经参观的迁建后的水晶宫
王韬毕竟是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青年，他不会在世事激荡的近代中国，以酒色生活了却一生。1847年王韬的父亲到上海设学馆，次年王韬来到上海省亲。那时的上海已经开辟为通商口岸，王韬乘船进入黄浦江后，感到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见“烟水沧茫，帆啬历乱……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甕画栋，碧栏竹帘”[1]，完全是一派豪华景象。
作为一个在科第上不得志的才子，王韬很自然地认识到，在这一片繁华的沃土上，他有机会去寻求个人发挥才智的道路。最早给王韬以出路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他聘请王韬出任墨海书馆的编校，在书馆内任职的还有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
在墨海书馆的时候，王韬主要做书刊的编校、西方学术著作翻译等工作。当时传教士办的《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著名期刊都有王韬编撰、翻译的文章。1860年，一个偶然机会，他认识了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墨海书馆做翻译工作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受洪仁玕的邀请，前往太平天国访问，艾约瑟便让王韬一同前往。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洪仁玕和李秀成给王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为这个一面之缘，王韬很想给太平天国做些事情。1861年的冬天，王韬的家乡苏州南里镇已被太平军占领，他回乡看望老母亲时，太平军正准备进攻上海，王韬便用一个叫“黄畹”的假名字给太平天国献计，劝李秀成对上海要“徐以图之，缓以困之”，不能硬攻。王韬认为太平天国军队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攻打驻守在安庆的曾国藩，然后，再攻打上海，这样可以免除后患。但是，这封信却被清兵截获。苏州的地方官员便下令捉拿王韬。所幸，王韬在外国传教士的保护下，侥幸逃脱。
法国铜版画中的洪秀全及其随从
为躲避清兵的通缉，王韬于1862年10月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驶离黄浦江，南下香港。1860年代的香港，在英人经营下，工商业已有一定程度的繁荣。王韬在《漫游随录》中对此曾有记载：
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曰上环、中环、下环，后又增为四环，俗亦呼曰“裙带路”，皆取其形似也。粤人本以行贾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贸易殊广……上、中环市廛稠密，阔剖宏深；行道者趾错肩摩，甚嚣尘上。下环则树木阴臀，绿荫缤纷，远近零星数家，有村落间意。“博胡林”一带，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逮，殊有萧寂之致。[2]
不过这是王韬后来游历欧洲之后的倒叙文字。毕竟是朝廷通缉的“罪犯”，所以初到香港的王韬并没有如此平静的心情来欣赏英人的功绩。他流落到香港，最直面的问题是衣食住行都不顺意，每日里供应的饭食，米饭十分坚硬，难以下咽。烧鱼常常是鱼鳞都没清除干净。这且不说，每日里面对妻女因为水土不服思念家乡而哭哭啼啼都让王韬心烦意乱。王韬感到自己仿佛掉进了地狱之门。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
王韬是一个生性好动、喜交朋友的人，他到香港之初，陌生的城市、面孔，使他有一种孤独之感。也就在王韬感到孤独无依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名叫理雅各的传教士。理雅各是英国苏格兰人，1815年出生于一个信奉新教的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加入英国伦敦布道会，1839年被该会派往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英华书院迁入香港，理雅各也一并随往。理雅各受过专门的中文训练，有很高的汉语造诣，著有多本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其中《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孟子的生平和学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等在欧洲汉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王韬逃亡香港，使英国传教士理雅各非常高兴。此时，他正在翻译中国文化著作，很需要学识渊博、精通中西文字的人来担当助译。英国传教士麦华忙多次在理雅各面前提及王韬，所以这番王韬逃到香港，理雅各就立刻前去联系，生活上给予积极帮助，礼遇有加地希望他能够帮助助译中国传统文化著作。王韬的诗文中多次谈到理雅各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对他的帮助，他在《南行》一诗写道：
他在《南行》一诗写道：
鲁连成蹈海，仓卒登邮舶……
夜深篷背雨，并作眼泪滴……
绝岛峙海中，新是西人辟。
问舍有逢迎，甫集惊魂魄。
主人意良厚，怜我在屈厄。
译馆汇群书，乌焉命仇核。[3]
中国的蚕丝作坊
在理雅各的帮助下，王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从此，他便投入到译书的工作中去。王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一般的传教士汉学家水平远远不能与之媲美。况且，他在上海墨海书馆又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对西学、汉学的翻译工作，相较起来也比一般的翻译人员更为轻车熟路。这些优势，加上王韬对理雅各的感恩意识，使《中国经典》的翻译进度大大加快。经过理雅各与王韬的积极努力，到1865年7月，《尚书》译述工作宣告完成，理雅各将此书定名为《中国经典》第三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译本《中国经典》第四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五卷于1872年相继发行。王韬在翻译工作中，因为有英华学院的便利条件，他逐渐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他身处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生活方式和观念都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朦胧地看到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积贫积弱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西方国家的富强，与其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似乎也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不知不觉之中，他开始对中国的传统礼教、伦理道德与封建制度，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西方不仅在“器”方面是先进的，西方的“道”似乎也比中国高明。
在王韬看来，西方的“道”追求的是民主自由，而中国的儒学却使人墨守成规。另外，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除了痛恨朝廷的腐败软弱以及列强的残暴，也使他感到：当时的中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急需有一批开明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富民强国的良策。
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要回英国，临行之前邀请王韬到欧洲游历，并帮助翻译、整理中西著述，说到国内安排后即可以成行。当年底，回到国内的理雅各正式来信相邀。此时王韬的母亲已经去世，没有后顾之忧，便接受了理雅各的邀请。王韬安顿好在香港的妻女后，于当年12月15日搭乘普鲁士轮船离开香港，前往欧洲各国游历。王韬这次游历，途经十余个国家，行程达数万里。
走进太平天国的西方外交官。左一为曾任美国公使列卫廉译员，参与起草《天津条约》的丁韪良
这次行程，王韬从香港出发，途经新加坡、槟榔屿、锡兰，入红海亚丁湾。在苏伊士运河，王韬改乘火车至开罗，再从开罗乘火车到亚历山大港，在亚历山大港又坐轮船过地中海、意大利港口墨西拿，到法国马赛港登岸前往法国首都巴黎。然后从巴黎到戛雷海口，再乘轮船经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最后从伦敦乘火车前往苏格兰杜拉村，那里是理雅各的家乡。
王韬的海外之行，一路的新奇，心细的他把所观察的一切都做了详细的笔记。游历途中，他目睹世界性的自西向东的弱肉强食景象，都使他产生深刻的触动。祖国被强者蹂躏，新加坡华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锡兰佛教的神秘，亚丁对英国的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他的笔记中都有深刻的评论和描述。
这次游历，王韬在法国停留了十余日之久。法国文明使他大开眼界。他的笔记里充满了对新奇事物的生动描述。他在笔记中写道：
越两日，抵马塞里，法国海口大市集也。至此始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衡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环游市廛一周，觉货物殷阗，人民众庶，商贾骄蕃。……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道路坦洁，凡遇石块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随时修补。车声辚辚，彻夜不绝，大商巨铺，格局堂皇。酒楼食肆，亦复栉比。客至呼肴，咄嗟立办。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栽树木，樾荫扶疏……盖藉以疏通清淑之气，俾居人少疾病焉。余观影戏，时不期而集者千数百人，余座颇近，观最明晰。所有山水人物、楼台屋宇，弹指即现，生新灵动，不可思议。其中有各国京城，园亭绮丽，花木娟妍，以及沿海景象，苍茫毕肖……已之者，真下啻环行欧洲一周矣。[4]
途经法国，细心的王韬特别注意观察了法国的人文风情、社会文化，他先后观看了法国的一些博物馆和法国的一些学校，这些地方都给王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是一个世界艺术品云集的地方，拿破仑在征服欧洲各国的时候，将被征服国家的大量艺术品运回国内，送到卢浮宫珍藏。虽然后来，这些艺术品一部分归还了原属国，但这里仍然收藏着许多珍品。王韬在参观了卢浮宫博物馆后这样写道：“法京博物院非止一所，其尤著者曰‘鲁哇’，栋宇巍峨，崇饰精丽，他院均未能及。其中无物不备，分门区种，各以类从，汇置一屋，不相肴杂，广搜博采，务求其全，精粗毕贯，巨细靡遗。凡所肿陈，均非凡近耳目所逮，询可谓天下之大观矣……一曰生物……一曰植物……一曰宝玩……一曰名画……一曰制造……其他各物，更仆难悉，往游者无不兴观止之叹。余以海角羁人而得睹其盛，不可谓非幸已。”[5]
《普法战纪》
在法国十余天的短暂停留后，王韬从巴黎乘坐火车到加莱海口，又辗转来到了英国的多佛尔，然后又换乘来到了伦敦。在英国，曾出过这样一个插曲。伦敦有家照相馆出于商业目的，说如果照相馆能够悬挂他的照片，将十分的荣幸。王韬不明就里，默认了这种赤裸裸的商业炒作。虽然他为此得到了12张他的照片，但中国人的长辫子还是被作为一种新奇来进行生意招徕。后来，王韬在阿伯丁街上散步，被一群儿童尾随，他们看着王韬的长袍马褂和长辫子，误以为他是一位正在欧洲旅行的中国“巨人”的妻子，因而大声喊他“中国太太”。这使王韬感到尴尬，但他又很绅士地幽上一默说，噫嘻！我本是一个雄奇男子，却被不知道的，当作中国太太了。[6]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尴尬，但王韬还是被英国的市政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所吸引了。根据王韬的记述，英国城市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富有活力。街道上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商业的繁荣，都给王韬一种清新的景象。更让王韬感到惊奇的是，宽广的街道中间走车，两旁行人，间有木柱标志。每日清晨，有水车洒扫沙尘，纤垢不留，杂污务尽。地中亦设长渠，以消污水。市民的日常生活极为方便。
这次游历中，王韬对乘火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感觉“如迅鸟之投林，狂飙之过隙”。通讯设施则有密布全国的公共电信局网络，如此等等。
王韬在居住和旅行英国期间深感英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差别，他的书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英国社会的向往之情。他自海道进入英国时，英国海关尽可能地给入境者提供便利，不像中国海关那样给人一种冷漠和不便之感。
在英国的游历中，王韬发现了一件令他感到尴尬与不快的事情。一天，他在英国街头，看到爱丁堡一份报纸，违背事实地杜撰有关曾国藩对待西人态度的文章。该报以“曾国藩与某当轴书”为题，说中国官员对待西人如何的不友好。文章中说，“一论轮车铁路之断不能开；二论西人不能擅入内地；三论西商购买丝茶不能自入内地成交；四论西人船舶不能在内河行驶；五论西国驻京公使面圣须俟今上圣龄二十岁以外……西人如有不从，则必出于战”。[7]
王韬深知，作为洋务派主要人物，曾国藩在多种场合主张中西文化交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这些言论显然与曾国藩的主张不合。显然是英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杜撰编造，目的是在蒙蔽英国社会，煽动民间反对中国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王韬在英国期间，积极向英国各界介绍中国情况，消除偏见。对于英国某报纸所言，王韬说，这并非曾中堂所致贵国之书，曾中堂主张中西交流，主张东西修睦，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显然是一些人的蛊惑人心之辞。
本文根据《少年行》改写
王韬积极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情况，一些没有根据的议论逐渐减少。王韬欧洲之行，所到之处积极介绍中国社会动态，他还通过著书的形式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世界。他的这些举动可谓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富意义的壮举。
在王韬之前，中国虽然有一些商人到过欧洲，但都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即便当时的林则徐、魏源等开明人士与洋人多有交往，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好似雾里看花，一知半解。西方传教士虽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但也大都是片面的介绍，西方世界对古老中国的认识依然是神秘莫测。因而，不理解和偏见在隔膜中产生。
王韬赴欧游历期间，清朝虽然也派遣过一个蒲安臣使团前往欧洲各国游历，但那是一个以西人为主体的使团，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1875年，清政府委派郭嵩焘出使欧洲，陈兰彬为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大使，中国政府才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郭嵩焘和陈兰彬出使之前，都曾拜访过王韬，了解海外情况。从这个层面讲，王韬的欧洲游历，是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留学。
欧洲游历，王韬经历两年半的时间，他与理雅各一道于1870年1月5日启程离开杜拉，转道伦敦、巴黎返回香港。返回途中，他将携带的一万一千卷中国书籍赠给大英博物馆。在巴黎，他拜访了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连博士，与他就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回国后，王韬编著《普法战纪》，创办《循环日报》，极力宣传变法图强，学习国外先进思想、技术，一时名声大振，成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变革先驱。以至于今天，他仍然在影响着为数众多的中国人。
1897年秋，王韬在上海病逝。100年后，他的故乡苏州甪直筹建了一座占地800平方米的王韬纪念馆。在这座典型的清式宅园中，王韬半身铜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迹陈列室中，另一侧是《循环日报》的复制品，厅柱上镌刻着康有为题赠给王韬的对联“结想在霄汉，即事高华嵩”。值此王韬诞辰190周年之际，他心怀家国、变法图强的光辉思想，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国家富强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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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海林：《王韬评传》，第 14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
[2] 王韬：《漫游随录》卷一，第65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3] 张海林：《王韬评传》，第10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4] 《走向世界丛书：漫游随录》第 82，83 页，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5] 张海林：《王韬评传》第109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6] （美）柯文：《王韬与晚清革命》第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张海林：《王韬评传》，第 116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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