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8月，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擅自出宫，违背祖制”为由，下令将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太监安德海处死，一时大快人心，被称为“当世之豪杰”。慈禧知道后，也只能吞下这苦果，承认既成事实，后来还给丁宝桢升官，实在有意思。俗话说，“打狗还看主人”，巡抚丁宝桢处决安德海之前后过程，居然没告诉慈禧，而慈禧也全然不知，被“先斩后奏”了，丁宝桢胆子未免太大了吧！慈禧可是晚清实际主政者，权势熏天，且手段狠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都不敢惹她，为何丁宝桢就敢杀了慈禧大红人呢？难道就不怕被收拾吗？其实，这是晚清一场政治大博弈，朝廷内部慈禧与慈安、同治、恭亲王等之较量，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较量，慈禧在没占据绝对优势之情况下，只能吞下这苦果。当然，太监安德海为人嚣张，本就该死，而卷入这场政治博弈，就死得很惨了。
一、先看看安德海之生平，及其成为慈禧红人之路径——卷入了晚清政治斗争
安德海，清末大宦官，河北南皮人，慈禧太后最宠爱之太监，风光无限。1868年冬，安德海在北京大酒店举办“规模空前”之婚礼，迎娶徽班当红花旦，年仅19岁的女艺人马赛花为妻，上了清朝各大报刊之头版头条，海内皆知。太监娶妻，封建时代也是见怪不怪，可如此明目张胆地大摆酒宴，还是头一次见到。当然，慈禧很给面子，特地赏赐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算是“礼金”了。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问题。首先，安德海耐不住寂寞，喜欢出风头，经常刷存在感，生怕世间不知道有安德海这人物。再则，安德海靠山给力，慈禧支持他，没人敢找他麻烦。慈禧宠爱安德海，自然是有原因的，除了安德海油嘴滑舌，更多的是安德海是慈禧政治上铁杆拥戴者，甘愿充当马前卒。
1861年7月，一向风流成性的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临死之前，咸丰遗命皇长子独苗载淳继位，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小皇帝处理国政；慈安、慈禧则只有“印章”，给圣旨盖章，走走形式而已。如此，权力欲望强烈的慈禧自然不满，于是向八大臣提出“垂帘听政”之请求，可被肃顺拒绝，直言“太后垂帘，有违祖制”，将慈禧排挤出帝国核心之外。肃顺不但拒绝慈禧垂帘，还曾数落她，甚至建议咸丰皇帝效仿汉武帝“勾弋故事”，处死慈禧，以防后宫、外戚联合专政。如此，慈禧与肃顺之关系非常紧张，是绝对的死敌。
没能得到垂帘之权力，慈禧便想联合同样受肃顺排挤，且没得到托孤大权的恭亲王奕，一起干掉肃顺等人，夺取帝国大权。此时，奕正在北京与英法公使举行会谈，商讨签署条约事宜，不在承德。按照清朝法律，亲王没有皇帝授命，不能随便离开北京，否则将视为大逆不道，想要造反，后果很严重。对此，慈禧很了解，所以她便找来安德海，让这位小太监传达自己信息，联系恭亲王。安德海很给力，昼伏夜出，躲过了肃顺等人之眼线，偷偷来到恭亲王府，将慈禧意欲发动政变之计划告诉奕，希望恭亲王能够支持。
奕得到消息后，写折子发往承德，要求奔丧，祭拜兄长。肃顺可不是一般人，自然知道奕此行之目的，于是拒绝恭亲王来承德，说是北京事态紧急，列强步步紧逼，恭亲王责任重大，岂能离开呢！恭亲王不能来承德，慈禧太后自然玩不起政变，内心之煎熬可想而知。此时，安德海建议慈安、慈禧动用“御赏”与“同道堂”两枚印章，直接发布圣旨，密令恭亲王来承德。接着，安德海手持圣旨，再次来到恭亲王府。为此，奕决定出发，他化妆成萨满教徒，来到了承德，与慈禧商议发动政变事宜。由此，慈禧才能顺利发动“辛酉政变”，取得垂帘之权力。
慈禧发动政变时，只是26岁的小姑娘，手段虽然狠辣，可威望不行，无法牢牢控制朝政大权。此时，大清帝国名义上是“太后垂帘，亲王摄政”之二元体制，实则是亲王决定，太后盖章，慈禧并没取得独断之权力。要知道，恭亲王不是一般人，英国人对其评价：“非常善于隐藏自己实力，而后给予对手突然袭击，一招致命”。此外，恭亲王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地方督抚结成战略同盟，控制朝廷到地方之行政大权。如此，恭亲王地位非常显赫，慈禧也只能给他面子。
恭亲王权力大，地位显赫，可毕竟不是皇帝，不可能独揽一切。再则，顺治年间多尔衮摄政对皇权造成之威胁，让大清皇帝、官员对“摄政王”深感不安，生怕恭亲王成为第二个多尔衮。对此，安德海决定收集有关恭亲王之“情报”，并第一时间送给慈禧，及时掌握奕之政治动态，以便于寻求应对之策。1865年，安德海趁着御史弹劾奕之机会，建议慈禧发动突然袭击，敲打恭亲王。此外，安德海还亲自草拟诏书，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之罪名，革除恭亲王议政大臣、军机大臣职务，不许再干预政务。当然，慈禧太后只是摆出姿态而已，并不敢真拿恭亲王怎么样。不过，此举表明慈禧太后想大权独揽，安德海甘愿充当马前卒，对抗慈禧政敌。如此，安德海便与恭亲王结下了仇怨。
得罪恭亲王，也许还没什么，毕竟有慈禧罩着，奕也不敢对他怎样。但是，安德海政治水平太低，得罪了不该得罪之人，卷入了一场更大之政治、家庭纠葛。咸丰死后，年仅6岁的独苗载淳成为皇帝，年号“祺祥”，后改“同治”。载淳，慈禧所生，可慈禧当时还是小妾一枚，不能抚养载淳，载淳由皇后慈安抚养。此外，慈禧太过严厉，非打即骂，而慈安却很仁慈，处处为小皇帝着想。由此，同治皇帝对慈安感情很深，对慈禧则没啥感情，母子关系令人堪忧。同治不听话，慈禧自然不满意，可前面挡着慈安，自己也无可奈何。要知道，慈安是东太后，慈禧是西太后；就算慈禧是皇帝亲妈，地位也要低慈安一等。
慈禧是个权力欲望很强之人，儿子不听话，这还得了。安德海呢？了解慈禧内心之想法，于是经常收集有关同治皇帝之情报，让慈禧第一时间了解儿子情况。对此，同治皇帝非常不满意，对安德海很是厌恶，可他是慈禧红人，就算自己是皇帝，也不能对他怎样。同治，毕竟是皇帝，名义上是天下之主人，可却受制于小小蓝翎太监，未免太憋屈了吧。打击同治，自然就是打击慈安。安德海经常跟慈安长反调，慈安对同治之教育情况、方法，安德海均如实告诉慈禧，还提出应对之策。如此，安德海惹毛了慈安、同治。
二、慈安、同治、恭亲王、地方势力派，联合弄死安德海——给慈禧下马威，展示权威
安德海惹恼慈安、同治、恭亲王，甘愿充当慈禧马前卒，卷入了晚清政治斗争之漩涡，给慈禧当枪使了。其实，慈安、同治、恭亲王等人之政敌是慈禧，而不是安德海，只是这家伙政治水准不高，非要当枪手，就只能被吊打了。卷入政治漩涡，与慈安、同治、恭亲王等帝国核心要员结下了仇恨，这是安德海被处死之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安德海平时嚣张跋扈，目无王法，经常敲诈勒索官员、商人、百姓，搞得天怒人怨。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后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对其非常不满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宝桢等自诩“以天下为己任”，试图救亡图存，岂能容忍安德海如此嚣张，如此祸害朝纲呢？这不是明朝，宦官集团远不是文官集团对手，这些地方实力派，势必会铲除安德海，而不用担心引起多大风波。
1869年8月，安德海以为同治皇帝采购婚礼用品为由，一行几十人，大摇大摆地从北京南下，走京杭运河，准备去江南采购物品。明眼人都知道，安德海采购物品只是幌子，实则是想乘机敲诈地方官员，赚取一笔财富。从北京走大运河下江南，必经之路就是山东，也就丁宝桢辖区。丁宝桢，贵州毕节人，晚清著名官吏，清正廉洁，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绝对的封疆大吏，掌握一省军政、民政、财务、司法等大权。对安德海之为人，丁宝桢可谓是深恶痛绝，早就想将其解决。“方今两宫垂帘，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各职其职，中兴之隆，轶唐迈宋。惟太监安德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奕䜣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选自《庸庵文续编》）
1869年5月，丁宝桢进京述职，面见同治皇帝，直言：“兹经天语亲承，既遂瞻就之私忱，实辜率循之有自。惟有恪遵圣训，殚竭血诚。于一切应办事宜，正己率属，认真经理，驭之以严肃，矢之以慎勤，用期物阜民安，在上酬高厚鸿慈于万一。”意思是说，若要中兴大清帝国，就必须要强化吏治，以民为本，铲除不法分子。皇帝执政严肃，自然是要将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不能受制于人。此时，丁宝桢这话寓意明显，就是希望同治帝能够寻找机会收拾安德海，砍掉慈禧之“爪牙”，为实现中兴大业做准备。同治，本就对安德海不满，而丁宝桢又支持自己动手，这自然是好事。要知道，丁宝桢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股势力，即是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势力，帝国之绝对根基。
丁宝桢对朝廷中心耿耿，为人刚正不阿，慈安、同治、恭亲王等自然想借助其力量收拾安德海，以震慑权力欲望强烈的慈禧。从安德海进入山东到被处死之过程看，这的确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之行动，绝不是丁宝桢之“一时冲动”所致。7月21日，安德海进入德州，丁宝桢立刻将情况汇报北京，并拟定好罪名四条：“我朝不准宦官与外人勾结，不许随意外出办事；龙袍一向由制造局搞定，何劳太监远涉靡废；太监外出，必须有公文；安德海用龙袍旗帜、女乐等，违制妄用”。（选自《清穆宗实录》）总之就一句话，安德海此次出行没朝廷公文，属于私自外出，违背了祖宗制度，是非法行为。如此，为丁宝桢诛杀安德海，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边汇报朝廷，一边则命令沿途官员截击安德海，将其逮捕。但是，德州、东昌等地方官员畏惧安德海，更畏惧慈禧太后，自然不敢动手，对巡抚大人之命令置若罔闻；这些人阳奉阴违，是典型的骑墙派。如此，丁宝桢便动用武装力量，命总兵王正起发兵追击，武装逮捕，终于在泰安境内将其抓获。丁宝桢抓获安德海时，所发出去的公文还在之北京路上，并未到慈安、同治、奕等核心要员手中，而丁宝桢却敢提前行动，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结成同盟，事先商定好抓捕策略。果不其然，公文到北京后，同治帝则发出上谕，现摘录如下：
“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选自《清穆宗实录》）
从上述《穆宗实录》之记载可以看出，慈安、同治、奕、丁宝桢等确实提前策划好，丁宝桢有处置安德海之全权，可以“就地正法”，而“毋庸再行请旨”。同时也可以看出，同治皇帝诛杀安德海之心情何其迫切，早就想将其处死，以示天子之威严。当然，慈禧对此还是一无所知，直到安德海被诛杀后，她才收到消息。8月7日，丁宝桢下令处死安德海，晚清风云一时的慈禧大红人，就此被诛杀，此乃大快人心也。
三、慈禧被迫妥协，还承认处置结果——本身权力有限，中央集权也衰微
丁宝桢诛杀安德海后，第一时间上报朝廷，慈禧也获知消息，内心虽愤怒无比，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慈禧本身权力有限，且中央集权体制已经严重衰落，她不可能拿丁宝桢这地方实力派怎样。就慈禧自身权力而言，她还没达到“天下皆畏惧之”这地步，并且实现所谓的大权独揽。道理简单，首先，咸丰有遗诏，明确慈安地位高于慈禧，且可以在必要时候将其处死。其次，恭亲王奕权力显赫，是“摄政王”，还是总理衙门大总管，掌握帝国政务；在“甲申易枢”之前，慈禧还没取得对恭亲王奕之绝对优势。最后，同治皇帝已经准备亲政，按照规矩，慈禧应该放弃“垂帘听政”，将手中所有权力归还皇帝。
慈安、同治、奕等要诛杀安德海，丁宝桢这地方实力派也是如此，慈禧能奈何呢？如今朝廷权威下降，帝国运行全部依靠这些汉族官员；他们是帝国稳定之根基，没有他们拥戴，满清岂能玩得转。安德海被诛杀，曾国藩高兴说到：“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李鸿章则说：“快哉！快哉！稚璜成名矣！”左宗棠则言：“真乃当世英雄是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是汉族地方实力派之代表人物，掌握大清帝国最精锐之武装力量湘军、淮军、楚军，是王朝稳定之基石。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公开支持丁宝桢诛杀安德海，为其摇旗呐喊，慈禧不让步也不行。
事实证明，慈禧闻知安德海死后，不但为惩罚丁宝桢，还不得不承认事实，承认安德海私自外出乃“违背祖制”，罪当万死。慈禧很无奈，不但未能给安德海“讨回公道”，为了不被他人打脸，慈禧还“火上浇油”，发布懿旨：安德海随从太监六人，管家两人，保镖五人，全部处斩；抄没安德海在北京之房产、田产，并将管家王添福绞死；将处斩安德海之奏折统一编成条例，以儆效尤。可以说，慈禧不但吞下“安德海被杀”之苦果，为了政治利益需要还不得不“火上浇油”，将安德海踢出去。丁宝桢呢？继续在山东巡抚任上待着，加封太子少保衔，后则调任四川总督，并带去了“宫保鸡丁”这道名菜。
参考文献：《清穆宗实录》、《庸庵文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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